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姝
记忆是一首歌，记忆是一杯茶，记忆是一壶珍藏的老酒……随着岁月流逝，时代变迁，“三线”这个词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已渐渐离我们而去，甚至几近消失。但历史的车轮总会在前进的道路上留下碾压的印迹，历史总会有人去记忆，去怀念！当人们慢慢品味的时候，方知久远的芳香，那些记忆中的词句以它特有的方式向我们讲述着那个年代的故事……
“备战备荒为人民”
——三线建设：一场规模空前的生产力布局
20世纪60年代，中国进入多事之秋，尚未完全摆脱国内三年困难时期的阴影，周边局势又激烈动荡起来：在美国的军事援助下，台湾蒋介石当局趁大陆出现经济困难局面，不断进行军事骚扰，企图反攻大陆；印度军队不断由中印边界东、西两侧侵入中国领土，进行无端挑衅；苏联派重兵进驻中蒙边界地区，战略导弹直指中国；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战火燃到了中国南部边界。面对严峻的形势，一旦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建设、民众生活将遭受怎样的新考验？
1964年4月，总参谋部提交的一份报告分析了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工业过于集中；二是大城市人口多；三是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还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四是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这份报告引起了党中央尤其是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在5月至6月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把国防看作是与农业并列的“一个拳头”。他从存在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估计出发，提出“三五”计划应该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他说，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强大、稳固的后方不行。现在沿海地区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不仅工业交通部门的企业要搬，大学、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总之，一线要搬家，三线、二线要加强，以改善我国的工业布局。
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后指示：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国家计委又对“三五”计划的投资项目和主要生产指标进行了调整，于7月21日向国务院作了汇报。汇报中提出：“三五”计划实质上是一个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要从准备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出发，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抢时间把三线建设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战略大后方。此后，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把毛泽东的三个因素概括成“备战备荒为人民”。
这一口号迅速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一时间出现了举国备战、全民皆兵的景象。一场规模空前的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也在中国大陆中西部的13个省、自治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所谓一、二、三线，是按地理区域划分的，是由中国大陆的国境线依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即受外敌侵袭的可能性）向内地收缩，划三道线形成的地区。三线地区主要包括西南和西北地区。从行政区划上看，基本包括四川（含今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以及河南、湖北、湖南、山西的西部，广东的北部，广西的西北部。一线地区主要包括位于沿海和边疆的省区。二线是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此外，三线还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俗称“大三线”，各省份自己靠近内地的腹地俗称“小三线”。
据相关统计，整个三线建设在横贯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里，国家累积投资2052亿元，占同期全国基建总投资的39%。先后建成了10条总长8046公里的铁路干线，建设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配置了数十万台（套）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技术装备，一批各具特色的工业基地和新兴工业城市在崇山峻岭中拔地而起。以铁路、公路、长江为网络的交通运输业，以煤炭和水、火电为主体的能源工业，以钢铁、有色金属为重点的原材料工业，以发电设备、机床和汽车为代表的机械制造工业，以元器件、通讯和引导设备为骨干的电子工业，以战略武器和轻重型军事装备为特点的国防科技工业，都形成了相当的生产能力，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包括：攀枝花、金川等钢铁冶金基地，成昆、襄渝、川黔等铁路干线，酒泉、西昌航天卫星发射中心，六盘水、渭北煤炭基地，贵州、汉中航空基地，川西核工业基地，长江中上游造船基地，四川、江汉、长庆、中原等油气田，重庆、豫西、鄂西、湘西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湖北中国第二汽车厂、东方电机厂等制造基地，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三线建设”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三线建设”又曾经是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字眼，直到1980年代建设结束才公开见诸报端，让更多人知晓。
“好人好马上三线”
——三线人：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三线建设规模之大、投入之多、动员之广、行动之快、职工积极性之高，都是空前的。在那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得到充分显示，在中央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指挥和精心组织下，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全国各地闻风而动，数以百万计的优秀建设者，不讲条件，不计得失，打起背包，立即出发，从四面八方汇集三线。于是，一个被称作“三线人”的特殊群体应运而生。
当时，出于保密和安全的考虑，有关部门在挑选三线建设者时，都着重德、才两个方面，即政治上可靠、业务上精通，因此，那时能够参与三线建设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应该算是一种荣誉。他们当中，有从国家机关抽调的上千名领导干部，有从科研单位选调的上万名优秀科技人员，有从沿海内迁的数万名职工，有从老工业基地和老企业调来包建的十几万工程、管理和生产骨干，有成建制调来的数十万建筑安装队伍，有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和工程兵指战员，还有上百万民兵和民工。据统计，不包括员工家属和就地参加建设的，单是从外地迁入三线企业的，就多达400多万人。
由于三线建设的出发点是备战，因此在布局上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许多企业的选址都在条件艰苦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三线建设者们风餐露宿、肩挑背扛，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前仆后继、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将自己的热血青春献给了祖国的三线建设。为了建设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在成昆铁路尚未修通的情况下，几万名建设者在人烟稀少和山岭陡峭的金沙江两岸展开会战。当时，交通部队从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市，抽调了1500多辆汽车、几千名驾驶员，同四川、云南的运输队伍一起，组成“钢铁运输线”，将数十万吨建设物资及时运到工地，保证了攀钢一号高炉按时出铁。这些昔日在华北大平原纵横驰骋的驾驶员，面对崇山峻岭和滔滔江河，毫无惧色，为了抢建三线，他们冒风雨、顶酷暑、斗严寒，战胜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不少人甚至献出了生命，长眠于三线大地。在贵州六盘水，建设者们不顾生活条件的艰苦，以高昂的斗志，展开10多万人参加的煤炭大会战，按期拿下了年产近1000万吨的矿井建设任务。在四川、湖北、河南等省，40多万建设者夜以继日地奋战在荒山野岭，架起一个又一个钻探井，打出一口又一口产气井，找到了江汉、南阳两大油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重点工程建设中，哪里难度最大、条件最艰苦，哪里就有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素有“地质博物馆”之称的成昆铁路线上的许多“硬骨头”工程都是铁道兵啃下来的。成昆铁路穿越地质大断裂带，设计难度之大和工程之艰巨，均属前所未有。其沿线山势陡峭，奇峰耸立，深涧密布，沟壑纵横，地形和地质极为复杂。全线最艰巨的工程是在地质复杂的崇山峻岭中开凿隧道和架设桥梁。为了爬坡，有的区段线路进入隧道后，在大山腹中绕圈，再从隧道进口上方几十米处钻出，形成“楼上楼”铁路。担任黑井隧道施工的铁八师三十六团初到工地时，公路没有修通，大型机械一时运不进来，为了争时间、抢速度，他们不等待，不依赖，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依靠人力和简单的工具，打通了这座近千米长的隧道。核工业重庆816厂的建设需要进洞，一个工程兵加强团整整打了5年。由于没有先进的设备，他们完全靠炸药炸开厚实的山壁，再用人力挖、抬、掘；掘进中需要前往查看，有时炸药出了问题，意外爆炸，不少战士受伤，甚至牺牲；山洞挖掘到一定深度，照明设施不能到位，只有摸黑施工，有时发生垮塌，巨石瞬间夺走战士的生命；有的战士因为医疗卫生条件不完善，染病后得不到及时治疗而牺牲……工程兵以年轻的生命为镐，一寸一寸掘进山洞，在挖洞和军工建设过程中，先后有几十名官兵牺牲并埋葬在武陵山脉的大青山上。
就是这样，在那个被激情点燃的岁月，“三线人”怀着建设祖国的革命理想，披荆斩棘、开山劈水、筑路架桥，用血汗和生命，建成了三线地区强大的国防生产力。虽然艰苦创业的日子已经过去，但几百万建设者为了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所表现出来的浩然正气将长存于天地。“三线人”对人民、对祖国、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精神，“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奉献精神，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都将作为宝贵财富传承于世。
“调整改造、发挥作用”
——三线调整：一种充满艰辛探索的选择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尽管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但和平力量有了很大发展，世界正逐步从对抗走向对话。为了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在不断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团结合作的同时，积极改善和稳定了同美国的关系，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加强了同西欧各国的友好合作。随着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原来为准备战争突然爆发而建立起来的一些以军品生产为主的三线企业，面临着军品任务锐减、生产线闲置、经济效益下降、企业亏损严重、职工队伍不稳等诸多困难。与此同时，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三线建设在国家急于备战的情况下匆促上马，并且受到“文革”动乱的冲击和“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致使一大批企业先天不足，留下了比较严重的后遗症。比如，由于当初选址过于匆忙，没有很好地进行工程地质勘察，只是片面强调“靠山、分散、隐蔽”，使一些企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企业，建在地质气候有灾害隐患、不宜居住的地方，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又如，由于工厂大多建在远离城镇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影响生产、信息交流和科研技术的发展，职工生活和子女升学、就业困难等等。到80年代初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大批三线企业已经到了无法维持下去的地步。
为了解决三线建设的遗留问题，巩固和发展三线建设成果，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对三线建设进行“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重大决策。1983年12月，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在成都成立，由国家计委代管。原四川省省长鲁大东任主任，钱敏、郑汉涛任副主任。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的任务是提出三线现有企业的调整和技术改造规划，并对其实施进行检查监督。规划的范围是：先对云南、贵州、四川（包括重庆市）、陕西和豫西、鄂西地区内的工业交通企业，包括国务院各部门在上述地区的直属企业进行规划，重点放在四川（包括重庆市）、贵州、陕西、豫西地区和国防军工企业方面。1984年6月，经国家计委同意，又把甘肃省和湘西地区纳入规划范围。国务院三线办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三线企业调整改造的主要任务：一是企业布局调整。通过关、停、并、转、迁、换等六种方式，重点解决选址不当、自然灾害严重，无明确产品方向、生产难以维持，远离城镇、没有社会依托等问题。二是产品结构调整。贯彻军民结合方针，围绕国家重点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开发形成一批有竞争能力的拳头产品。三是技术改造。结合布局调整和产品结构调整制定技术改造规划，发展优势产品，推动技术进步。
在调整改造的道路上，大多企业举债搬迁，提出了“挣钱吃饭，攒钱搬迁”，进行“第二次创业”的口号。为解决“吃饭”问题，刚开始许多军工企业急于“找米下锅”，纷纷把目光盯在电视机、电冰箱、电风扇、自行车、缝纫机等当时紧俏的民用商品上。由于没有充分发挥军工企业的技术优势，选择了成本高、技术含量低、缺乏市场竞争力的民品，不少产品上得快也下得快。此后，在军转民艰辛探索的征途上，更多企业注意防止简单的厂址位移和低水平重复，结合产品结构调整和军转民技术改造，实现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调整搬迁为三线企业改革脱困和改组改制创造了有利条件。多数企业调迁后实行了军品民品分离，进行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大大增强了企业发展活力。三线调整搬迁通过对生产要素在地域空间上的优化组合，使一批具有技术、人才优势的三线单位，按照专业化分工协作关系在新的优势区位重新聚合在一起，大大增强了对外合作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多数三线调迁项目被规划在地方各级经济开发区或高新技术产业区，随着这些项目的陆续建成投产，一批新的工业小区和企业群体应运而生，如成都的龙泉航天城、西安的航天城和电子城、重庆巴南区大江车辆工业园、贵阳小河航天航空工业区等。通过共用当地的基础设施，共享技术、经济、信息资源和彼此间要素流动，产生巨大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为中西部地区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辐射源，有力地带动和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整个三线调整改造工作经历了“七五”期间的综合治理改造，“八五”“九五”期间以脱险搬迁为主要内容的布局调整，“十五”“十一五”期间的调整收尾三个阶段。其中，从“七五”至“九五”期间，国家共规划安排了三线调整项目274个。另外，“九五”“十五”和“十一五”期间还规划安排了只给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改造项目169个。调整改造使有发展前途的企业改善了环境、增强了后劲，发挥了更好的作用；使濒临倒闭、陷入困境的企业，有的推倒重组，有的绝处逢生。
实践证明，国务院对三线企业进行“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决策是非常及时，也十分必要的。三线调整改造总体上花钱不多，但“调整了一小块”却“稳定了一大片”，不仅解决了三线建设遗留的主要问题和矛盾，促进了企业技术进步、产品结构调整和对内对外开放，而且为三线军工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三线调整改造经过一代人的奋力拼搏和艰苦创业，使一度陷入困境的三线企事业单位焕发了青春与活力，为国家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奠定了新的基础，进一步巩固了三线工业基地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支柱地位，同时也为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鸣响了前奏。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二处）
| 相关专题 |
| · 期刊选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