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人物传略——季米特洛夫》

《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人物传略——季米特洛夫》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1882年—1949年）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国际共产主义的杰出活动家。他是国际纵火案和莱比锡审判的当事人，在他主持共产国际的8年中（1935-1943），帮助和指导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指定了毛泽东为中国党的领导人。1949年，他建立巴尔干联邦的思想还没实现，就突然死在苏联。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讲述了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先锋、共产国际总书记、保加利亚领袖人物季米特洛夫波澜壮阔的一生。本书是其生平的记述，讲述了季米特洛夫的成长历程、其中谈到了著名的国会纵火案和莱比锡审判，全书语言优美，论述充分、资料翔实，是研究季米特洛夫一本不可多得的传记。

作者简介

张万杰，浙江工商大学讲师，浙江大学在站博士后，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社会主义运动史、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中共历史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书摘

国会纵火案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德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任命为总理，历时14年的魏玛共和国宣告结束。德国开始建立起公开的法西斯专政，共产党将会在即要来临的风暴中首当其冲。

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之下，季米特洛夫继续留在柏林，继续开展反战反法西斯工作。

当时的德国议会中，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占有34%的席位，德国社会民主党为第二大党，占20%的席位，第三大党是德国共产党，占17%的席位。总理希特勒这时迫切希望实行魏玛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授权法》，该法规定总理可以不通过议会即可自行制定规章来取代法律法规。而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两大左翼政党坚决反对启动该法。要想争取议会中2/3的多数席位通过，希特勒就必须破除共产党的阻力。纳粹党随后开始大力宣传德国共产党正在准备发动革命，而唯有启动《授权法》才能制止革命。

1933年2月27日晚，德国国会大厦发生火灾。大厦的几个不同点同时起火，同时议会大厅还发生了爆炸，瞬间燃起了熊熊大火。消防队员在对火灾现场勘查时，发现了20捆未烧尽的纵火燃料和一个赤裸的冻得哆嗦的男人，这个人名叫马里努斯·凡·德尔·卢贝，是荷兰共产党人，一个失业的建筑工人，在此前不久才到德国。

火灾发生时，希特勒正与约瑟夫·戈培尔在柏林的公寓中进行晚餐。在接到紧急电话后，希特勒、戈培尔和副总理弗朗茨·冯·帕彭乘车赶到国会大厦，在那里他们遇到了赫尔曼·戈林。这位德国秘密警察机关“盖世太保”戈林对希特勒说：“这是共产党的暴行！共产党的一名匪徒被逮捕。”而希特勒则称：“这是共产党发动革命的信号”，并立即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次日，希特勒在普鲁士新闻公报的电台上发表讲话，称“这种纵火行为是德国布尔什维克进行的最骇人听闻的恐怖主义行为”。

着火的德国国会大厦

德国国会发生纵火案的当天深夜，季米特洛夫乘坐晚班火车从慕尼黑来到柏林。他从第二天的晨报上获知了这一消息。各大报纸以大号字报道了该纵火事件，并说大厦被烧是德国共产党的暴行。数千名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遭到逮捕。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主办的报纸也很快被查封。

2月28日，德国共产党议会党团主席恩斯特·托尔格列尔被捕。德共领袖恩斯特·台尔曼也于3月3日被捕入狱。

这使季米特洛夫更加担心，他在柏林从事地下活动的条件已愈来愈困难，于是准备尽快向其他国家转移。但不幸也很快降临到他的头上。

由于在餐馆服务的一个纳粹分子赫尔默尔的告发，正忙于扫尾工作的季米特洛夫于3月9日在拜恩豪夫餐馆被捕。在此一起被捕的还有另外两位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布拉戈伊·波波夫和瓦西尔·塔内夫。三人被押解到了国会纵火案侦查委员会的所在地——德国国会。

在讯问中，季米特洛夫当即表示，他是保加利亚的政治侨民，是保加利亚共产党议会党团成员和领导人。他不信任德国警察，因而也不会在口供书上签字。

正是从在柏林被捕的这天起，季米特洛夫开始坚持写日记，一直到1949年2月初他病重住院和去苏联治病疗养后才停止，前后历经16年之久。

三名保加利亚共产党党员、当场抓获的荷兰共产党员卢贝，以及德国共产党议会党团领导人托尔格列尔，随即成为纳粹党向全世界声称防止了世界共产主义图谋的“证据”。

起初，季米特洛夫以为被捕是由于他的身份是共产党人，并未预料到会被纳粹牵扯进国会纵火事件中。而随着讯问的进行、“证人”的对质，还有从他身上“搜出”的伪造的柏林市地图等“证据”的出现，都使他意识到，纳粹侦查的目的是要将其“制造”成国会纵火的重大疑犯。

焚烧后的国会大厦

季米特洛夫的脑际很快被乌云笼罩。面对诽谤和污蔑，季米特洛夫第一时间闪过的念想不是为个人辩护、防守，而是发动进攻。他准备通过列举事实和逻辑证明推翻纳粹的各项指控，揭露纳粹的法西斯主义行径，捍卫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

3月20日，季米特洛夫交给警察当局一份个人声明。声明说，他是保加利亚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活动家，作为共产党人，他根本不可能直接或间接参与这一实为反共的行动。他明确表示：

纵火焚烧国会，要么是精神错乱者的勾当，要么就是共产主义最凶恶的敌人的行径。

他还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证据：

纵火发生时，他根本不在事发现场，起火时他也不在柏林。

侦查过后，季米特洛夫等三位保加利亚共产党党员于3月28日被移往莫亚比特监狱。他此时已身无分文，处境困难，时常受到狱警凌辱。他看不到报纸，外面寄给他的书信都被扣留，监狱借口这些书信是“侦查的对象”。他的钢笔、烟斗和眼镜也都被没收。

季米特洛夫坚决抗议监狱没收和扣留他的东西，并要求发给他报纸和德语工具书，但审判官沃格特总是予以拒绝。

在如此困境中，季米特洛夫做好了进行长期斗争的准备。他从监狱中借来书籍，读书、写作成为他的日常“工作”，他把牢房变成了“办公室”。由于没有眼镜，他“工作”时时常感到头晕眼疼。

他在监狱中想方设法与外面的亲友们联络。先与生活在保加利亚的母亲取得了通信联系，又同在莫斯科的老战友科拉罗夫取得了联络。得到亲友们的消息后，他倍感欣慰，母亲从保加利亚寄来的书信更使他深受鼓舞。在严酷的革命斗争年代，这位母亲已经失去了两个儿子，但她仍然意志顽强、深怀信念。季米特洛夫从莫亚比特监狱发出的信中曾这样写道：

我们亲爱的妈妈的来信使我特别高兴。她不顾一切，依然那样勇敢无畏和满怀希望，这使我在精神上如释重负，得到了极大安慰。

6月20日，季米特洛夫再次收到母亲寄来的信，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传到了狱中。他从信中得知，妻子柳芭已于5月27日在莫斯科因病离世。

两人结婚已27年，尚无子嗣。妻子的离世使季米特洛夫悲痛万分，自己又深陷囹圄，但他明白，此时唯有隐忍，别无选择。

他开始在狱中同纳粹的各种图谋展开特殊意义上的“战斗”。他在德国法律规定范围内要求自己的基本权利，每天通过抗议信和声明向监狱和法庭发起进攻。季米特洛夫据理力争，坚定不移，监狱不得不把没收的钢笔、烟斗和眼镜发还给他。

由于抗议坚决、矢志不移，季米特洛夫在预审后就被戴上手铐。戴手铐的措施是与当时的法律相悖的，可见法庭不知道还能用什么其他办法来使这位态度坚决的被捕者屈服。这样的监狱生活持续了五个多月。在此期间他阅读并研究了德国法律、德国历史及世界史的一些重要部分，进一步充实了自己的历史知识，同时也阅读了大量有关歌德、莎士比亚、拜伦、司各特等著名古典作家的作品，以及评论荷马、索福克勒斯、但丁、塞万提斯、莫里哀等作品的文章。这些文学经典排解了季米特洛夫在狱中令人窒息的孤独，也给了他无穷的精神力量。

季米特洛夫在预审开始后就与审判官沃格特展开尖锐对峙。季米特洛夫强烈要求法庭向他提出明确而具体的对国会大厦实施纵火的公诉，而沃格特却偏要求他提供有关在保加利亚共产党从事非法活动的情况和他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做的工作，以及与德国共产党的密切联系。

季米特洛夫态度坚决，沃格特无可奈何，对峙一直持续到6月1日预审结束。

国会纵火案发生后，纳粹声称这是共产国际策划的，解散了德国共产党，并在强行通过《授权法》后的一个月内取缔了所有非纳粹党派，建立起纳粹独裁政权。二战后，在1945年11月进行的纽伦堡审判中，德国将军弗朗兹·哈尔德曾书面供认：

在1942年元首生日午宴上，当大家谈论国会大厦的建筑和其艺术价值时，戈林大声说：“只有我才最清楚国会纵火案，因为火是我放的。”他一边说一边拍自己的大腿。但戈林在当时的审判中对此矢口否认。对国会纵火案起因也有观点认为，是卢贝出于个人原因而放火，被纳粹党利用了；还有一种观点从反共的立场认为，是共产党策划的派卢贝去放火。

审讯过程中有很多次对质，季米特洛夫根本不认识对质中遇到的几十个所谓“证人”。他也从来没有见到过被捕的卢贝和德共议会党团主席恩斯特·托尔格列尔。后来是在正式审判的第一天才看见他们。对纳粹政府的陷害和污蔑他心知肚明，开始了反击。

5月30日，他交给德国司法当局一份自己亲手书写的信件，信中坚持并表明了他在两个月前写给警察机关的书信中的立场。他分析了德国的政治形势，阐述了各大政党在当时的政治诉求，论析了纳粹当局对他的纵火控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他写道：

不言而喻，我同任何组织二月起义来用武力改变德国国家制度的计划毫无关系。我只是在审讯时才听说这种虚构的共产党的计划。但是，众所周知，根据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自己的决议，共产党在那一时期的全部政策和活动都是在政治上动员群众反对法西斯，建立德国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为维护全体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和权利、为使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拥护共产主义而开展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

决议所规定的德国共产党的这条政治路线和具体方针，是全体共产党员必须执行的，它完全禁止任何恐怖行动和任何由共产党人搞冒险主义的起义计划。

8月3日，季米特洛夫收到了司法当局发来的一份起诉书，长达235页。这份起诉书曾被纳粹当局严加保密。

“骇人听闻的捏造！”季米特洛夫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起诉书中说，被捕的三位保加利亚人是在苏联、共产国际工作过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被捕前正在德国进行共产主义活动，也即是反国家的危险性人物。对于三位保加利亚被告中的领导人物季米特洛夫，起诉书中称，他在德国起着为共产党效劳的完全特殊的作用。但是，篇幅如此之长的起诉书，并没有举出充足的证据证明季米特洛夫与纵烧国会大厦之间有什么关系。

起诉书仅根据大量所谓“证人”的“证词”声称，三位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多次利用各种机会同卢贝和德国共产党议会党团领导人在国会见面。尽管起诉书中也提到了季米特洛夫2月26、27日两天并不在柏林，但却认为，他至少也是指示和怂恿了其同党参与国会纵火案。

季米特洛夫在监狱中仔细研究了纳粹司法当局的这一“长篇大作”，还在文内空白处写上了许多评语。他明白了纳粹对这一文件进行严加保密的原因，起诉书中没有论据可以支撑作证，公开这个文件反而会成为对被告人无罪的证明。

季米特洛夫明白，他势必将面临一场艰苦卓绝的政治和心理较量。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他准备在审判中把纳粹法庭变为捍卫自己的革命正义事业和荣誉的讲坛。

国际上，来自美国、法国、保加利亚、德国的许多著名律师和进步人士，都纷纷表示愿意为季米特洛夫提供法律援助，进行无罪辩护。季米特洛夫及其亲属也准备寻找一位合适的辩护律师。

但是，德国帝国法庭不允许被告自由选择辩护人，亲属们提名的律师都被法庭以各种理由拒绝。法庭专门为三个保加利亚人指定了德国律师特切尔博士作为官方辩护人。

季米特洛夫很清楚，不可能指望这个由法庭指定的辩护人，他准备自行辩护，出庭时既是被告人又是辩护人。他意有所指地对这位法庭指定的辩护人说：

我能负责的只能是同我的案子有关的您的一些行动和主意。就是说，您作为我的辩护人，这些行动和主意是以我准确的陈述为依据的，或者它们事先征得了我的同意，并符合我的认识和主张。

国会纵火案随后被宣称为“卢贝及其同伙纵火案”，交付德意志帝国法庭第四庭，将于9月21日开审。

纳粹政府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以使国际社会相信，帝国法庭的裁决是“客观的”。而同时，世界性反法西斯的声援活动也此起彼伏、呼声震天，抗议国会纵火案审判的信函和电报也纷纷向德国各驻外使领馆飞去。

法国巴黎的工人群众在示威游行时高呼：季米特洛夫万岁！打倒希特勒！

季米特洛夫即将面临世界现代史上最大的政治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