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1978年 11月 10日至 12月 15日，任仲夷在北京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是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准备的。会上，与会者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很激烈。会议简报刊登了某理论权威的文章，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人民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践》）的当天晚上，某理论权威打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的电话内容。该文章称，《实践》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政治上问题更大，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该文章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凡是派”的观点，可说是“凡是派”对真理标准讨论的第一次公开地正式反击。 在《实践》等文章发表后，坚持“两个凡是”的那些人除了下命令禁止支持，以及大扣什么“思想反动”“方向性错误”“分裂党中央”“矛头针对毛主席”“砍旗”等帽子外，拿不出任何一篇反驳文章来。此人的一个“电话内容”，竟然郑重其事地登载在中央工作会议的简报上，是坚持“两个凡是”的人试图通过这篇文章以求最后一搏。 在短兵相接的关键时刻，任仲夷再次挺身而出。他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首先指出“这篇东西确实代表了某些同志现在的观点，代表了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两个凡是”。他一 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思潮的实质，是要从理论上把我们拉回到林彪、‘四人帮’那里去，是要反对或阻挠我们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前进。”又说，某权威的这篇作品“极力摆出一副似乎是在维护毛主席伟大旗帜的样子，对别人采取歪曲、诬蔑的手法，把自己编造的错误观点强加于人”。 接着，任仲夷对某权威的 4个观点逐条进行尖锐地抨击。针对其指责《实践》“只谈实践标 准而不谈理论的指导作用”，任仲夷批驳说：“当前透彻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拨乱反正，就不能解放思想，也搞不了四个现代化。 ”针对某权威指责《实践》“是提倡怀疑一切”，诡称“现在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是不是真理呢？”任仲夷批驳说：“马克思的整个学说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坚实的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它的基本原理已经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只有某权威等人认为它完全没有经过实践证明。另一方面，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许多具体设想和论述，确实还有待于未来实践的进一步检验。只有某权威等人才认为它不需要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 针对《实践》是“砍旗”的指责，任仲夷反驳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这个基本观点，却被说成是‘砍旗’，这是什么逻辑？ ” 针对《实践》是“混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的指责，任仲夷批驳说：“毛主席说过，教条主义也是修正马列主义的。‘四人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手法，有时表现为直接篡改，有时则表现为坚持‘一字不准改’。对这两种手法，我们都必须揭露和反对。特别是对于受‘四人帮’思想影响的人来说，后一种手法的余毒更为严重。 ” 任仲夷犀利的批判，对赢得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挑起的这场思想理论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任仲夷除了批驳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外，还在会上建议中央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明确表态。他在 11月 24日发言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来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但是，中央有的部门、有的会议传下来的精神，却是完全针锋相对的另一种说法。我们在地方上工作感觉到，这种思想混乱，当前已经成为影响大局、影响团结的大问题 ”“如果中央明确地讲一讲，全党一致了，思想混乱就将澄清，我们在下面工作也好做，国际上对这个问题的议论和猜测也会止息。其中别有用心、企图利用这个问题对我们进行挑拨离间、造谣诬蔑的人，必将枉费心机。”任仲夷的建议得到大多数与会者赞成，成为会议主流认识。中央工作会议长达 36天，是党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它为破除“两个凡是”思想禁锢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举行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
任仲夷不但自己投身这场大论战，而且充分发动辽宁省干部和群众参加这场战斗。他主持下的辽宁省委，早在 1978年 8月 18日就作出正式决定并发出通知，在全省广泛地开展关于真理标准的群众性大讨论。在近一年后，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可以说，在这一大讨论中，辽宁在全国先走了一步，成为全国最早、最深入开展的省份，表明在批判“两个凡是”的斗争中，任仲夷和辽宁省委有最为出色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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