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周骏羽8岁。
■口述：周骏羽(周谷城之子)
整理：记者 龚洁芸
解放日报:65年前的这一天，您是怎么度过的？
周骏羽：65年前的这一天，爸爸应邀在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我和妈妈在复旦大学徐汇村的宿舍里，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做了一个五角星的大红灯笼。晚上，我拎着灯笼，激动地参加了国权路小学的游行，沿着复旦大学走了一圈。
解放日报：65年后的今天，您准备用一种什么方式度过国庆？
周骏羽：在我们家有一个传统，每到五一或者国庆的时候，都会去外滩看一看。最早的时候，外祖母会领着我妈妈、舅舅和我到外滩，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地方远远遥望苏联领事馆。之后每到国庆，我会带着儿子、女儿在外滩走一走。
解放日报：在这65年中，您感受最深、觉得最应该铭记的是什么？
周骏羽：每年在外滩，我都会跟家里人叙述上海的变化，为的是要儿子、女儿牢记现在生活的来之不易。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不管是革命者还是建设者，必须要有信仰、理想和精神，我们要时刻铭记父辈的付出和对我们的教育。
惊魂一天
1949年，我8岁。我们一家住在复旦大学的宿舍里，爸爸当时是历史系的教授，因为反帝爱国，一直和毛主席有亲密往来，所以被看作“左派教授”。
我记得非常清楚，1949年4月26日的早晨，我突然听到枪响，持续了很长时间，我爬到墙上，看到很多学生被带出宿舍，两辆非常大的红色汽车（当时叫做“飞行堡垒”）等在那里，用来关人。当时我们一家三口住在徐汇村18号，有人“砰砰砰”来敲我们的门：“周谷城、周谷城住在这里吗？”我妈妈开的门：“不是，不是住在这里。”那个人把我妈推开，硬要闯进来，我妈把门挡住。
爸爸表现得特别镇定，他起来洗好脸，梳好头，西装穿好，领带打好。那个人硬要进来，爸爸就迎上去说：“我就是。”那个人说：“请你跟我们走一趟。”爸爸就出去了，我和妈妈也就跟了出去。
我们家和前面一排房子之间有一条走廊，走廊里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这些军警都是美式装备，大皮靴，长枪短枪都有。有几个军警架着我爸爸出去，妈妈跟上去拉着爸爸的手，后来被同一宿舍的人拖住了。我一直跟在爸爸后面，耳边都是教授和家属们“周谷城被抓起来了”的喊声。我印象最深的是军警们发现了，不许我跟在后面，没想到爸爸拼命把我推开，不让我跟着。当时我很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才知道是为了保护我。
爸爸被拉走以后，和我们比较要好的教授和太太都来安慰妈妈和我，叫我们不要担心。
妈妈出生在党员家庭，早年就是外公外婆革命工作的“交通员”，她经历过外婆被捕、外公在南京雨花台被叛徒出卖被活埋、舅舅被捕等很多事情，所以非常沉得住气。爸爸被抓走的那天晚上，妈妈异常冷静。她对我说，家里的事情，不要跟别人多说：“爸爸被捉走了，可能永远就走了。我们还要生活下去。你是这个家里的孩子，这件事能给你带来灾难，也能给你带来光荣。”听了妈妈的话，这个晚上我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许多，我对自己说：“爸爸妈妈做的事情，一定有他们的道理。爸爸不在，我要坚强。”
全家“出逃”
事后我才知道，爸爸他们被拉到北四川路警备司令部，在复兴中学旁边的一幢大楼里。第二天，据说复旦校长章益出面具保。通过斡旋，章益把我爸爸和几个学生保了出来，但是有个要求，必须“随传随到”。
爸爸具保后的整整一个月里，我们整天提心吊胆，只要有人来敲门，就以为是坏事情，神经高度紧张，几乎崩溃。后来爸爸想了很久，觉得要换一下环境。两个星期之后，我们一家子什么都不要，逃到了现在华东医院的对面，文艺会堂的隔壁，延安西路238号。这幢房子当时是房地产老板董春芳的，董老板不住在那里，由账房先生看着。我们住进去，账房先生知道我们没有钱，答应我们一个月交两升米作为租金。
一个月之后，5月26日。早上四点多钟，枪响了。我们站在板凳上，隔着玻璃看外面。爸爸和妈妈兴奋得不得了：“解放军进城了！”
天亮了之后，我们一出去，到处看到上海解放的布告。有人在路上喊：“上海解放了！欢迎解放军！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个时候，我们一家人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我们会师了
9天以后，在八仙桥青年会，西藏路金陵路口的一幢房子里，陈毅司令员召开座谈会，应邀出席座谈会的有科技教育、新闻出版、戏剧电影、美术音乐等各界人士共162人。在那个会议上，爸爸担任主席。
爸爸回到家，怀着激动的心情，向我们还原了那令人难忘的一天。
那天，陈毅穿的还是一身硝烟未尽、洗得褪了色的黄色军装。他一脸和蔼，首先向在国统区坚持民主斗争的各界人士表示慰问，然后，他对当前的形势、上海解放的重大历史意义娓娓叙来，又详尽阐述了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并欢迎各界人士协助人民政府，通力合作，共同建设新上海，建设新中国。
会上，交通大学校长吴有训第一个发言。吴有训平素在公共场合很少讲话，当天，受陈毅讲话鼓舞，也滔滔不绝地讲起自己在解放前夕巧妙拒绝国民党送他去台湾的故事。第二个发言的是复旦大学的陈望道。他代表各界人士表态：解放了，各行各业将各司其职。
轮到我父亲发言了。他说：“这个月是提心吊胆的一个月。天天听见敲门声，天天以为是传讯我。好了，5月26日，上海解放了，我也被解放了。”讲到这里的时候，陈毅司令员就坐在旁边，他笑着插话说：“不是被解放，是会师。你们知识分子从里头打出来，我们背枪的从外面打进来！”
与会者都是上海各界的知识分子，听到陈毅这么说，更为鼓舞。父亲说，当时会场上掌声响成了一片。
再接下来，9月份，我爸爸接到了毛主席的来信。毛主席邀请我爸爸去北京参加开国大典。这封信寄过来，写着“复旦大学 周谷城收”。这就是解放后复旦大学最早使用的毛主席的字做的校牌。
爸爸收到这封信时，非常非常的激动。9月28日，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爸爸以候补委员的身份，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爸爸回忆说，这次会议，他被安排在由郭沫若担任召集人的无党派民主人士组，组内共十二人，为郭沫若、李达、董鲁安、王之相、张奚若、丁燮林、吴有训、符定一、洪深、欧阳予倩、马寅初和我父亲。那次会议上，他参与确定了国旗国徽等开国事务。
之后，爸爸应毛主席的邀请参加了开国大典。虽然那天和毛主席的交流并不多，但爸爸说，当时的情景，那种迎接新中国的豪迈情怀，让他终生难忘。
1949年，是爸爸一生难忘的日子。那一年，爸爸迎来了上海解放，他的人生，也迎来了一片光明。
人物小传
周谷城1898年-1996年。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首任执行主席、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会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
记者手记
采访中，周骏羽一直都在强调一个词——忠诚。
周骏羽的一家，是革命的一家，外祖父卢志英，曾任南京市委书记，1948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活埋于雨花台前的山坡上。周骏羽的外祖母、舅父和妈妈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在最黑暗的时候坐过牢，被迫害，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和忠诚，却始终没有变过。
周骏羽说，这种信仰陪伴着他成长，也伴着他们一家走过风风雨雨。每年去外滩回忆历史的传统，就是为了坚持信仰，教会孩子们要铭记历史，永远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