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烈士姐姐”步超

9月30日，我国第一个烈士纪念日。

今年八月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经表决通过决定，以法律形式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并规定每年这一天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动。

对邯郸的步玉洁、步东郊姐弟来说，这个日子以及烈士两字却并非抽象的存在，而是与他们的大姐步超紧紧相连、长达70年的漫漫追忆。

虽然他们的大姐只是一个旧时代普通的乡间女子，30岁带着女儿考进师范学校就读，35岁时才以病弱之躯抛家舍业加入革命，投身抗日的洪流；

虽然生前，他们的大姐在革命队伍中职位不高，甚至，党员也是牺牲后被党组织追认的；

虽然身后，他们的大姐的遗骨一直没有找到，遗孤两度与亲人失去联系，在烈士档案和名录上，她的记载也几经浮沉；

虽然常常要面对旁人甚至家人的不解，但比步超年幼二三十岁的弟弟妹妹却始终不改初心，苦苦寻觅搜集整理大姐事迹半个多世纪，因为他们知道，忘记意味着什么。

2014年7月初的一天，84岁的大名县党史办离休干部步玉洁开始用手机拨打当地媒体的热线电话，想让媒体记者报道自己姐姐的事迹，那些号码是她通过114一个个查到的。

因为7月19日，正是她的大姐步超牺牲整整70年的忌日——70年前，时任肥乡四区妇救会主任的步超，在肥乡县城被日本侵略者活埋。

“再不把她的事迹讲述出来，我很怕随着我们已经风烛残年的这些人一旦‘老’去，大姐真要被世人遗忘了。”84岁的步玉洁提起自己寻找媒体报道的初衷时反复这样述说着。

见证者：“他们埋一锹土，她就喊一句口号……”

“老步是被活埋的。他们埋一锹土，老步就喊一句口号。最后他们还拿耙子把地耙了一遍，干干净净的，到了夜里县大队组织人去收尸，一大片空地平平整整，看不出来她被埋在哪儿了……”88岁的赵清臣坐在村支书家的院门口，干枯皴皱的右手比成耙子的形状，在同样干枯的手臂带动下，一遍遍比划着耙地的动作。

2014年7月18日，在步超牺牲整整70年的前一天，在她生前战斗过的肥乡县小西高村，记者幸运地找到了烈士事迹的最后几位见证者。

紧挨着村支书家，是一座小院并一间堂屋两间西屋，这就是当年步超办公和居住的地方。

1944年6月27日，由于叛徒告密，时任肥乡四区妇救会主任的步超，不幸被敌人逮捕。

小西高村82岁的尚德明老人曾亲眼看到敌人两次赴小西高村抓人的全过程。

第一次，步超就坐在尚德明家的堂屋里，尚德明的奶奶告诉敌人，这是自己家闺女。敌人不信，理由是口音有异。奶奶急中生智，说：“早年家穷，闺女卖到外地，才寻回来。”第二次，敌人冲进步超办公的屋子，将正在看书的步超直接抓走。“他们就是冲着老步来的。”尚德明说。

在押往肥乡县城的路上，步超一直骂不绝口。她以死向敌人抗争，在押4天4夜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在敌人的审问和拷打中，她的头发被揪去大半，遍体鳞伤，几次昏死过去……

利诱劝降和严刑拷打均无果后，7月1日，敌人把步超押回了小西高村，并将村里群众赶到街上庙台前，拿着一张纸骗大伙说：“步超已供出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谁是村干部，名字都在单子上。你们马上出来自首吧！要不，我就点名让步超往外认，认出来的统统枪毙！”步超立即高呼：“不要上……”刚喊出三个字，便被堵住了嘴，遭到了毒打。

7月19日，敌人将步超押到肥乡城西北角，把她推到已经挖好的土坑里，当土埋到她的胸口时，敌人还劝降：“只要你不再去那边（指抗日政府），就可以不死。”步超却一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直到声音渐渐听不到，泥土埋过她的头顶……

步超牺牲后，中共肥乡县委特追认她为共产党员。

2014年7月19日，肥乡县城。

已经知道记者来意的出租车司机利索地把车停在路边，下车后大手在面前一挥：“兴华街！那边是长安路。这儿以前是个大坑，是不是你说的那地儿？”

这里曾经是肥乡老县城的西北城墙根儿。

东西向的长安路宽阔整洁，路口的东南角是一家手机城，东北角并列矗立着四排16层暗红色住宅楼，司机说，这是肥乡最高档的一处小区。西南角是一座在建的商场，时髦的玻璃幕墙闪闪发光，下午耀眼的阳光如万缕金箭洒在这个崭新的路口，很难想象，这里曾是全县最破败的地方，也是步超被活埋的地方。

这一天，正是步超牺牲整整70周年。而关于她——一个普普通通的抗日女烈士的事迹，追寻也延续了半个多世纪。

妹妹：“大姐始终和一首慷慨激昂的歌曲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的大姐，步超。”2014年7月15日下午，在大名县的家中，步玉洁拿出了一张看上去并不太陈旧的黑白照片。“还不够像！”她指着照片比划着，“额头应该更高一些，脸偏长方，眉眼像了，嘴再大点儿……”

“本来想给大姐冲个彩照，可怕冲出来不好看。哎，算了。”步玉洁看着手里的合成照片感慨着。

原来，由于大姐没有留下任何照片，上世纪90年代末，步玉洁把自己和二姐步玉纯的照片送到影楼，通过技术手段合成出来一张大姐的“照片”。

步玉洁和最小的弟弟、多年来一起相伴寻访步超事迹的步东郊甚至不记得自己最后一次与大姐见面是在何时，在更年长的亲属记忆里，那应该是1939年前后，步玉洁9岁，步东郊只有3岁。而“面色干黄”、“常吃药”是认识步超的亲戚们对她外貌及特点的印象。

牺牲那一年，步超40岁。

和人们在当下影视剧里常见的女战士、女先烈不同，步超不年轻，也不漂亮，平生未出大名肥乡两县，说起来既没什么惊天动地的“杰出贡献”，也没什么带着“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经历，甚至，生前连党都没来得及入。这也让步玉洁姐弟至今都感到惊异，“性格很好，不爱说话，从没见过她发脾气”的大姐投身抗日洪流的勇气与面对生死抉择的义无反顾是从哪里来的。

“大姐1904年11月7日出生在大名县红寺村。当时我们的父亲步殿英考中秀才，为表示庆贺，为她取名贺，长大后改为玉荷。步超是参加革命后改的。”步玉洁说。

因为有个思想开明的秀才父亲，年轻的步超曾是那个年代乡间不太常见的识文断字的女孩儿，但这在当时，似乎并没有改变她作为旧时代女性中规中矩而别无选择的人生。

“18岁时，大姐与郭庄村的郭清结了婚，第二年生了女儿文秀。文秀两岁时，郭清患病去世，当时大姐才21岁。但郭家在本族中是长门，郭清又是独子，按封建社会的宗法观念，长门不可无后，如果大姐守寡不嫁，就得为郭清立嗣，要从本族的另一支中找继承人。大姐的公公认为如果这样做，自己的家产就要落到别人手里……”

就这样，在人生的第一个岔路口，性格安详的步超显露出了执拗而果断的一面。“就在郭清去世的第二年，当大姐的公公陆续讨了两房妾，并屡屡向大姐寻隙生事，逼其改嫁后，大姐毅然带上女儿，回到了娘家，顶着舆论的压力，一住就是十几年。”

1934年，在父亲的支持下，步超考入当地的宏济桥女子简易师范学校。简师毕业后，她于1937年春到当时的大名城南西崇町村教书。“上世纪90年代我们到当地走访时，还有当年的学生回忆她给学生讲爱国故事、教唱救亡歌曲时的情景。也许，她的思想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起变化了。”步玉洁说。

因此，在步玉洁的记忆里，“大姐，始终和一首慷慨激昂的歌曲联系在一起。”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谈到这里，步玉洁沉默了，再开口，是歌声。步东郊也兴奋地跟着唱了起来：“脚步合着脚步，臂膀扣着臂膀！”

这是步超在1939年春节时教给步玉洁的《救亡进行曲》。当时日本侵略者还没有打到大名，幼小的步玉洁并不太懂歌曲的含义，大姐告诉她：“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就要做奴隶。奴隶的意思是一辈子挨打挨骂、受苦受穷。”

这也是步玉洁和步超为数不多的几次认真交谈之一。“教了那首歌之后，大姐就走了……”

那之后，步玉洁再也没见过自己的大姐。

步超：“我吃的是糠菜，也不觉太苦……”

“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干部，连党员都不是，选择那样英勇壮烈地牺牲。”算得上是步超投身革命的“引路人”的韩培文，后来在信中对步玉洁说，“你大姐真让人意外。”

1939年春，步超家的亲戚，共产党员廉书驹、韩培文到步家，与步超及其父亲长谈。那时的长谈到底谈了什么，在后来追寻大姐毅然参加革命并为之献身的心路历程时，步玉洁姐弟一直很好奇。但，在廉书驹、韩培文与步超父亲三位当事人的回忆中，这次长谈显得并不十分特别。

“只是宣讲了一番革命道理，你大姐教书时就常向学生讲爱国故事，我说的那些，她都懂。”韩培文后来在信中写道。

就在那次谈话后不久，步超抛下了年迈的父母和16岁的女儿，进入冀鲁豫抗日中学附设的政训班（即干部训练班）学习。

当时学校在大名县卫河以东的北峰、从善楼一带，经常移动，她身体较弱，却从不叫苦，每到一处，她都帮助群众干活，宣传抗日，号召妇女参加抗战，群众关系很好。三个月后，她被分配到三专区妇救会，其后又调到肥乡一区任主任。到肥乡一区不久，她就把全区25个村的妇救会组织都建了起来，开展各项支援抗战的活动。

1943年，步超被调到肥乡四区任妇救会主任，在被敌人四面包围的肥乡县小西高村坚持抗战。

“她曾带领村民们一夜之间在村北路上挖了30多条横沟，割电线3里多长，让敌人大为恼火，出动几十名伪军‘讨伐’，遭到区分队和民兵的阻击，死伤十余人。为了搞好反扫荡，步超发动干部群众连夜把各村之间共约40华里的道路都挖成了交通沟，使出来扫荡的敌人不是碰壁挨打，就是找不到人。为进一步减少损失，她和村干部一起看地形，造洞口、风口，把全村挖成地道网，敌人来了能打即打，能跑则跑，不能跑了就钻地道，敌人几次来骚扰，均遭惨败。”小西高村由于坚壁清野、抢粮抗捐、做军鞋军袜、参军支前样样工作先进，成为肥乡县城东的抗日堡垒村，步超被评为支前模范，肥乡县委还在全县推广步超的工作方法。

今天听来有点简略的这些事迹，却是上世纪80年代初，步玉洁、步东郊姐弟和大名肥乡两地党史办工作人员，辗转北京、西安、郑州、新乡、大名、肥乡六地调查整理的结果。

而最令他们珍视的资料之一，是大姐写给战友的一封信：“我经常来往于大小西高，随时都可能和敌人遭遇，但是，我已和这里的群众亲密得像一家人一样，感到很保险。我吃的是糠菜，也不觉太苦，只是很难看到新书报，望你经常寄些给我！”

弟弟：“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的历史，有责任给后代讲清楚”

“要不是当年一心想讨个说法，大姐对我们来说，可能只是一个听起来并不算陌生的名字。”步玉洁和步东郊并不讳言，自己对大姐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寻访，曾经始于“要待遇”。

1946年，抗日政府追认步超为烈士，步家也享受了烈属待遇。“到1947年后，不知什么原因，不提大姐牺牲的事，家中的烈属待遇也取消了。上世纪50年代初，我们几次问过父亲，父亲总是说‘为国牺牲是光荣的，这光荣是国家给的，不是自己去要来的。’”

当时年轻气盛的步东郊不这么想，1957年，在得到有关部门需要为烈士寻找证明人的答复后，步玉洁和步东郊姐弟开始走出家门，寻找那个原本只是存在于亲人只言片语中的大姐。而在有关证明人出示了证明材料后，大名县政府也于1962年恢复了步家的烈属待遇。

可姐弟俩追寻大姐事迹的脚步却没有到此为止。

“像大姐这样的烈士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当他们一点一点扒开岁月的门，窥见大姐越来越完整的身影时，他们这样的想法也就越来越坚定。

“不忘先烈，不是让大家纠结于斯，更不是为了播种仇恨，而是因为只有不忘来路，才能更好地往前走。”为此，步玉洁曾为自己的孩子们写过这样一段话：“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过去的有些事情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有点像天方夜谭。可这是绝对的真实，没有丝毫的夸张……这些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片断，它实际上也是历史。”

2012年冬季的一天，步东郊的外孙跑来问姥爷，电影里演逃荒，野狗在路边吃灾民的尸体，“人那么饿，为什么不去把狗打死了吃？”步东郊想了想，说：“人饿了没劲儿，狗饿了发疯，人打不过狗。”

就这样，步东郊知道了描写抗战期间中原大饥荒的电影《1942》。在网上看完了整部片子后，亲历过那段饥荒和逃难岁月的步东郊沉默良久。

“火车停在邯郸，上来几个日本兵，靴子踩得咔咔响。”1943年，逃荒路上，步东郊生平第一次见到日本鬼子，不到7岁的他盯着停在眼前的一双乌黑的军靴，愣了一会儿，这才意识到整节车厢里没人敢喘气儿。瞬间，恐惧死死攫住了他——步东郊突然不饿了。

这段记忆是如此清晰，以至于步东郊回忆时仍然微微绷直后背、攥起拳头，仿佛置身于那节闷热阴郁的车厢。“逃难火车上那双乌黑的军靴，让我永远记住了侵略者和战争的苦难。多少年来，每当多了解到大姐的一点事迹时，我就会再回想起这件事。近年来，日本右翼分子否认侵略历史的行径甚嚣尘上，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的历史，有责任给后代讲清楚。”步东郊说。

在得知国家把9月30日定为烈士纪念日这一消息的第一时间，他就给姐姐步玉洁打了电话。虽然9月30日那天，已是耄耋之年的他们并不会去参加什么特别的活动，但记者知道他们一定会又一次默默想起一个地方。

那是步家姐弟至今还没有去过的一个地方——步超的牺牲地，肥乡县兴华街与长安路的交叉口。“不是怕伤心，就是……别人知道了不太好，我们不想给当地的政府和住户添麻烦。”步东郊这样解释着。

记者帮步东郊将步超牺牲地的照片拷进了电脑，他一张张地浏览着，当屏幕上出现一张全是住宅楼的照片时，步东郊按动鼠标的手停住了。

他轻轻地摩挲着屏幕：“他们说，那个地方现在是一片居民楼，应该就是这儿了。”（边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