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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我成为了一名医生

陈俊珺

2014年10月01日13:45   来源:解放日报

原标题:1949年,我成为了一名医生

上世纪60年代李超荆(中)和同事们 在一起。

■口述:李超荆(88岁)整理:记者陈俊珺

解放日报:65年前的这一天,您是怎么度过的?

李超荆:1949年10月1日,在我记忆中是一个满城人民都欢欣鼓舞的日子。我和同事们一起参加了上街庆祝新中国成立的队伍,我记得淮海路上有许多人站在路两旁鼓掌,还有人高兴地放起了爆竹。

解放日报:65年后的今天,您准备用什么方式度过国庆?

李超荆:以往每年国庆节这天,只要医院没有工作,我都会去淮海路,一是为了重温1949年国庆那天的记忆,二是为了感受我们国家的变化。现在我的腿脚不好,走不动了,但我会在窗口看看夜景,感受我们这座城市的变化。

解放日报:在这65年中,您感受最深、觉得最应该铭记的是什么?

李超荆:感受最深的是改革开放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飞跃,特别是十八大以后,国家更加欣欣向荣。就我个人来说,自从1949年成为医生以后,我做的最自豪的事情就是在妇产科领域把祖国医学和西医结合了起来。但我为国家、为病人做的还不够,现在我很想为国家再奉献余热,可惜心有余力不足,我觉得很遗憾。

1949年对我来说是人生重要的一年,从那年起,我踏上了医生的道路,我一生无悔的道路。

我工作的地方叫上海西门妇孺医院,也就是现在的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因为当年医院的屋顶是红色的,所以老百姓喜欢把我们医院叫作“红房子医院”。

我出生在福建的闽江边,1948年完成了在福建医学院的学习后,我踏上了开往上海的船。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在船上晕了几天几夜。当我第一眼看到外滩的时候,整个人已经瘦了一圈。

作为女性,我一直梦想着自己能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既为女性健康服务,又保护下一代的健康。上海的红房子医院是我心中的圣地,因为他们的王淑贞教授和北京协和医院的林巧稚教授,当时并称为中国妇产科界的“南王北林”。到了上海,我才知道,他们的医生大都毕业于上海女子医学院以及赫赫有名的圣约翰大学。幸好,我有一位中学老师的姐姐是红房子医院的教务长,通过她的介绍,我才进入了心目中的医院,成为了一名实习医生。

1949年年初,通货膨胀非常严重,我们这些医务人员平时的吃住都由医院负担,医院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病人。我记得,医院的收费并不统一,基本上是对穷人减免,对富人则要多收一点钱。由于局势紧张,外国人和富人来得少,所以医院的经费非常紧张,院方不得不通过各种办法筹措资金。

那时候我们这些年轻医生一心都扑在工作上,平时很少关心外面的事。有一位报馆的女记者经常在下班后到医院来跟我们聊天,侃侃国家大事。她讲的事情大家都觉得特别新鲜,所以她每次来,总有不少医生护士围着她。

大家最好奇的,就是关于共产党的问题。我记得那位记者告诉我们:“共产党是要让我们国家富强、人民安康的。”当时我们国家很穷,总是被人欺负,“人民安康”又和我们做医生的宗旨很契合,所以“国家富强,人民安康”这八个字我一下就记在心里了,至今都没忘记。

1949年5月27号凌晨,我在产科值班,外面突然传来几声枪响,我心里一惊,心想大概是要打仗了。可过了一阵,枪声就听不到了。我很想出去看看,但同事劝我,外面肯定乱得很,还是别出去了。

这枪响了几声,怎么就没声音了?解放军到底有没有打进来?我就这么一直琢磨着,捱到了天亮。

早上值班一结束,我赶紧走出医院。路上很平静,有一队当兵的走过来,他们穿的军装是草绿色的,很规矩也很整齐,我心想这应该就是解放军了吧。

得知上海解放的消息,同事们都很高兴,那位女记者也来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她其实是一名地下党员。

我和地下党还挺有缘分的,我的弟弟李正修在高中时就悄悄加入了地下党,负责在外围给联络人传递消息。他虽然从未对家人透露过自己的秘密工作,但他言语间对共产党流露出的感情其实早就影响了我。所以当年第一次见到那位记者时,我就觉得有几分亲切。只可惜,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她的名字,也记不清她究竟是哪家报馆的了。

1949年10月1日,在我记忆中是一个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日子,我和同事们一起报名参加了上街欢庆的队伍,一路上有许多人在两旁鼓掌,还有人高兴地放起了爆竹。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结束了实习生涯,正式成为了一名妇科医师。当年,我们做医生和现在不大一样,我们和病人的关系很紧密。对普通病人要一天查三次房,其余时间基本随叫随到。对于重病人,我们几乎时刻都要守在病人的身边。

那时候做医生不用考虑钱的问题,即使是在解放前夕经济最困难的时候,王淑贞院长仍然告诉我们,只要专心把病看好,钱的事医院会想办法。所以我们和病人的关系都比较纯粹。

在我印象中,医院从来没有成文的院训或者口号,但“仁心仁术”是我们所有医生内心遵循的准则。特别是王淑贞院长对我的影响很深,我至今都很感恩。

当年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现在相比要低得多,女性对妇科疾病都羞于启齿,大多数人只有在怀孕分娩的时候才会来我们妇产科医院。王院长告诉我们,看病时一定要给病人多一点关爱和体恤。以前我们医院在肇嘉浜路设有医疗点,那一带都是贫苦的渔民,生孩子一般都在船上,只有碰上难产、大出血等危急情况,才会把产妇送进医院。大部分渔民都承担不了医疗费用,王院长就立下规矩,医院不能因为他们贫穷而拒绝救治,反而还给他们减免医药费。淳朴的渔民们为了报答我们,常常把最新鲜的鱼送到医院。

在我遇到的病人中,除了癌症,不孕症是最令人痛苦的。现在科技进步了,已经有了很多人工辅助生育手段,但那时候医学界对不孕症基本上束手无策。不少专家都在研究不孕症,但免疫性不孕是很多人忽视的一个领域。我就下决心钻研这个空白,带领学生在我国医学界开辟了生殖免疫领域的研究。我很欣慰,现在我的学生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

解放后,国家提出把中医与西医结合起来创造新医学,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启发,促使我在医学路上用心探索,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为许多女性解决了难题。

人物小传

李超荆 女,1926年生,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原妇产科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名老中医,“肾主生殖”理论的首创者,中国妇产科中西医结合学科的拓荒者。

记者手记

李超荆虽已年近九十,但言语与举止间依旧透露着优雅、谦和与从容。

“超荆”二字并不是她的原名,而是上学前夕父亲特意为她改的。同时改名的,还有她的两个弟弟。把名字递予她时,父亲对她说:“你今后要带着弟弟们披荆斩棘,一路向前。”

三个孩子都没有辜负这位毕业于震旦大学的父亲的期望。李超荆行医几十年,为无数女性和下一代的健康保驾护航,成为了我国妇产科领域中西医结合的拓荒者。她的两个弟弟,一个成为了我国十大数学家之一,另一个任教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他们在各自的领域爱岗敬业,为国家奉献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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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金雪、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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