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
《大公报》对日本侵略早有警惕
1931年日本各报对所谓“满蒙政策”甚为拥护，鼓吹向朝鲜增兵，扩张领土，甚嚣尘上。
《大公报》于1931年7月1日发表题为《东北对外关系之前途》的社评。社评认为，日本政府的“举止有异于前，终为不可掩之事实”，因此，“尤望中央地方负责当局，根据日本所谓‘朝鲜’一贯之布置，速为相机因应之筹划，最好恢复边防大员，多驻军队，随时震慑，同时与朝鲜督府交际联络，避免隔膜，且可资为研究，庶不致临渴掘井，手忙脚乱，东北幸甚，国家幸甚！”提请政府和国人注意。
2日，在吉林长春发生“万宝山事件”。此事源于朝鲜移民与中国农民争水夺地的纠纷，由于日军蓄意扩大事态，煽动排华，而发展成为“万宝山事件”。《大公报》于5日发表题为《万宝山事件之严重化》的社评，指出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为了迎合本国一部分激进政客的心理而“行动脱线”了，“且令该日警等随带传书，时时传递消息，其于冲突之必然发生，盖先有成算，初不待冲突之大势已成，方始如临大敌也”；而中国方面，“则办理此案交涉负责人，仅为‘长春市政筹备处长’，其应付之办法，不外乎致书忠告日领，力陈‘大事可化小事，小事可化无事’，而不知我欲化小、化无，彼则不惜其化大、化有。”深刻揭露了当政者的无能。事态发展到日军策动朝鲜暴动，大肆杀戮华侨。
8日《大公报》发表题为《朝鲜之暴动惨案》的社评，就此事向日方提出抗议。9月初，“中村事件”发生，10日《大公报》发表题为《中村事件》的社评，质问日方：在真相未明的情况下，日方“不待华方正式调查答案，已盛传用兵之声。8日日本阁议，亦有将实行自认为适宜处置之议决，是岂非恃强凌弱，逸失国际常轨者乎？”
这一系列言论表明，《大公报》对日寇的侵略阴谋是早有警惕的，尽到了报界一分子的责任，并及时提请当局和国人注意，不可掉以轻心。
刊登“最后消息”对“九一八事变”最早报道
对于日本关东军的不断挑衅，制造战争借口，妄图武装占领东北，蒋介石一再要求张学良采取不抵抗主义。“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于7月11日电训张学良：“日本诚狡猾阴险，但现非抗日之时，除另电王部长外，希兄督饬所部，切勿使民众发生轨外行动。”
8月16日，蒋介石又电训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9月12日，蒋介石密约张学良到石家庄，当面对张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9月18日下午，《大公报》记者汪松年从北宁（天津）铁路局得到这样的信息：“沈阳来电，日军调动频繁，景象异常，可能要出事。”于是，汪松年就一直守候在路局。《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指示报社的王芸生、徐铸成守候在编辑部，随时接听汪的电话。19日凌晨1时，路局接到沈阳电话，说日军在柳条湖（距沈阳城30公里）开火了。汪马上给编辑部打电话，口述了一条简短的消息。这时，《大公报》要闻版已经截稿，张季鸾立刻决定抽掉一小段，补进这条消息，并为这条消息写了标题──“最后消息”。
在19日的《大公报》要闻版上，刊登了这条“最后消息”：“据交通方面得到报告，昨夜十一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不安。铁路之老叉道口，亦有某国兵甚多，因此夜半应行通过该处之平吉火车，当时为慎重起见，亦未能开行云。”
《大公报》19日刊登的“最后消息”，是国内各报对“九一八事变”的最早报道。因“九一八事变”发生在18日22时20分，而日军进攻沈阳和长春是在19日凌晨，日军进攻后立即切断关内的一切交通线以及当时的通讯条件的限制，所以别的报纸没有得到这条消息，国内各大报纸对此的报道一般
都发表在20日的版面上。
第一个采访张学良的新闻记者
19日凌晨，张季鸾得到汪松年口述的“最后消息”后，感到事情重大，预感可能要出大事。他马上打电话给在北平的《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要他设法采访在北平协和医院疗养的张学良。19日上午10时，胡政之来到协和医院，采访了张学良。在20日的《大公报》上刊登了题为《本报记者谒张谈话》的消息。
在这条消息中，张学良说：
实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兵士，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昨晚（即18日）晚十许，日兵突以三百人扒入我营，开枪相击。我军本未武装，自无抵抗。当被击毙三人，先是日方以一车头载兵将皇姑屯中日铁路交叉处轰毁，随即退去。故日方发言谓我军破毁满铁路轨，绝对无有其事。盖我方避人挑衅之不暇，岂能出此。驻沈各国领事，俱能明了真相。日兵既入北大营，每间（隔）五分十分钟，即由附属地开炮，直对北大营及兵工厂等处轰击。当经我方商之驻沈日本林总领事，请于五分钟内，速予制止。林氏先请以十分钟为限，嗣又来电谓已成军事行动，本人无法制止云云。自是日兵占领所有交通机关，并本人住宅亦有日兵守卫。
胡政之是事变发生后，第一个采访张学良的新闻记者。张学良此番谈话的用意，是要避日方污蔑我军挑衅之谣。
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大公报》极为重视。该报吴鼎昌（社长）、胡政之、张季鸾曾专门召集全体编辑开会，讨论“九一八”事变的根源以及今后的编辑方针。张季鸾在会上宣布了他与吴鼎昌、胡政之议定的编辑方针，是“明耻教战”。所谓“明耻”，就是指定该报编辑王芸生撰述自1871年至1931年间中日外交史料，把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逐步侵华的历史原原本本整理出来，向读者介绍。所谓“教战”，就是在《大公报》上增辟《军事周刊》，邀请军事专家蒋百里筹划，汪松年负责编辑，向国人介绍军事常识。
《大公报》的此番用心，意在警醒政府和读者做好应对准备，且该报对日寇的谴责言论逐渐升温，对卖国嘴脸亦严厉斥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