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尤其是“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后，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在上海、南京一带步步进逼，国内“亡国论”一度甚嚣尘上。可是不到半年，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日本精锐板垣师团，歼敌千余人。徐州会战，李宗仁率部击毙敌人一万多人。捷报传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些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一反过去的悲观情绪，唱起“速胜论”的高调来。在我们党内，也有人受机会主义的影响，说什么顶多四年就能打败日本侵略者。
为了彻底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摆脱错误抗战路线的干扰，把全国军民思想统一到“持久抗战、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轨道上来，并为持久抗战提供科学的理论根据，毛泽东决定写一部论持久抗战的理论专著。
早在1936年7月，抗日战争还没有开始时，毛泽东就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过：中日早晚要打一仗；中日这一战，是持久的。他还向斯诺谈到了打持久战的各项方针。1937年，抗日战争刚刚开始时，毛泽东又指出，中日之间的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
为了写好这部专著，毛泽东查阅了大量资料，拟定下详细的写作提纲，然后集中精力写作，从1938年5月上旬开始，仅仅用不到十天的时间，5万字的军事理论著作《论持久战》就一气呵成了。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分析了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作出了中国不会灭亡，也不能速胜，只要经过艰苦、持久的抗战，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的正确结论。
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奋笔疾书
翟作军在1937年10月至1939年4月，曾经给毛泽东主席当过一段时间的警卫员。翟作军曾这样回忆道：
“主席写《论持久战》，已经有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还一个劲儿伏在桌子上写呀写的。实在写得太累太困的时候，才叫我们给他打盆水洗洗脸，清醒清醒，或者到院子里转一转，要不就躺在躺椅上闭上眼养一会儿神，又继续写。饭吃得很少，脸色也不好看。大家深怕主席累病了，便在值班时加倍注意，劝主席多休息。”
一天，又轮到了翟作军值班。正是夜幕徐徐降临的时候。他照例走进毛泽东的房间，给毛泽东点燃两支蜡烛，分别置于写字桌两端。他故意把点蜡的动作放慢一些，打算趁机劝说主席休息。可是跟往常许多时候一样，毛泽东的眼睛一下都没有离开过纸和笔。他只好一声不响地退了出来。半夜光景，到了毛泽东该吃饭的时分，他把热气腾腾的饭菜端给毛泽东，提醒主席趁热吃下，然后睡会儿觉。
翟作军考虑到不便多打搅主席，便走了出来。大约过了一顿饭的工夫，他估计主席该吃完饭了，想去把碗筷收拾一下，好让主席睡觉。谁知他推开门一看，主席还在聚精会神地写着，放在桌子上的饭菜一动没动，只是不冒热气了。
翟作军回忆说：“我很失望，只好进屋去，把饭菜端出来放在火上热了热，又给主席送去。‘主席，您吃饭吧，天冷，一会儿就凉了。’我说。‘啊？我还没有吃饭？’主席抬起头，看看眼前的饭菜，好像自己都不大相信，说：‘好，就吃就吃。’我又走了出来，有意多等了一会儿，心想这一回主席总该把饭吃了。哪知道进去一看，饭菜还是没动。主席还在低头写作。眼前这种情况，进去打搅显然不合适，天快亮的时分，我再次去主席屋里看看，见主席还在写，饭仍然一动没动。”
毛泽东就这样连着五六天茶饭不思地写着稿子，睡觉时间短到不能再短。这样熬下来，两只眼睛布满了红丝，宽阔的面颊明显地消瘦下来，颧骨凸了出来，脸上浮起一层淡淡的黑釉，饭吃得更少了。看着主席因废寝忘食艰苦写作致使身体日渐衰弱下去的状况，警卫班几个人的心里都火烧火燎的，十分为主席的健康担心和焦急。可又没有什么好的法子能让毛主席注意适当休息。
接下来的一天，毛泽东就病倒了。症状主要为头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医生过来仔细检查一番后，说没有别的病，主要是劳累过度和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所导致的。医生给毛泽东开了些药，一再劝说毛泽东要注意好好休息。毛泽东吃了药，休息了一天。但是心里总是惦念着文稿的事，还没有等病全好，就又坐到写字桌前，一手托着头全神贯注地继续写起来了。
翟作军说：“大概写到第八九天的半夜，主席把我叫去，交给我一卷用报纸卷好的卷卷，叫我过延河送到清凉山解放社去。过了两三天，解放社送来了校样，主席拿到手以后，就又手不释卷，不分昼夜，反反复复地修改起来。又过了些日子，解放社给主席送来了一叠书，书皮上写着《论持久战》几个字。主席吩咐我立即把这些书分送给中央几位首长看，请大家提提意见，准备再作进一步的修改。当我兴高采烈挟着书往外去分送时，窗纸上已经透进白蒙蒙的光，天快亮了。”
就这样，经过许多个不眠之夜绞尽脑汁地奋笔疾书后，毛泽东的一部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著名文稿《论持久战》，及时雨一样问世了。5月底6月初，毛泽东在延安正式作了《论持久战》的报告，有力地批驳了当时党内外在抗日战争问题上存在的“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思想，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日的意志。
特里尔笔下的写作过程
美国作家特里尔广泛收集并潜心研究毛泽东生平，写出了颇具西方风味、令人耳目一新的专著《毛泽东传》。书中有一段关于毛泽东《论持久战》写作情状的描写：
“这一年，在延安的毛泽东写了很多东西。很具代表性的就是著述了《论持久战》。毛系统地总结了自1927年他第一次拿枪以来的很多军事思想。毛的一名警卫员着迷地目睹了毛写《论持久战》时的情景。毛坐在窑洞里的书桌边，微弱的烛光照着他苍白的脸。他两天没有睡觉，只吃了一点点东西，笔记本旁边放着一块石头，毛手臂酸疼时就紧握几下石头使手指得到松弛。5天以后，写满了显示毛桀骜不驯特点的草体字的稿纸已有一大摞，而毛的体重减轻了，眼睛布满了血丝。当他去吃已不止一次给他热过的晚饭时，工作人员把这视为一个重大胜利——如此着迷于写作的政治家真是举世少有。第7天，毛突然痛得跳了起来，他右脚上穿的鞋被火盆中的火烧了一个洞，而他还在沉思。他喝了一杯烧酒，想一鼓作气继续把《论持久战》的最后一部分写完。可是，到了第8天，他突然感到头痛得厉害，一阵晕厥。医生来给他诊断后，他仍然继续写作。到了第9天，终于完成了这篇长达5万多字的论文。”
出版成书并广为传播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用了近十天的时间，讲演了自己写好的《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正确地回答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有了一个清楚的描述，因此，他首次演讲，就使听者由衷地信服，连在理论上好挑别人“毛病”的王明，也不得不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水平高。
陈云听了毛泽东的讲演后，感到毛泽东讲得非常深刻，非常有说服力，对全党、对全国抗战，都有重要指导意义。于是第二天就对毛泽东说：是不是可以在更大一点的范围给干部们讲一讲？毛泽东接受了陈云的建议。
但是，毛泽东考虑到，在更大范围去讲，只能是分别到抗大等学校去讲，到延安各党政机关去讲，可是这样做，一是自己非常忙，抽不出来那么多的时间；二是只由自己去讲，听者仍然有限。于是他便决定把讲稿整理出来，先在党内印发。这样，《论持久战》先在延安油印出来，在党内传阅。
可是，延安油印的《论持久战》数量有限，尽管大家争相传看，仍然有许多干部看不到，特别是在前线的干部，得到油印的《论持久战》更难。于是，毛泽东又决定印成书公开发表。
刚刚印出的《论持久战》封面上，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书名，同时还印有毛泽东亲笔写的一句话：“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论持久战》一面世，就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宋庆龄收到这部书后，认真地读了两遍，她深为毛泽东的深刻分析和高远眼光所折服，立即找自己亲近的朋友爱泼斯坦等人把《论持久战》翻译成了英文。《论持久战》的英文版在海外发行后，得到了国际上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据说，丘吉尔、罗斯福的案头上，都放着《论持久战》英文版，斯大林的案头上则放着他专门请人翻译成俄文的《论持久战》的文稿。一位外国记者读了《论持久战》后评论说：“《论持久战》发表后，不管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怎样，不管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述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蒋介石、白崇禧、陈诚
和史迪威都给予肯定
《论持久战》的发表在国民党高层领导人中也引起了很大震动。
白崇禧当时系国民党最高统帅部的副总参谋长。他认为《论持久战》是一部军事巨著，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因而积极向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介石推荐。在蒋介石的认可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同时在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后，以国民党军委会的名义通令全国，把《论持久战》作为全国抗战的指导思想。
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官史迪威将军只看了一遍《论持久战》，就认定这是一部“绝妙的教科书”，他更清楚地认识到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浴血奋战、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认定抗战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他建议美国政府“加快对华援助”，向中共提供有限数量的武器装备，一定会加快胜利的到来。
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他是黄埔军校出身，恃才自傲。周恩来向他介绍了《论持久战》的基本思想，并送给他一本《论持久战》单行本。他一开始认为这是毛泽东故意炒作的，因而不屑一顾。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失守，继而长沙沦陷，抗战形势的发展确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陈诚才意识到抗战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持久性，于是重新捧起《论持久战》仔细研读。他为毛泽东的精辟分析和科学预见所折服，并结合战例在该书的书眉上写了许多批注，并特地请周恩来到湖南衡山给军官训练学员讲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备问题》。这本有陈诚批注的《论持久战》至今仍存放在台北陈诚私人图书馆里。
蒋经国阅读达七八次之多
余致浚，中共地下党党员，抗日战争初期在赣南，打入国民党机关，担任蒋经国的“私人秘书”。在他逝世后，他的家人发现一份材料，里面提到：蒋经国非常佩服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仔细反复阅读过七八次之多。
余致浚遗留手稿中的这份材料里，记载了蒋经国与他的一次谈话：
“1940年年初的一个傍晚，从抗日前线传来胜利大捷的喜讯，大家都非常高兴。这是一个晚饭后，我正在办公室赶写社论，政工大队队长张腾龙来找我，我们就兴高采烈地谈起了近日从前线不断传来的捷报。这时，蒋经国突然闯进来了，问我们什么事这么高兴……”
“我们正继续谈到前线喜讯时，蒋经国突然把谈锋转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了。平时我们谈话从来不涉及有关中共领导方面的问题，而蒋现在却主动提出来，我们自然是仔细聆听。他对《论持久战》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文章对于抗日战争的形势、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战争形式的运用，以及战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分析得十分深刻，有很大的预见性和说服力，读了叫人万分信服。他还说，他已阅读过七八遍了，有时间还要下功夫去钻研。同时，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论持久战》的单行本，全书已翻阅得很旧了，书上红蓝铅笔画的道道、圈圈密密麻麻，书边周围写满了中文和俄文，看来他对这本小册子非常喜爱，是认真阅读过的。”
王明想借《论持久战》做文章
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938年6月，毛泽东将《论持久战》文稿送到武汉《新华日报》发表时，王明却扣下文稿，并暗中密告共产国际的负责人，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观点存在着原则性的错误，企图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告倒毛泽东，以取代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时任共产党国际总书记兼管中国事务的是季米特洛夫，他在收到王明的信后，仔细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毛泽东精辟的分析、科学的论断拍案叫绝，对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对王明的行为十分反感。季米特洛夫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那里了解到：“毛泽东不会放弃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绝不会放弃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对毛泽东更加由衷佩服。他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向中共代表团表示：“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并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高度赞扬：“有史以来，还没有人把军事问题、战争问题说得这样透彻过，《论持久战》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
1938年7月6日，在中国抗战一周年前夕，苏共中央《真理报》在头版位置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表明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使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得到确认。王明想借《论持久战》做文章，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论持久战》的高明，连日方也为之折服。旧日军大本营参谋陆军中佐山崎重三郎说：“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堪称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它是一种全民总动员的攻势战略，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公开宣称：“我很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的历史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论持久战》所揭示的中国抗战规律和英明预见，《论持久战》因之而名垂青史，成为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经典军事理论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