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耻与觉醒——“九一八”事变再回眸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精心策划、步步为营的。在侵华过程中，野蛮的日本侵略者制造了一系列磨擦和惨案。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在沈阳街头张贴的司令官布告。布告落款日期为9月19日，如非事先精心准备，断不可能如此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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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日夜，月近半圆，高粱地黑沉沉的一片……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查铁路线为名，带领数名部下向柳条沟走去……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安装在铁轨下，并点了火，时间是１０点过了，轰的一声炸响，铁轨和枕木都炸飞了。”

上述文字，是《文献昭和史》对“柳条湖事件”的描述。

惊天动地的巨响，拉开了“九一八”事变的序幕。为了给侵略行为制造“借口”，日军在现场放置了三具穿着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将其伪装成被击毙的炸路“凶犯”，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备队，以此“明示”此后日军进攻北大营完全系“自卫”行为。

精心策划 二战序幕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放在国际视野下，“九一八”事变也可以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

赤裸裸的谎言背后，是蓄谋已久的侵略野心。

从1874年进犯台湾、1894年挑起甲午战争到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日本从腐朽无能的清政府身上攫取了大量赔款和权益。日本侵略者不仅由此变得更加脑满肠肥，也更加嗜杀成性，在侵略的道路上愈发变本加厉。

1928年，日本关东军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不服从摆布的东北军阀张作霖。当年12月29日，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的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不顾胁迫，毅然通电全国，实行东北易帜，使国民政府得到了形式上的统一。东北易帜一方面打乱了日本分裂中国的企图，另一方面也使日本加快了武力侵占东北的步伐：从1929年到1931年夏，关东军参谋部先后四次以“参谋旅行团”的名义在东北各地系统搜集情报。随后，日军确定了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具体步骤，不仅从各地调兵遣将，还竭力煽动仇华情绪，发给日侨枪支组织军事训练，并频繁在北大营附近组织实兵军事演习。资料显示，仅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一年时间里，关东军就在东北进行了100多次军事演习。

“闭着眼睛，我都能打到北大营。”这是1931年9月12日，一名日本炮兵少尉在《日本军部档案》的记录。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此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封建势力同人民大众、官僚资产阶级同工人无产阶级的矛盾。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击日本侵略，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际，争取民族解放成为中国社会的历史主题。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

从“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六年时间里，日本一直没有停止侵略步伐，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更是没有停止过。1932年爆发了著名的淞沪抗战，1933年有著名的长城抗战和察哈尔抗战，尤其是1936年傅作义领导的绥远抗战，取得三战三捷的重大胜利。在东北，从1933年开始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建立了十多支抗日游击队伍，1936年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这是东北抗日战场上的一支主要抗日力量。

放宽到国际视野来看，“九一八”事变其实也可以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通过这一点，人们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性质。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为了重新瓜分势力范围而进行的世界战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反人类罪行的战争。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有一个从局部战争到全面战争的发展过程。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是德、意、日法西斯政权形成后发动的首场战争，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局部战争的最早阶段。之后属于局部战争阶段的战争还包括：1935年至1936年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的战争，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反法西斯内战与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的战争，1936年德国占领捷克苏台德地区的战争。

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和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由局部战争发展到全面战争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战争还包括：1941年6月爆发的德国进攻苏联的战争，1941年12月爆发的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太平洋战争。

因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性质出发，以局部战争和全面战争的两个发展阶段来考察，这场战争最早爆发于1931年日本在沈阳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结束于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最后以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告终。正如毛泽东说：“在东方日本侵略东四省，西方希特勒登台之后，重新分割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法西斯就是战争’，一点也不错。”

落后就要挨打 进步亦遭遏制

中国社会特别是东北的发展，招来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以及其发动的侵略战争

“此次中日争端之真正原因，实在中国经济社会之进步，与渐臻政治统一，而非在中国政府不良，或社会停滞也。”

发表上述言论者，不是别人，正是张学良。1932年4月，张学良在欢迎国联调查团的致词中谈到“九一八”事变时说：“自民国成立以后，东三省在社会与经济建设上，均大有进步，曾造成许多道路与铁路，曾开办许多学校与文化机关，曾设许多工厂，曾开垦许多荒地……”

张学良讲的话，并非完全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功绩。晚清时期，东北地区社会进步就曾露出一线曙光。第一条铁路、第一家银行、第一所高等学府、第一个自行开埠的商埠地、第一家农牧垦殖公司，一经问世，纷纷继起。及至民国时期，在张氏父子统治的1921年至1931年的十年间，东北现代化建设的确曾出现过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

特别是1928年张学良主政东北后，推行“建设新东北”政策，一时间，“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振兴实业、挽回利权”“收回路权”“统一中国”的口号，风靡一时。东北地区在政治军事建设、经济建设、文教建设上，均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经济现代化方面，铁路、公路、通讯、工矿业、林业、金融、税收、港口建设等等，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张学良本人还在企业里担任了30多个职务，并带动部属和僚属投资兴办实业。而这一切的目的，用张学良的话说，在于“促进国家现代化，消弭邻邦的野心”。

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任何进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触动日本资本主义的利益。“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东北的投资已达17亿元，占日本对外投资总额的60%，占外国对东北投资总额的70%，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投资与工业生产已占优势地位。但这种优势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以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损害中华民族利益，又以掠夺中国东北资源、压榨中国东北人民的血汗、排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换来的，是一种服务于日本国内资本主义的半殖民地经济形态。

中日两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撞击集中体现在铁路问题上。从1907年4月起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在长达25年时间里，中日发生铁路交涉案54起，涉及27条铁路，闹得沸沸扬扬。

人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九一八”事变时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弱国，经济技术落后，政治制度腐败，日本帝国主义是强国，雷公打豆腐，挑软的欺，中国自然成为挨打对象，东北则首当其冲。然而，另外一个侧面也需要引起注意，即进步亦遭遏制。东北民族资本主义和东北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进步，但这种进步，招致的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乃至武力的干预与入侵。

从这个角度观察，“九一八”事变，也是中国东北地区中日两国不同性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白热化撞击的一个集中表现。日本帝国主义不许中国统一，不许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不许中国发展自己的民族资本主义，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为日本摆脱经济危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条件。特别是张学良通电全国，实行东北易帜，使国民政府得到了形式上的统一之后，更令日本人对中国分而治之的阴谋无法得逞，最后不得不走上战争的道路。经济决定政治，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个基本的原理在这里再次得到印证。

民族觉醒 奋起抗争

“九一八”事变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觉醒。面对亡国灭种的威胁，整个中华民族由分散的客观的自在状态，转变为一致的主观的自觉状态

“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军队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流传于东北民间的小调，对“九一八”事变中中国军队的“不抵抗政策”作出了形象而直接的描述。

1990年，张学良两次接受了日本ＮＨＫ电视台记者的公开采访。在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他表示，将日军的全面武装侵华错误判断成了局部的挑衅，所以下了不抵抗的指令。

然而，简单的一句误判并不足以解释以下史实：短短4个多月，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从此沦为亡国奴。

不可否认，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在工业和科技上是落后于日本的，海空军整体实力也落后于日本，但“九一八”事变时，中国军队却并非一般人想象得那么不堪一击。就兵力而言，当时仅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就有26万人之多，而日本在我国东北的总兵力不过一万多人。就武器而言，东北军的常用武器是“七九”捷克式步枪，日军士兵的常用武器是“三八”日本式步枪，两种枪性能相差不大。

可就是因为“不抵抗政策”，沈阳沦陷时，东北军的武器完整无损地落在日军手中，“据不完全统计，飞机损失260架，迫击炮等各种炮3091门，战车26辆，步枪和手枪11006支，机关枪5864挺”，而当时在东北的日军，既无飞机也无战车更无大炮，仅在沈阳南站附近暗置了两门可以射到北大营的24厘米口径榴弹炮。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导致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觉醒。此前，中华民族的觉醒与抗争多是体现在某些个人、团体、党派或某些地区层面上，从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由于日本侵略者的罪恶目的是灭亡整个中华民族，面对亡国灭种的威胁，整个中华民族由事变前分散的客观的自在状态，转变为事变后的一致的主观的自觉状态。

“九一八”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就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提出武装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张。1931年9月20日和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先后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和《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明确提出了日本侵略中国灭亡中国的罪恶目的，坚决主张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建议在东三省组织抗日联军。

除中国共产党之外，国民党左派及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及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民族危机感也充分体现出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传遍大江南北。“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总干事黄琪翔发表了《对时局宣传大纲》，声讨日本侵略者“不宣而战，占领中国领土”。国民党元老李烈钧，爱国将领冯玉祥、杨虎城、傅作义、张发奎等纷纷发表言论或通电主张武装抗日。黄炎培、马相伯、沈钧儒、蔡元培等人士也提出反对内战、武装抗日的主张。就连以消灭中国共产党作为第一要务的蒋介石也清楚地看到了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发出了“彼之处心积虑，乃企图亡我整个中华民族”的慨叹。

与此同时，在东北广大地区也燃起了抗日武装斗争的烽火。“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东北大地。不到一年，各地自发兴起的抗日队伍就发展到40万人以上。“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激昂歌声，激发了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前仆后继抗日的不屈精神。1931年10月，日军侵入黑龙江的时候，国民党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率部奋起抗击，在中东铁路的嫩江桥畔，击溃了日本多门二郎师团属下村井团的大部官兵。旅团长村井少将被迫自杀。这是抗战初期，中国正规军队抗战取得的首场胜利。此外，赵毅领导的吉林双城阻击战，李杜、冯占海领导的哈尔滨保卫战等，也都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全国各地也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八项抗日主张。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华民族的整体觉醒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仇敌忾，奋起抗争，共赴前线，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

绥靖政策 终遭失败

对侵略者采取绥靖主义政策，不可能避免战争，只会加速战争的爆发和扩大战争的范围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即1931年9月19日下午，正在日内瓦召开的第12次国际联盟大会举行第65次理事会，中国代表施肇基报告了“九一八”事变经过并说明中国未作任何抵抗的事实，请求国联主持公道。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理事会递交声明书，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宪章的行径，要求行政院“立采步骤，阻止情态之扩大”。

9月22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对中日两国政府同时提出“警告”，务须避免一切足以使“事变”扩大或足以妨碍和平解决之行为，要求两国立即撤兵。这个决议没有区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在客观上起了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开脱罪责的作用。

此后，国联又分别于9月30日和10月24日，通过限期日本撤兵的决议，但日本均未停止侵略的步伐。由于日军没有按照英、美、法等列强的愿望，在踏上中国东北这块跳板后直取苏联，而是掉过头来触及他们在华的势力范围，国联才于12月10日通过了派遣调查团的决议案。

然而，迟至1932年1月21日才正式成立的国联调查团，并没有直接到中国东北进行调查，而是先绕道英国美国征求列强的意见，继而到战争发起国日本访问，3月14日到达上海后，又前往杭州、武汉、九江、重庆、天津和北平等地参观游览，直到4月21日才抵达沈阳。而这时，日军已攻占锦州，成立了伪满洲国，初步稳定了东北局势。

10月2日，《国联调查报告书》在日内瓦、南京、东京同时公布。报告书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基本事实，指出“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列国公认之事实。”“日方于事前确有充分计划以应付中日间万一发生之战事，此计划于九月十八日至十九日夜间见诸实行，迅速准确。”

然而，报告书虽然不承认日本维持的伪满洲国，但并没有要求日本从被侵占的中国领土上撤出军队，相反却主张“东北高度自治”，由国联插手，实行“国际共管，利益均沾”。这等于是要把中国东北从日本独霸的殖民地，演变为日、英、法、美等国共有的殖民地。时人评论称，这是要否认一个旧的满洲国，建立一个新的满洲国。

1933年2月24日，国联通过了报告书，要求日本从中国东北撤军，实行这一地区在“国际共管”下的所谓自治，同时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尽管如此，日本政府仍然拒绝接受，并于3月27日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对此，国联仍无计可施，没有拿出任何制裁日本的措施。这对“一切听从国联”、依靠国联“主持公道”的南京国民政府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

英、法、美等国以及国联对日本侵略者采取的纵容、姑息、妥协、让步的绥靖主义政策和软弱无力的行动，再次证明了“弱国无外交”的道理，也对国际社会及后来的国际形势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由于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一再退让，对它侵占中国东北的行为未予以任何惩罚和制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越来越大。在占领锦州之后，紧接着于1932年1月又进占了山海关，控制了东北通往关内的门户。1933年3月，日军进攻热河，占领了承德。至此，东北四省这块富庶之地全部落入日本之手，极大地增强了日本侵略扩张的实力。1935年，日本制造了“华北事变”，1937年7月，发动“卢沟桥事变”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偷袭美国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至此，由“九一八”事变燃起的战火，已蔓延到亚洲各个角落，连英国在印度洋的东方舰队、美国在远东的军队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其实，日本侵略者在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并不是毫无顾忌的。如果英、美、法等国挺身而出，采取集体抵抗侵略者的政策，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很可能会有所收敛。“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充分表明，对侵略者采取绥靖主义政策，绝对不能避免战争和制止战争，只会加速战争的爆发和扩大战争的范围。“九一八”事变过去83年了，今天，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否定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其背后的用心和企图是不言而喻的。对待这股势力，我们同样不能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要与之进行不懈的斗争，以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

（作者系“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