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释放了被捕的刘志丹

安定县，今名子长县，一条在地图上没标注名称的小河穿县而过。南为安塞，东北是绥德，这两个县在名头上要比子长县响得多。安塞腰鼓，绥德汉子，那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子长县之闻名，一是因为谢子长，二是因为瓦窑堡。

父亲来瓦窑堡时，瓦窑堡里里外外三道城墙，是一个将近两千户人家的大镇子。当时的陕北苏维埃政府就设在这里。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也已经在这里安定下来。父亲住在瓦窑堡南门外街东一座有两棵枣树的院子里。虽说是院子，其实是一排窑洞。

父亲在吴起镇时，知道了陕北的英雄刘志丹被“左”倾冒险主义分子投入监狱，备受折磨。同时又把刘志丹妻子和五岁的女儿也打入劳改队。刘志丹随时可能被枪毙、活埋。

父亲一得知这一消息时，就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出王首道、刘向三、贾招夫代表中央去瓦窑堡接管“左”倾冒险主义分子控制的保卫局。

父亲一到瓦窑堡，立即释放了刘志丹和其他被捕的人，恢复了他们的工作，并严厉批判搞“左”倾冒险主义的人害了“疯狂病”。

父亲和周恩来副主席亲切接见了刘志丹。父亲安慰他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 ”刘志丹毫无怨言，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一切事情都好办了。 ”他们三人在窑洞的火炉旁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随后，父亲和刘志丹还联名发表了《告根据地人民书》。

然而，令瓦窑堡永垂青史的，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央在这里召开的著名的瓦窑堡会议。

长征的目的，是为了保存自己和北上抗日。刚刚完成长征的中央红军，稍作休整，即召开会议讨论国内政治形势，制定党的策略方针。当时，日本已占领东三省四年，并在一九三五年积极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蒋介石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为把主要军力用于“围剿”红军，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何梅协定》，华北五省名存实亡，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

为挽救危亡，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刻不容缓。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游行示威，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十二月下旬，中共召开陕北瓦窑堡会议。会议否定了“流亡苏联”、“到陕南去打游击”、“稳定、等待”等主张，认为必须立足陕北，依靠人民，面向全国，发动一切爱国力量，团结抗日。会上，父亲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举起了“抗日反蒋”的民族革命大旗，解决了遵义会议后来不及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强调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一改王明错误路线时期“反蒋抗日”的口号，将抗日作为当前党和红军的主要任务，认为一切战争都应在抗日的口号下进行，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全党的呼声。

针对当时围攻陕北的主要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一番计议和布置之后，接着，就出现了令东北军惊讶、感动的一幕。

瓦窑堡城上空无一人。城下，东北军之一部骄矜地开进城来。城内死一般寂静，街市上一个人影都不见。东北军惊疑不定，退至城门外。抬头细看，城门上的“瓦窑堡”三字已换成“山海关”，城门两侧，一副新贴的对联，上写“此是他乡非故乡”、“莫把友军当敌军”。

此时，后继部队赶到，人多势众，再次闯入城来。一眼看见的是《中国工农红军告东北军书》，奉劝东北军莫演“煮豆燃豆萁”，亲者痛、仇者快的悲剧，呼吁其联合抗日，打进山海关，收复失地，拯救父老，勿当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冤魂。再往前行，传入耳中的是《松花江上》的悲歌。爱国、复仇心切的东北军热泪成行。这时，只听四周响起亲如家人的喊话：“兄弟们到广场来，参加我们的欢迎会吧！ ”红军笑脸相迎，同胞相称，连日来，他们和红军一起吃住、操练、上课、唱歌、娱乐。这些失去家乡，流亡西北，被蒋介石利用、欺压、歧视，被国人唾骂的东北军战士们醒悟了，“联合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 ”成为他们发自心底的呼声。

不止是东北军战士，就连张学良将军也为红军的诚意感动，已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怀疑、不满，“进剿”红军又连连失利，和日本有着国仇家恨的张学良将军，经过中共的争取，在广泛接触、消除疑虑之后，派代表与中共秘密签约，实现局部停战。我军一九三六年东征抗日就得到了他的默许和支持。

而对西北军，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直罗镇战役的硝烟尚未散尽之时，父亲就写信给杨虎城将军，提出西北大联合的主张。此前，《八一宣言》发表之后，我党在西北军中的地下组织即向他作了传达，杨虎城将军表示赞同。此后，经过多次工作，杨虎城将军终于打消了疑虑，决心加入西北联合战线，和共产党携手抗战。

经过多方的努力，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战线终于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统一战线的形成。“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呼声。

就这样，瓦窑堡的声音响彻大江南北，鼓舞着全中国人民行动起来，团结一致，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无数的热血青年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踏上抗日救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