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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读本》连载

导言:从历史认识中国共产党

谢春涛 主编

2014年09月15日14:25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认识一个政党的最好方式,是了解它的历史。认识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

九十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刚成立之时,几乎不为人所知。即使知道,也未必会料到这个党能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因为,在此前后的中国,曾先后有过二三百个政党。这些政党在刚成立时,往往都宣称救国救民,但绝大多数很快烟消云散。

可是,这个党与众不同。虽然一开始力量很小,只有五十几个党员,却肩负起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任。几年后,同国民党一道,掀起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国民党叛变革命后,独立领导土地革命战争;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再度同国民党合作,进行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当国民党违背民意发动内战时,坚决反击,很快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领导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就在于长期用自己多方面的模范行动,真正赢得了最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

坚定地捍卫国家民族利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目标之一,就是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实现独立和解放。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就通电全国,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此后,又多次声明,如果国民党停止内战,中国共产党愿意放弃“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愿意把自己的军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愿意把自己的根据地变成国民政府统一管辖下的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并得到和平解决,从而实现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局面。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抗日,消灭和牵制大量日伪军,对中国以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中,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民族英雄。东北抗日联军的杨靖宇将军战斗到弹尽粮绝也绝不投降,牺牲后日军解剖他的遗体,发现肠胃内没有一粒粮食,只有树皮棉絮。日本人肃然起敬,没有想到,一个人的意志能坚定到如此程度。狼牙山五壮士,宁可跳崖也绝不愿意被俘。新四军刘老庄连,与日本侵略者殊死决战,全部壮烈牺牲。反观当时执掌全国政权的国民党,长期实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丢失大片国土;全面抗战之初虽然比较努力,但不长时间后即多次发动反共摩擦;其所领导的政府和军队,也有大批人员投敌叛变,帮助日本侵略者奴役中国人民。

真诚地解决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民生问题。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把为最广大的中国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使命。并且,清楚地认识到,最重要的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大革命后期,就试图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争取地主富农抗日,改行减租减息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又没收地主多余的土地分给农民。这些做法,自然会使广大农民感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他们谋利益的党,他们要参加这个党领导的军队,不能参军者也踊跃支前。而国民党虽然自孙中山开始,就喊出了“平均地权”的口号,但在中国大陆始终未能得到落实,连减租减息都没有真正实行过。他们同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能触及地主的利益。

努力地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让人民当家做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诉求。在自己局部执政的区域,中国共产党实行了高度的民主——普选。考虑到大多数选民文化程度不高,甚至不识字,还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了多种投票方法:识字多的选民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选民用画圈法、画杠法,完全不识字的选民用投豆法。在政权组成人员的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陕甘宁边区选上的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后,有人辞职来维持三分之一。而国民党统治区实行法西斯特务统治,与根据地、解放区形成了鲜明对比。

党、政府和军队高度廉洁。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曾经自豪地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十个方面的“没有”,明显是针对国民党统治区讲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派人到沦陷区接收时,被称为“劫收”。民众讥讽那些接收大员是“五子登科”,即只知道掠夺金子、房子、车子、票子、女子。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更是腐败透顶,丧尽人心。194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选出的第一届院士81人中,1949年随国民党到台湾者仅有9人,滞留国外者12人,逝世1人,其余59人都选择了留在大陆。著名学者季羡林晚年回忆说:“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蒋介石后来也总结失败的原因,认为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 !”

两位长期生活在中国、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相当了解的美国人的评论也很能说明问题。一位是20世纪40年代末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他在后来分析国民党失掉大陆的原因时曾说:“整个来讲,不论是对中国的民众(特别是农民),或者是对国内国外的观察家,共产党都能给他们这样一种印象:它是全心全意致力于人民事业的,它是真正希望促进中国的民主事业,希望中国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获得一个真正独立而强有力的地位。”“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成员对它的事业抱有无私的献身精神,可悲的是某些国民党员缺乏这种精神。”另一位是稍早一些的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谢伟思。1944年,他作为美国军事观察组成员访问延安后,如此记述了自己的发现和感受:“我在延安看到的是一次具有政治和经济纲领的、组织得很好的运动,它正在能干的领导人的领导下成功地完成着。”“它后面有某种动力,而且它把自己和人民联系得如此紧密,因而将不会被轻而易举地扼杀掉。”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又取得了多方面的执政成就:

政治上,建立了各级人民民主政权。一般人以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武装夺取的。这没有错,但不完全。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新政权的建立过程看,又应该说是选出来的,老百姓授权的,符合民主政治的一般原则。新政权的建立一般经过三个步骤,先是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安定新解放地区的局势;第二步,协商产生临时性政权;第三步,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正式的政权。政权的参与者来自方方面面,受到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

经济上,恢复了被多年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1949年国民党逃往台湾时,带走了大陆多年积累的黄金、白银、外汇和重要文物,留给共产党的完全是一副烂摊子。有人等着看共产党的笑话。他们认为,共产党打仗可以打一百分,搞政治也能打八十分,搞经济可能是零分。这严重低估了共产党人的能力。党内不光有周恩来、陈云这样的经济行家,更重要的是能用正确的政策调动方方面面群众的积极性。对农民,实行了土地制度改革,使他们分得了七亿亩土地;对工人,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国营经济,使他们感到政治和经济上都得到了解放;对民族工商业者,不光不没收他们的资产,反而还通过加工订货等方式帮助他们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些办法,使国民经济到1952年底就恢复到旧中国的最高水平——1936年的水平,特别是迅速解决了国民党统治时期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

外交上,荡涤了帝国主义的污泥浊水。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共中央还在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其中一条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他形象地把中国比作一间屋子,过去什么人都进来踩上两脚,藏污纳垢,应该彻底打扫干净,然后再请客。所谓打扫,就是不承认旧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因为帝国主义侵略而失去的国家民族权益尽可能收回。在这之后,外国帝国主义曾经在中国享有的不正当权益尽数消除,曾经失去的国家主权和民族权益迅速回到中国手中。就连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订立的有损中国权益的条约,也通过毛泽东、周恩来访苏期间的艰苦谈判而废除,重新订立了平等的条约。这一切,就印证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国防上,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武装干预,战火迅速烧到中朝边境,严重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美军还进入台湾,直接干涉中国内政。在此情况下,是否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出兵援助,成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严峻考验。出兵意味着要同美国直接较量,有没有可能不光打不赢,反而引火烧身,把战争引入中国境内?而不出兵,美军到了中朝边境,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随时有可能找借口侵犯中国。经过反复权衡,中共中央决定派志愿军援助,并提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这场战争,虽然中国付出了伤亡36万人的代价,但打出了军威、国威,维护了国家安全,具有深远意义。1958年,彭德怀元帅在抗美援朝战争总结报告中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表明,过去一百多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海岸上架几尊大炮,就能控制这个国家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以上几个方面的努力及成就,表明了新中国“新”在何处,也具体说明了“解放”,到底意味着什么。

从1953年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又领导人民实现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近年来,因为改革开放使非公有制经济得到发展,农村也全面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有人认为改革否定了当年的改造。这完全是误解。当年改造建立起的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改革只是对原有基本制度的丰富和完善,绝不是要否定它。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建设国家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包括建立了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了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实现了“两弹一星”等尖端科技的突破,奠定了中国真正的大国地位;中美关系接近导致整个西方世界同新中国关系改善,为后来的对外开放创造了前提条件;还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至今还在发挥重要作用。

不必讳言,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也走过弯路,甚至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失误。但是,这些失误都是在探索中发生的。因为没有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苏联模式,那就不可能完全不出现失误。领导人也好,普通干部群众也好,动机愿望都是好的,都想把国家尽快发展上去,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在火红的建设年代,涌现出许多至今很多人还耳熟能详的杰出人物,包括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铁人王进喜,“两弹一星”功勋人物钱学森、邓稼先,还有雷锋、王杰等等。为了国家民族甘愿奉献牺牲的精神,在那个年代蔚然成风。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了过去犯错误的教训。1978年,邓小平等领导人出访发达国家和地区,又意识到中国的落后及其原因。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从而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这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向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创造了经济稳步快速发展、民主法制不断健全、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的发展奇迹;还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逐步展现出光明的前景。

近年来,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举世瞩目的上海世博会,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依然快速增长,这一系列重大成就和标志性事件,使国际社会刮目相看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等等成了国内外许多人探讨的问题。一些有识之士在思考: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执政成就?为什么一个政党成立已经90余年、执政超过60年,依然能够充满生机和活力?上述问题,在我们近几年同外国执政党的交流中经常被问到。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没有像苏东共产党那样丧失执政地位?为什么能够解决13亿人的吃饭问题?为什么能把中国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能实现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结合?为什么能实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为什么能保持香港、澳门的繁荣与稳定?为什么能使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不断发展?为什么能高效抗震救灾和成功举办奥运会?为什么能管理好有八千多万党员的大党? 在这些外国执政党的成员们看来,这全都是奇迹。

回顾中国共产党90余年不平凡的奋斗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之所以能在不同时期领导人民取得辉煌的成就,就在于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对民族、对百姓有担当,负责任,始终有着高尚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和党员,许多人或者出身富贵之家,或者此前已有较高社会地位,他们入党、参加革命,绝不是为了自己的生计。长征途中,红军指战员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定地跟党走,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民族危亡,拯救百姓大众出水火,他们不会指望革命胜利后能做什么样的官,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完长征全程。在建设和改革时期做出杰出贡献、赢得人们尊敬的英模人物,他们奋斗的动力也绝不是仅仅来自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而是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和对人民大众的责任。

在很多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有一些共同的东西:爱国家,要使国家强盛,关键时刻才能挺身而上;爱人民,为了大家都幸福,才会赢得百姓认同;干实事,恪尽职守,在平凡的岗位也能取得不平凡的业绩;守规矩,法规、党纪、道德牢记心中,才不会在复杂环境中出问题。 中国共产党过去成功,靠的是这些特质,现在和今后,依然需要其能够保持和光大。认识一个政党的最好方式,是了解它的历史。认识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

九十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刚成立之时,几乎不为人所知。即使知道,也未必会料到这个党能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因为,在此前后的中国,曾先后有过二三百个政党。这些政党在刚成立时,往往都宣称救国救民,但绝大多数很快烟消云散。

可是,这个党与众不同。虽然一开始力量很小,只有五十几个党员,却肩负起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任。几年后,同国民党一道,掀起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国民党叛变革命后,独立领导土地革命战争;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再度同国民党合作,进行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当国民党违背民意发动内战时,坚决反击,很快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领导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就在于长期用自己多方面的模范行动,真正赢得了最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

坚定地捍卫国家民族利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目标之一,就是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实现独立和解放。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就通电全国,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此后,又多次声明,如果国民党停止内战,中国共产党愿意放弃“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愿意把自己的军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愿意把自己的根据地变成国民政府统一管辖下的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并得到和平解决,从而实现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局面。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抗日,消灭和牵制大量日伪军,对中国以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中,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民族英雄。东北抗日联军的杨靖宇将军战斗到弹尽粮绝也绝不投降,牺牲后日军解剖他的遗体,发现肠胃内没有一粒粮食,只有树皮棉絮。日本人肃然起敬,没有想到,一个人的意志能坚定到如此程度。狼牙山五壮士,宁可跳崖也绝不愿意被俘。新四军刘老庄连,与日本侵略者殊死决战,全部壮烈牺牲。反观当时执掌全国政权的国民党,长期实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丢失大片国土;全面抗战之初虽然比较努力,但不长时间后即多次发动反共摩擦;其所领导的政府和军队,也有大批人员投敌叛变,帮助日本侵略者奴役中国人民。

真诚地解决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民生问题。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把为最广大的中国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使命。并且,清楚地认识到,最重要的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大革命后期,就试图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争取地主富农抗日,改行减租减息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又没收地主多余的土地分给农民。这些做法,自然会使广大农民感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他们谋利益的党,他们要参加这个党领导的军队,不能参军者也踊跃支前。而国民党虽然自孙中山开始,就喊出了“平均地权”的口号,但在中国大陆始终未能得到落实,连减租减息都没有真正实行过。他们同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能触及地主的利益。

努力地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让人民当家做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诉求。在自己局部执政的区域,中国共产党实行了高度的民主——普选。考虑到大多数选民文化程度不高,甚至不识字,还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了多种投票方法:识字多的选民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选民用画圈法、画杠法,完全不识字的选民用投豆法。在政权组成人员的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陕甘宁边区选上的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后,有人辞职来维持三分之一。而国民党统治区实行法西斯特务统治,与根据地、解放区形成了鲜明对比。

党、政府和军队高度廉洁。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曾经自豪地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十个方面的“没有”,明显是针对国民党统治区讲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派人到沦陷区接收时,被称为“劫收”。民众讥讽那些接收大员是“五子登科”,即只知道掠夺金子、房子、车子、票子、女子。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更是腐败透顶,丧尽人心。194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选出的第一届院士81人中,1949年随国民党到台湾者仅有9人,滞留国外者12人,逝世1人,其余59人都选择了留在大陆。著名学者季羡林晚年回忆说:“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蒋介石后来也总结失败的原因,认为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 !”

两位长期生活在中国、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相当了解的美国人的评论也很能说明问题。一位是20世纪40年代末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他在后来分析国民党失掉大陆的原因时曾说:“整个来讲,不论是对中国的民众(特别是农民),或者是对国内国外的观察家,共产党都能给他们这样一种印象:它是全心全意致力于人民事业的,它是真正希望促进中国的民主事业,希望中国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获得一个真正独立而强有力的地位。”“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成员对它的事业抱有无私的献身精神,可悲的是某些国民党员缺乏这种精神。”另一位是稍早一些的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谢伟思。1944年,他作为美国军事观察组成员访问延安后,如此记述了自己的发现和感受:“我在延安看到的是一次具有政治和经济纲领的、组织得很好的运动,它正在能干的领导人的领导下成功地完成着。”“它后面有某种动力,而且它把自己和人民联系得如此紧密,因而将不会被轻而易举地扼杀掉。”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又取得了多方面的执政成就:

政治上,建立了各级人民民主政权。一般人以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武装夺取的。这没有错,但不完全。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新政权的建立过程看,又应该说是选出来的,老百姓授权的,符合民主政治的一般原则。新政权的建立一般经过三个步骤,先是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安定新解放地区的局势;第二步,协商产生临时性政权;第三步,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正式的政权。政权的参与者来自方方面面,受到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

经济上,恢复了被多年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1949年国民党逃往台湾时,带走了大陆多年积累的黄金、白银、外汇和重要文物,留给共产党的完全是一副烂摊子。有人等着看共产党的笑话。他们认为,共产党打仗可以打一百分,搞政治也能打八十分,搞经济可能是零分。这严重低估了共产党人的能力。党内不光有周恩来、陈云这样的经济行家,更重要的是能用正确的政策调动方方面面群众的积极性。对农民,实行了土地制度改革,使他们分得了七亿亩土地;对工人,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国营经济,使他们感到政治和经济上都得到了解放;对民族工商业者,不光不没收他们的资产,反而还通过加工订货等方式帮助他们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些办法,使国民经济到1952年底就恢复到旧中国的最高水平——1936年的水平,特别是迅速解决了国民党统治时期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

外交上,荡涤了帝国主义的污泥浊水。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共中央还在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其中一条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他形象地把中国比作一间屋子,过去什么人都进来踩上两脚,藏污纳垢,应该彻底打扫干净,然后再请客。所谓打扫,就是不承认旧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因为帝国主义侵略而失去的国家民族权益尽可能收回。在这之后,外国帝国主义曾经在中国享有的不正当权益尽数消除,曾经失去的国家主权和民族权益迅速回到中国手中。就连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订立的有损中国权益的条约,也通过毛泽东、周恩来访苏期间的艰苦谈判而废除,重新订立了平等的条约。这一切,就印证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国防上,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武装干预,战火迅速烧到中朝边境,严重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美军还进入台湾,直接干涉中国内政。在此情况下,是否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出兵援助,成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严峻考验。出兵意味着要同美国直接较量,有没有可能不光打不赢,反而引火烧身,把战争引入中国境内?而不出兵,美军到了中朝边境,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随时有可能找借口侵犯中国。经过反复权衡,中共中央决定派志愿军援助,并提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这场战争,虽然中国付出了伤亡36万人的代价,但打出了军威、国威,维护了国家安全,具有深远意义。1958年,彭德怀元帅在抗美援朝战争总结报告中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表明,过去一百多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海岸上架几尊大炮,就能控制这个国家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以上几个方面的努力及成就,表明了新中国“新”在何处,也具体说明了“解放”,到底意味着什么。

从1953年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又领导人民实现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近年来,因为改革开放使非公有制经济得到发展,农村也全面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有人认为改革否定了当年的改造。这完全是误解。当年改造建立起的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改革只是对原有基本制度的丰富和完善,绝不是要否定它。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建设国家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包括建立了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了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实现了“两弹一星”等尖端科技的突破,奠定了中国真正的大国地位;中美关系接近导致整个西方世界同新中国关系改善,为后来的对外开放创造了前提条件;还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至今还在发挥重要作用。

不必讳言,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也走过弯路,甚至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失误。但是,这些失误都是在探索中发生的。因为没有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苏联模式,那就不可能完全不出现失误。领导人也好,普通干部群众也好,动机愿望都是好的,都想把国家尽快发展上去,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在火红的建设年代,涌现出许多至今很多人还耳熟能详的杰出人物,包括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铁人王进喜,“两弹一星”功勋人物钱学森、邓稼先,还有雷锋、王杰等等。为了国家民族甘愿奉献牺牲的精神,在那个年代蔚然成风。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了过去犯错误的教训。1978年,邓小平等领导人出访发达国家和地区,又意识到中国的落后及其原因。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从而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这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向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创造了经济稳步快速发展、民主法制不断健全、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的发展奇迹;还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逐步展现出光明的前景。

近年来,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举世瞩目的上海世博会,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依然快速增长,这一系列重大成就和标志性事件,使国际社会刮目相看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等等成了国内外许多人探讨的问题。一些有识之士在思考: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执政成就?为什么一个政党成立已经90余年、执政超过60年,依然能够充满生机和活力?上述问题,在我们近几年同外国执政党的交流中经常被问到。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没有像苏东共产党那样丧失执政地位?为什么能够解决13亿人的吃饭问题?为什么能把中国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能实现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结合?为什么能实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为什么能保持香港、澳门的繁荣与稳定?为什么能使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不断发展?为什么能高效抗震救灾和成功举办奥运会?为什么能管理好有八千多万党员的大党? 在这些外国执政党的成员们看来,这全都是奇迹。

回顾中国共产党90余年不平凡的奋斗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之所以能在不同时期领导人民取得辉煌的成就,就在于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对民族、对百姓有担当,负责任,始终有着高尚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和党员,许多人或者出身富贵之家,或者此前已有较高社会地位,他们入党、参加革命,绝不是为了自己的生计。长征途中,红军指战员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定地跟党走,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民族危亡,拯救百姓大众出水火,他们不会指望革命胜利后能做什么样的官,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完长征全程。在建设和改革时期做出杰出贡献、赢得人们尊敬的英模人物,他们奋斗的动力也绝不是仅仅来自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而是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和对人民大众的责任。

在很多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有一些共同的东西:爱国家,要使国家强盛,关键时刻才能挺身而上;爱人民,为了大家都幸福,才会赢得百姓认同;干实事,恪尽职守,在平凡的岗位也能取得不平凡的业绩;守规矩,法规、党纪、道德牢记心中,才不会在复杂环境中出问题。 中国共产党过去成功,靠的是这些特质,现在和今后,依然需要其能够保持和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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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赵晶、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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