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5日摄于景华新邨，姚老身上的这件衬衫正是1949年光华大学拍摄时穿的那件。 蒋迪雯 摄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过后，上海市学生第一届代表大会于次月开幕，本报今年5月曾在头版刊登当年照片《首届上海学代会代表的欢声笑语》，寻访当年见证人。看到此照，姚昆田开怀大笑：“哎呀，那不是我们学校吗？那一天我也在。照片里面，那个头上戴花的女同学，我还认识呢。1949年，那是我最难忘的一年啊……”
我出生于1927年，1949年我正好22岁，在上海具有光荣反帝传统的光华大学学习。该校后来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但那时我早已大学毕业了。
《解放日报》 今年5月9日刊登的那张照片，就是我的学校光华大学的食堂。
这张照片里的情形，我太熟悉了。1949年11月10日上海市学生第一届代表大会开幕，我也是参与者。那天，从全上海各个高校来的学生挤满了校园，中午食堂人太多坐不下，所以最后都是站着吃的。
也是在那一天，我作为学校的保安队员，负责陈毅市长的安全保卫工作，因此结识了陈老总，结下了忘年交。
1949这一年，对我来说，是难忘的一年。可以说，上海解放的日子，也是我第二个生日……
结识陈老总
照片里的事，发生在1949年11月10日。
那时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个半月，上海开始了对全市各行各业的全面改造，真是百废俱兴的时期，全市各高校的首届学生代表大会也就在这时召开，充分说明了党对学校教育和对青年学生工作的重视和关怀。
至于为什么选在光华大学，我想与它的爱国反帝传统分不开，光华大学是在1925年6月3日，在著名的“五卅”爱国运动时期，为抗议抵制圣约翰大学的外国校长侮辱我国国旗国格，由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自发组建的一所大学。
照片里的那一天，对我来说，特别意外而开心。大会召开前夕，学校当时尚未公开的党支部负责人在一次会议后告诉我，要我当天在陈老总来学校期间，作为临时接待员兼保卫员。虽然他们一行中也有便衣警卫员，但是毕竟对校园环境不熟悉，而且警卫员不进开会会场，所以要我在前襟别上了一个与会代表的识别标志。
记得那一天，随陈老总一起来的，还有几位我党著名的领导人，比如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潘汉年（当时任上海市副市长），还有就是光华大学老校友周而复（当时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他就是在抗战爆发后从母校投奔解放区参加新四军的。开会那天，我有幸和他们一一握手。
那一天的大会上，陈毅市长作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现在让我仍印象深刻。我记得他大致提到，在我们缔造新中国的漫长道路和推翻腐败政权的血和火的斗争中，像上海这样鱼龙混杂的国际大都市，虽然见不到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的场面，然而始终存在着第二条战线，也可称为隐蔽战线。其中前仆后继、高潮迭起的爱国民主运动，历来包括着各个学校的爱国师生，他们作出过重大贡献与巨大牺牲，这是新中国民主革命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当时听了，都感到这样一个观点与论证非常有感染力而又新鲜，令大家备受鼓舞。
会后不久，我就被全校同学选举为光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并进入大学校务委员会担任委员。我记得，随后新的教师工会也成立了，老师们选举了深孚众望的吕思勉教授为工会主席。
这个校务委员会，最早做到了老中青三结合，那年吕教授已是65岁，年龄几乎是我的3倍，但我们师生之间非常亲切。
在上海解放前夕，社会环境十分混乱，教师教课与学生上课都极不正常，解放之后，形势才渐渐稳定下来。
记得当年，我在学校读的是外文系，与我最密切的是曹未风老师，他比我大16岁，早年留学英国，翻译过莎士比亚的20多部剧本，上课时他讲授英诗和欧美名著，课堂上全部是用英语讲解。可他常常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暗中盯梢，没法好好教书。记得有一次，他没来上课，我和同学干脆去看电影，没想竟与他在电影院不期而遇，两边相视，会心一笑。
直到解放后，我才知道曹未风是共产党员。半年后我调到北京工作，得知他不久后也调到上海市人民政府担任高教局副局长，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
每次回忆上海解放前后的学生生活，总感到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底。当时由时代所促成的一种革命师生关系，不仅教学相亲，更珍贵的是相互政治观点的契合和人生目标追求上的一致，这尤为令人珍惜、怀念。
生死考验
1949年上海一解放，我是在校大学生中最早一批加入共产党的。
我自知，像我这样出身的家庭成份，没有经过长期的考察与考验是入不了党的。当年，我的入党第一介绍人是地下党支部书记高淑珍，还有一位是地下党支部宣教委员陈一飞，著名教育家陈鹤琴的儿子。
当时写入党申请书后，高淑珍特地指着我填的出身成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我严肃地回答，这是实事求是。我的出身的确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日后的人生目标和政治观点趋向。我出生于江南著名的文化世家。我的父亲姚石子，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负责人之一，这一团体里涌现了不少进步人士，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柳亚子。
我父亲始终讨厌蒋介石，1927年蒋介石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我父亲却秘密掩护并资助了被蒋介石追捕的许多在他心目中的好人，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我从小听到接触到的这些，对我是有影响的。
1943年，我在光华大学附属中学求学，当时上海已成“孤岛”，中共的地下活动更趋隐蔽，而我却进入了共产党地下党外围组织的工人子弟夜校，担任小学义务语文教师。此事起初我的父亲并不知道，但有一个下雨天的晚上，他看到我撑着雨伞要出去，我告诉他去小学教书，他听了并不诧异，只嘱我路上乘电车要小心。
可惜的是，我父亲于1945年5月抗战胜利前夕不幸因病去世，这对我人生的打击是无比沉重的。
自此以后，我越来越多地参加到民主爱国学生运动中去了。尽管时间过去了将近70年，那段经历仍历历在目。1946年1月13日，全市大中学校学生和各界群众约1万余人，在玉佛寺公祭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4位青年烈士，在公祭主席团中，我看到了柳亚子、马叙伦和郑振铎，这3位都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柳、郑两位还原来就认识。
1946年6月，我参加了“六·二三”反内战请愿，以马叙伦等为首的请愿团在南京下关车站被暴徒殴打，我们在沪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游行。还有1947年元旦，我刚进大学，便参加了“抗议美军暴行”的万人大游行……这样积极，当然会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关注。当时我住在巨籁达路（现名巨鹿路）820弄的“景华新?”，据我所知，当时不少国民党高官亲属（如王宠惠、俞大维等）都在此有住宅，估计也有国民党特务机构暗设于此。
一天傍晚，我看到家里信箱内放着一封信，信上写着我的名字，没贴邮票，显然是有人偷偷塞进信箱的。我一拆开，便看到一张信纸内夹着两颗没用过的子弹，信纸上写着两行字，大意是警告我，若再参加反政府活动，那么这两颗子弹是认得我的。
起初，我有些意外，但也没觉得怎么可怕。但直到解放后的1953年，我在北京的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工作时，一天我所在单位的支部书记专门来找我，说上海某单位派来外调人员，并拿出一封信，问我是否认识信上写着一个肃反对象的姓名，我想了好久，如实回答不认识。
我们书记却告诉我，此人后来交代，曾在解放前将我列入逮捕名单并已有计划，准备将我秘密抓到后立即装入麻袋再丢入海中。
若不是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比他们预料得要早，我早已葬身大海了。躲过大劫，我又惊又喜，上海的解放，真可说是我的再生之日。这是当年活生生的历史事实啊。
藏书献国
中国革命的成功，有着各个阶级爱国人士共同的努力。对我家来说，父亲多年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孙中山去世后，父亲不愿意参与政治，办教育、大量买书，就是因为他担心中国传统古书流到国外，想以个人之力为传统保护尽一份力。
在我的老家，父亲分门别类放置着统一规格的书架和书橱，陈列着以线装书为主的各种古今书籍。之后，书籍越聚越多，从辛亥革命到抗战爆发家乡沦陷为止，父亲聚存在这座“家庭综合图书馆”内的书籍总数（不包括各种报刊）当在10万卷以上。父亲为管理这10万卷书花了大量心血。
我小时候经常看到，父亲不停地用正楷一笔不苟地，写各种书籍的题记、序跋并编写书籍目录。在节令变化时，为了防潮、防晒、防蛀，还得细微地去做书籍的各种清洁保护工作。1925年，父亲创建了当地第一座公共图书馆——张堰图书馆。
上海解放后，城乡社会初步安定，我和家人商议后，决定上书陈老总，将父亲生前的数万卷古籍藏书，全部捐献给国家，请上海市人民政府接受。
我知道，陈老总早年留法勤工俭学，非常珍惜中国传统文化并擅古典诗词，当年在新四军中与李一氓等还在淮北解放区办过诗社，且请了身在国民党管区的柳亚子当社长。我还知道他读过我父亲在辛亥革命之初写的《淮南社叙》等文章，我估计他会知道我们家的事。
没想到，很快我们便收到了陈老总的回信，除了感谢，还提出要我不用全捐，可以自己保留几本作为纪念。我回信表示，愿意全部捐出。陈老总又希望能给一些奖金，我也分文不收。最后，陈老总表示，由他亲自写几句话，送给我们作为一种永恒的纪念。
后来陈老总就用文言撰写了一篇短文，并有意识地请我父亲生前老友、著名书法家沈尹默缮写，文章对我们全家此举作了一番高度表扬，当时上海大小报纸对此都有记述和报导。文化界老前辈们，如张元济、叶恭绰、柳诒征等都专门撰文写诗记叙其事。
当时，上海图书馆、博物馆及文史馆等均未成立，这件事，正如陈老总与其他文化界前辈在诗文中所言，在上海刚解放起到了最早最先在文化界的带头示范作用。
之后，陈老总又请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委徐森玉，与我们郑重地签署了《金山姚氏捐赠所藏书约》。当时已经六九高龄的徐森玉老人，比我长46岁，早在民国建立之初就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抗战期间蛰居上海，与张元济、郑振铎等发起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我父亲也参与其事，他与我父亲当然也是多年故旧。现在由一位比我父亲还年长10岁的前辈国学大家，与我们弟兄签署这个有导向价值的协议，不仅令我们家人感动，更对当年的文化界产生了影响。
后来，我赴北京，被分配到刚成立不久的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想不到在一个周末的晚上，又遇到了来北京开会的陈老总。
他原是来驻地看望朋友，没想我也在代表团内，正好那时他和周总理并排坐在一个沙发上，就唤我坐在一起，三人促膝而谈。
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家捐献的大量古籍，上海已决定专门成立一个图书馆加以妥善保存并发挥它的作用。”周总理听了就问这图书馆在哪里，陈老总说准备放在原来南京路上的跑马厅，我知道总理对老上海的建筑是非常熟悉的，他非常感慨地接着说，原来帝国主义搞的赌场，我们人民政府就是要把它改造成为人民大众进行自我教育的文化场所，这是一个很好的对比。
我在旁听了，极为激动，至今不忘。
1949年这一年，我侥幸死里逃生，经历上海的解放，并对上海日后的文化建设，做了一点自己的贡献。现在想来，真是彻彻底底、天翻地覆的一年。
人物小传
姚昆田，1927年8月生，上海人，解放前参加历次革命学生运动，曾两次躲过国民党特务的暗杀。解放后被批准为中共党员，并任光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兼校务委员。1950年大学毕业后赴北京，先后在外交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及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等机构工作。调回上海后曾任上海市委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市政协委员、上海大学兼职教授，现为上海文史馆馆员。（口述：姚昆田 采访整理：梁建刚 包雨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