国画《重庆谈判》在我市展出。记者 巨建兵 摄
1945年8月周恩来和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在重庆机场。 记者 熊明 实习生 秦洋 翻拍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由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承担的“第二次国共合作”课题研究已近尾声,其成果《第二次国共合作纪实丛书》即将面世。
该丛书共四题12卷700万字,包括《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国民参政会纪实》、《重庆谈判纪实》和《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依照时间顺序,以事件为中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发生、发展、曲折、直到最后破裂的过程。
据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周勇介绍,1985年至1992年之间出版的同名丛书共四题八卷500万字,参加编研的有老领导、老学者孟广涵、周永林、王明湘,国内著名的史学专家章百家、杨奎松、牛军等,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陆定一、许德珩和王炳南、童小鹏,以及史学前辈李新等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其中的《重庆谈判纪实》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肯定。30年来,国家档案馆公布了一大批史料,国际学术交流的大门打开,中国学者得以走出国门,接触到更加丰富的历史资料。重庆于2007年起启动了海外档案资料收集工作,先后派出40多人次到美国、英国、日本、荷兰等国家和台湾地区,收集了大批珍贵史料。此外,课题组还收录了近年来中共党史及共产国际史新的研究成果,如领导人年谱、回忆录等。编者们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补充、完善、考订工作,增加了4卷200万字,从而对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更为清晰和丰满。
“在这八年中,我们抱持着一种新的理念,重新审视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而这个理念就是:坚持中国立场,国际视野,学术标准,一流水平的原则,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更为详实的史料,着重展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缔造的成果及对现实的深远影响。”他说。
近日,记者对参与课题编写的几位主要专家进行了专访。
合作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的主流
主持《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增编工作的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潘洵教授,将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称作是“一个家庭中有矛盾有分歧的两兄弟似的关系”,“在平时,兄弟之间有矛盾、有分歧,甚至会拌嘴打架;但当家庭受到外来冲击,遇到有人来抢家里的东西,就会齐心合力对付外人。”
他说,在民族危机面前,合作始终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的主流。如抗战期间,国民党批准八路军(后改为十八集团军)在大后方多个地方设立办事处;中共中央在大后方的机关刊物《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一直在战时首都重庆公开发行;周恩来长期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国共两党围绕分歧矛盾的谈判也一直在进行。潘洵认为,历史表明,即使发生皖南事变这样严重的军事冲突,国共两党仍然相忍为国,维系了抗日的合作,而没有走向民族的分裂。
“外敌当前,在国家和民族利益面前,两党没有含糊。”潘洵感慨地说,以往的宣传和研究主要注意了国共合作中两党的斗争,而此次的增补则希望更多地发掘国共两党为国家民族大义而相忍为国、互相合作一面,还原完整的历史。这也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留下的一笔重要遗产。
重庆谈判是国内外诸因素推动的结果
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0日进行的重庆谈判,是抗战胜利后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个标志性重大历史事件。可以说,重庆谈判是国内外多因素促成的结果,在43天的谈判中,除毛泽东与蒋介石以及国共双方代表的正面交锋外,应该讲其背后的大国博弈也是暗流涌动。主持《重庆谈判纪实》增编工作的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刘志平告诉我们,从近些年披露的史料文献中看出,重庆谈判是国共两党顺应国内民众要求战后和平诉求的努力,也从始至终都在美苏等大国的关注和影响中。从一定性质上讲,重庆谈判既是国共两党为解决战后国内问题进行的政治较量,也牵涉到战后国际关系和亚太地缘政治格局问题。因此说,中国抗日战争及其战后前途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整个世界的发展进步紧密连在一起的。
刘志平告诉记者,这次重庆谈判史料主要增加了近二十年的新史料新成果,如《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杜鲁门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近年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在海外搜集的“蒋介石日记”、“王世杰日记”等。这些史料的公开,将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了解重庆谈判的历史过程及真相,以及对中国战后前途的深远影响,乃至于对战后国际关系和亚太地缘政治的影响。
国民参政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为新中国政治制度打下基础
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黄晓东主持政治协商会议和国民参政会部分的增编。他指出,抗战时的国民参政会和战后的政治协商会议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其中的成功实践,为新中国政治制度打下了基础。
为什么这样说?“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参政会于1938年7月正式成立,是抗战时期各党派参政议政的国家咨询机关。共召开了4届13次会议,其中有11次是在重庆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则在1946年1月于重庆召开,是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以及各中间党派为战后和平建国大业召开的会议,俗称‘旧政协’。1949年,中国共产党邀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共同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就是‘新政协’,最终成立了新中国。三者之间有承继关系。”
黄晓东说,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民党党员人数众多,极少数是中共党员,但中共坚持团结抗战,联合中间派,发出抗战到底的呼声,抨击国民政府主政不力、钳制舆论等,从而导致通货膨胀、贪污舞弊等现象严重,有效地遏制了国民党意欲独裁的企图,体现出了强大的民主力量。
政治协商会议围绕中国的前途和未来,在政治上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会议讨论了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经过艰难的协商,五个方面均形成了决议案,为理想中的联合政府打造了一个雏形。
他说,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国民参政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坚持的“遇事协商”的组织形式和议事原则,给新中国的政治制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政治样本和真切的实践,“这是重庆对新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贡献”。
课题中,仅国民参政会部分,黄晓东和课题组成员就整理了近100万字新的档案史料。“我们补充了当时的会议记录、相关人士的提案等,较之以往,国民参政会本身和它所起的积极作用将会在课题中有更充分的展现。”（记者 申晓佳 实习生 李海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