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少数民族工作,关键在于坚持从实际出发,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邓小平从西南的具体实际出发,在讲话中提出几条基本的政策原则:
一是,坚持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首先是反对大汉族主义。他指出:“只要一抛弃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
二是,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他指出,“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
三是,处理少数民族的事情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必须主要依靠少数民族内部的力量。他说:“对少数民族的许多事宜,不盲动,不要轻率地跑去进行改革,不要轻率地提出主张,宣传民族政策也不要轻率。”“不能由外面的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所谓阶级斗争”,“所有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都要由少数民族内部的力量来进行。”“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赞成就全部做。一定要他们赞成,要大多数人赞成”。
西南局原先确定在少数民族地区不搞减租,也不搞土改。然而,在一些苗族地区,绝大部分苗族群众租种汉族地主的地,他们要求减租和土改比汉族群众还迫切。但是,苗族上层少数地主分子却不赞成减租和土改。针对这个问题,西南局特别作出规定:凡是种的土地是汉族地主的,就实行减租和土改;而种的土地是苗族地主的,就不实行减租和土改,由他们本民族慢慢地采取协商的办法去解决。邓小平在讲话中对上述情况进行分析后指出:“减租、土改在少数民族地区不是完全不提,有些地区还应该进行,但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有这个要求,而且不是少数人要求,而是大多数人要求,不是我们从外面给他们做决定,而是由他们自己做决定。”
邓小平在讲话中,还谈到做少数民族工作的态度问题。他说:“我们的工作态度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我们做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都应该采取这种态度。”[《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61—171页。]
邓小平自己身体力行,老老实实向各方面学习。中央民族访问团副团长、清华大学教授费孝通是一位知名社会学家。邓小平邀请他到办公室叙谈,向他请教。半个多世纪后,费孝通回忆说:
“我一生经历的事情可谓不少,大多已经淡忘,但是有的不仅没有忘却,在脑子里反而越来越清晰了。比如我还能清晰地记得一九五○年七月,我随中央民族访问团到贵州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的时候,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同志,召我去同他讨论当时民族工作中应该抓住什么问题的那一幕。小平同志谦虚地对我说,他在少数民族问题上还是个‘小学生’,需要向做过民族工作的同志学习,他要我‘多参谋参谋’。在小平同志虚怀若谷、实事求是的态度的鼓舞下,我在这位赫赫有名的刘邓大军的统帅面前,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对少数民族工作的一些看法和建议。”[费孝通《难忘两件事》,《人民日报》2004年8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