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一九五○年初预言的西南后面“真正的战争”,远远不只是前一阶段的征粮、剿匪等。他把接下来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比喻为西南的“淮海战役”,而把再之后的土地改革则比喻为西南的“渡江作战”。[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西南局起草的复中共川北区委关于预收租谷问题请示的电报,1950年7月15日。]
有步骤地展开清匪、反霸斗争,继而进行减租减息,为土地改革做好准备,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对新解放区的农村工作做出的统一部署。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邓小平主持召开西南局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从一九五○年冬到一九五一年春,在西南全面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
为什么要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邓小平作了具体阐述。他指出:这一斗争的目的,一是,要进一步打击封建势力,“改变封建势力仍占优势的阶级力量对比,获取农民的优势和革命的巩固阵地。”[《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209页。]二是,为下一步进行土地改革做准备。“减租退押反霸为农村改革不可超越的步骤,做好这一步就是在群众条件和干部条件等等方面,为土地改革做了最实际的准备。”[《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332页。]
清匪,就是清除土匪,肃清匪患。西南地区前一段大规模的剿匪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股匪祸患基本被肃清。但是,还有一批残匪、散匪藏匿于广阔的农村,伺机死灰复燃。要彻底肃清匪患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对此,邓小平清醒地指出:“土匪问题是个很复杂的长期的斗争”,消灭封建势力的斗争始终“都要包括这一问题来解决”。[讨论剿匪问题邓小平发言记录,1950年5月8日。]
反霸即反恶霸势力。西南的恶霸与土匪、地主多为几位一体。贵州的地主中百分之四十是恶霸,而这些恶霸中只有个别的没有当土匪。恶霸势力极力阻挠共产党和新生人民政权的政治领导。他们或明目张胆、公开发动武装叛乱,或暗中出钱出力支持土匪抢劫破坏,或用各种方式腐蚀农协干部,控制农民协会的领导权。剿匪、征粮时,从策略上考虑没有提反霸。下一步要开展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必然会引起土匪恶霸的疯狂反扑。因此,要顺利开展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必须同时开展清匪、反霸的斗争。对此,邓小平明确提出:“不反霸就不能达到减租的目的,过去不提反霸口号是正确的,现在不提就是错误的。”[《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210页。]
在邓小平和西南局的领导下,西南各地农村从一九五○年十一月起,普遍开展了清匪、反霸运动。清匪与反霸紧密结合,同步进行。在清匪中,村村动员,人人上阵,一村捉匪,四村响应。在反霸中,各地发动群众对恶霸进行认真甄别,剥夺他们在基层社会所摄取的种种特权和地位,翦除他们所掌控的武装,召开大会揭发、控诉他们的罪行,并依法进行了惩处。到一九五一年春,西南各地的清匪、反霸运动顺利结束,稳、准、狠地打击了封建土匪和恶霸势力。
西南地区差不多在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的同时,还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开展了一场为时一年时间的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