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人物传略——倍倍尔》

《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人物传略——倍倍尔》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倍倍尔（1840-1913）是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创始人之一。他致力于团结德国的工人阶级，积极创建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利用议会斗争为工人阶级争取政治经济权益，是一位出色的革命实践家和社会主义理论家。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讲述了倍倍尔波澜壮阔的一生。本书是其生平的记述，讲述了倍倍尔从工人成长为党的领袖，领导德国工人运动、反抗军国主义、争取无产阶级和妇女解放的波澜壮阔的一生，为我们展示了一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驱的形象。全书语言优美，论述充分、资料翔实，是研究倍倍尔的一本不可多得的传记。

作者简介

赵婷，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政党政治等领域的理论研究。

书摘

莱比锡叛国案

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国会中强烈谴责普法战争，反对俾斯麦政府提出的军事拨款，这使俾斯麦十分恼怒，于是他亲自下令逮捕倍倍尔等人。1870年12月17日早晨，倍倍尔正在作坊里工作，警察突然闯进来将他逮捕，关进莱比锡地方监狱拘押待审，指控的罪名是“图谋和准备叛国罪”。

1871年3月3日，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倍倍尔再次当选为国会议员。3月28日，政府迫不得已释放了倍倍尔。倍倍尔出狱后，继续反对俾斯麦政府的政策，支持巴黎公社的斗争，这让俾斯麦政府无法忍受。因此，在俾斯麦的逼迫下，1872年3月11日，莱比锡法庭再次以“图谋叛国罪”逮捕了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在这次逮捕后，萨克森政府决定对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进行审讯，莱比锡刑事陪审法庭被指定在1872年春季开庭作出判决。审讯于3月11日开始，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在3月9日的《人民国家报》的报头上发表以下要求：

同志们：

你们知道，由3月11日（星期一）起，刑事陪审法庭开始对我们进行叛国案审讯。你们之中大概有许多人想要参加旁听。因此，我们向你们恳切要求，既不要表示拥护，也不要表示反对来打断审讯。不管那里发生什么事，你们都要保持安静。我们的敌人可能用恶毒的挑衅文字或者通过雇佣的代理人设法来刺激你们，你们要粉碎这些阴谋诡计。将来的清算是免不了的。

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赫普纳

莱比锡 1872年3月3日

审讯过程持续了14天。控诉的材料包括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协会、集会中的全部鼓动活动的文章和小册子以及在不伦瑞克委员会被没收的一批信件。此外，凡是过去德文版的社会主义小册子等著作，即使倍倍尔等人与它的出版和推销毫无关系，几乎也全都算到倍倍尔等人的账上。还有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卡尔·汉森的一本名为《一个欧洲士兵写给他的伙伴》的小册子，虽然倍倍尔等人在审判前丝毫不知道有这本小册子，却也被算在起诉材料当中。因此，起诉材料在数量方面应有尽有，但在质量方面，却是非常糟糕。

倍倍尔等人在国会中的发言，根据宪法是不能被提起控诉的。但是莱比锡自由主义的报刊设法把其中最尖锐的词句向陪审员报道。检察官把曾参与1870年倍倍尔在孚格特兰的普劳恩城举行的反对麦克斯·希尔施博士的两次集会的人请了一批来作诉讼的证人。那些演讲的内容（当时因德意志刑法法典生效而未能据以起诉）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的演说《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地位》（他因为这个演说在1869年被判决几个月的监禁），都被用作叛国案的材料。起诉证人是曾监视倍倍尔出席那两次集会的普劳恩的宪兵队长，此外还有其中一次会议的主席奇尔巴赫律师、一名编辑、一名首席教师和会议召集人。

陪审员最后宣布，他们认为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犯了图谋叛国罪，赫普纳被释放。检察官认为图谋行为离事实还很远，所以建议判他们两年徒刑的最高处罚，对赫普纳建议释放。法院随即根据这个建议判决，并把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在侦查期间的禁闭折算为两个月。

党内的同志对于这个判决极为不满。倍倍尔也十分愤怒，但他为了安慰党内同志，仍然强颜欢笑，在审讯结束后同辩护人和同案被告人说：“你们知道什么，我们不管判决如何，今天晚上要往奥尔巴赫酒店去喝瓶葡萄酒。”辩护律师奥托·弗莱塔格说:“好，我们就这样办”，“而且由我们（他和他弟弟）来结账”。倍倍尔的妻子得知判决结果后，非常伤心。不过，在宣布判决以前倍倍尔的家庭医师就安慰她说：“倍倍尔夫人，如果您的丈夫被判一年徒刑的话，您还应该高兴，因为他是迫切需要静养的。”

3月27日，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接到了法院的判决书。他们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一篇简短谈话《给党员同志》，要求党员们要勇敢，尤其要设法广泛传播《人民国家报》。同一天，他们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第二篇声明——《关于我们的判决》，其中说道：

陪审员先生的判决是不对的。我们所向往的和已经做的事情，我们都毫不隐瞒地承认了；我们并没有准备做刑法法典上所谓的叛国行为。如果说我们有罪，则一切在野党都是有罪的。判决我们有罪，就是排斥言论自由。

由于你们的裁判，我的陪审员先生们，你们以资产阶级的名义批准了吕森的暴行，并发给反动派一张空白的特许状。这个结果对于我们个人是无关紧要的。这场官司在传播我们的原则上起了这样莫大的作用，我们甘愿领受（判决一旦生效）判处我们的两年监禁。但是，社会民主党却超过刑事陪审法庭的权限。我们的党将继续生存、壮大并取得胜利。但是你们，我的陪审员先生们，由于你们的裁判，也许宣布了现今刑事陪审法庭制度的死刑，这个单独由资产阶级组成的制度，无非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工具而已。

在诉讼结束后不久，倍倍尔患了非常严重的肋膜炎，好几个星期都只能躺在床上。鼓动、国会活动、待审拘押和诉讼，再加上倍倍尔还要营业维持生计，这些都伤害了他的身体。除了剧烈的疼痛外，他还患有严重的失眠症，很多夜里他都辗转反侧，无法入眠。

要塞监禁生活

1872年7月，倍倍尔又因“渎君罪”被判9个月监禁，直到1875年4月才获释。1872年7月8日，在倍倍尔入狱之日，他发表了以下声明：

给我的萨克森第十七选区的选民：

朋友们和同志们！承莱比锡王国地方法院的厚意，除以“渎君罪”判我9个月徒刑外，还“剥夺我所担任的公职以及由选举而产生的各种权利”。

通过这个判决我丧失了你们赋予我的委托。

朋友们和同志们！这个打击不仅是对我的打击，它也是对一向我代表的你们的打击。它也打击了我们的党。我们要表明，它所做的打击是徒然的。你们面临采取重新选举这一招。我向你们请求在重选中再做候选人。如果按照你们的意思我没有辜负所赋予我的信任，那就再选举我。

我向你们保证，所受的“刑罚”不能使我屈服。要塞和监狱这些办法不能使我对于腐败的社会情况发生较好的观念。依靠这种办法来施教的社会，就应当消灭。

因此，我们要用一切我们所能支配的力量和一切坚韧性来继续作战；请通过新选举把工具递在我手里，使我在以后几年还能参与这一斗争。我们的时刻总有一天要到来的。

告辞了！在新的斗争和胜利时刻再见！

倍倍尔被囚禁的地方是胡伯图斯堡监狱。狱中关押的每个人都盼望早日恢复自由，不停地计算着天数和钟点，倍倍尔也一样。但他以罕有的乐观情绪控制着急切的心情，苦中求乐，利用一点一滴的时间学习和工作，摸索出了度过逆境的有效办法。

在狱中，倍倍尔的生活是这样的：早上7点必须穿好衣服，打开囚舍的门，以备打扫清洁。清洁费和囚舍的租费每月5塔勒。清洁期间他们可以去囚舍前面的走廊上用餐。8点到10点又被关起来，10点以后可以到园内散步，12点到下午3点（冬天到下午3点，夏天到下午4点）又必须呆在囚舍内，然后是第二次散步，下午5点或6点一直关到第二天早晨。监狱内晚上可以点灯到10点钟，倍倍尔便利用这些时间来学习。几个月后，倍倍尔请求在上午8点到10点把李卜克内西也关到他的囚舍内，让李卜克内西教授他英文和法文。这一请求得到了许可，他们便借这样的机会，讨论一些党内事务和政治事件。

夜晚烹茶是倍倍尔的乐趣之一。他和李卜克内西都很爱喝茶，但监狱里根本不供应茶叶，也严禁私自烧茶。倍倍尔想方设法，秘密弄到一个旧茶壶和一点茶叶。每到晚上，看守人关闭囚舍离开之后，倍倍尔就坐到火炉旁，悄悄地烹煮茶叶。为了使隔壁的李卜克内西也能同享，倍倍尔利用放风间隙，从园子里找到一根约两米长的竿子。竿子的一端用小绳系上一个自己编织的小网兜，里面可以放一只玻璃杯。茶烹好之后，趁四下无人，他会先敲敲墙壁，然后踩着小桌，把一杯茶装入小网兜，用竿子慢慢伸出窗外，再缓缓转向李卜克内西的窗子，李卜克内西接到杯子后轻轻说声“谢谢”。他们还用类似的办法传递报纸，由于行动隐蔽，居然一直没被看守发现。

垦荒种菜是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争取到的另一个活动机会。由于牢房里阴暗潮湿，空气污浊，每天只有两次很短的放风时间，所以，进行一些体力劳动十分必要。倍倍尔等人向监狱看守要求拨一片土地给他们耕种，但遭到拒绝，只准许他们耕种沿围墙的一小条地边。放风时间到了，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等人带着工具兴冲冲地来到墙边，但几锄头下去之后，他们失望了——每一锄都碰到石头上。为了使土地变得肥沃一些，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忍着刺鼻的臭味，从监狱院墙一角的粪堆处，用一只大筐一趟趟地运肥施肥。土地整理好之后，他们种上了萝卜种子，时隔不久，种子发芽了；很快，叶子茁壮成长。每天上午，一到散步时间，倍倍尔他们就往菜地里跑，每个人都想收获第一个果实，但却总是失望而归。后来他们才得知，原来是由于施肥过多了，所以只是猛长叶子不长萝卜。虽然没有收获到果实，但健身的目的似乎达到了。倍倍尔原来左肺叶患有严重的结核病，出狱之后经过医师仔细检查，竟然痊愈了。所以他的朋友们开玩笑说，应该感谢国家把他送进监狱。

这次服刑期间，倍倍尔的时间主要还是用在补充知识和看书上。他认为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些工作中，是度过逆境的最好方法。倍倍尔在狱中重点学习了国民经济学和历史，他重读了当时只出了第一卷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拉萨尔、杜林等人的著作以及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等。此外，他还阅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海克尔的《自然创造史》等自然科学著作。受威廉·齐美尔曼的历史著作《德国农民战争史》的鼓舞，倍倍尔写了一部通俗性的论著——《论德国农民战争，着重中世纪主要社会运动》，该书在不伦瑞克出版，后来被禁止发行。

在此期间，倍倍尔还有许多很有影响的成果，其中之一就是翻译了伊维·居尤和西基斯孟·拉克罗瓦的《基督教社会教义的研究》，他还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名为《妇女现在和将来的地位》，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以社会主义立场论妇女地位的第一篇作品。此外，他还在这次监禁里写出了《妇女》一书的初稿，该书在1879年以《妇女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书名出版。该书在德国乃至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反社会党人法”禁止推销的情况下仍出了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