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余
土地革命时期，三大主力红军在实施战略转移的过程中先后进入重庆境内，所到之处唤起民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革命，燃起了熊熊的革命烈火。红军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在老区群众中广为颂扬和传播，也留下了大量的红军歌谣。这些歌谣，不仅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发自肺腑，震撼人心，既充分讴歌了红军的丰功伟绩，又深刻体现了人民群众热爱共产党、热爱红军的深厚情怀。
穷人有了苏维埃
酉阳县南腰界地处川黔两省接合部山区，境内溪流纵横，草木繁茂，土地肥沃。但在旧社会里，这里90%以上的土地，被人口不到10%的少数地主豪绅霸占着，广大穷苦农民只能靠租种地主的土地过活。地主以佃四主六、佃三主七，甚至佃二主八、佃一主九的租率来盘剥农民，而名目繁多的“铁板租”“滚滚息”“跟斗息”更是欺压得农民抬不起头来。除了土豪劣绅高利盘剥外，国民党政府还要向农民收取各种税捐、粮款，如乡公所的办公费、保甲长的补助费等，逼得穷人走投无路，家破人亡。南腰界地区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一年做到头，不见米一盅；财主官府逼，难度春和冬；卖儿又卖女，落得一场空；逃荒啃树皮，死在路当中。”这就是旧社会南腰界人民真实生活的写照。
正当南腰界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1934年6月，贺龙领导的红三军来到了南腰界。红军到达南腰界后，立即抽调了100多名干部、战士组成一支武装工作队，分别到酉阳、秀山、沿河、印江、松桃等地，深入各乡村发动群众。工作队每到一地，大力宣传红军主张，到处张贴“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倒土豪分田地”“红军为消灭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而战”等标语。并在南腰界街头的土地庙墙上，引人注目地写上了共产党《十大政纲》。贺龙还亲自出面做群众工作。一天，他在“忠烈祠”召集由池宽成、刘登元、伍永孝、刘应儒等30多人参加的积极分子会议。会上，贺龙给他们分析研究了建立游击队和打土豪分田地的问题，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革命热情。会后，伍永孝回到家乡田坝（现属松桃）组织了游击队，打倒了土豪伍永录。贺龙还专门指派红军独立团覃世安团长协助他们工作。1934年6、7月之间，南腰界地区的南腰界、唐家溪、大坪盖、龙池先后建立苏维埃政府，并组建了游击队。在此基础上，南腰界区革命委员会于8月1日在翅尾巴山上召开了成立大会。贺龙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我们工农红军就是打土豪劣绅的，我们组织游击队，建立苏维埃，就是把大家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分地，让穷人过好日子。”会议选举陈显朝为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会后，南腰界人民在红军和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高潮。
为了保证打土豪分田地的顺利进行，把广大穷苦农民发动组织起来，协助苏维埃贯彻各项决议，红军又领导大家组织雇农工会、农民协会、贫农团等各种群众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土地革命。这些群众组织在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具体领导下，以村寨为单位，动员每家每户当众报出自己的谷担数（整个村寨的人都在一起，谁也不敢少报）。有的地主不敢来，就让他们把自己的田亩谷担数写好，让其子女送到农协会或贫农团，再由农协会或贫农团审查登记。这项工作，被大家称为“谷担会”，也叫做“查田会”。
查田之后，接着就开展分田分地。分田分地的第—步是“号谷田”。首先统计地主的田亩，然后把统计的田亩逐块编号，好坏搭配，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第二步是“插牌子”。当土地分配落实后，就用木牌或竹签写上每个户主的名字，名字下面写清楚分得多少田，边界、位置在什么地方，然后由农民自卫队带着写好的牌子一一插到田里去。插好牌子的田，就归新主人了。
经过2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南腰界、唐家溪、大坪盖、龙池4个乡苏维埃的大部分地区，一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都分得了田土池，仅唐家溪乡苏维埃，就分了陈再兴、毛德西等10多家地主的田土，面积达二千多亩，农民人均分得一亩多。经过分田分地运动，南腰界地区几十户地主恶霸的几千亩田土，绝大部分回到了贫苦农民手里，使长期备受反动统治者压迫和剥削的南腰界人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
在分田分地的同时，对南腰界、唐家溪、大坪盖、龙池等地区的冉瑞廷、欧松廷、张步青、杨澄清、邹学良等50多家土豪，除了没收他们的全部田产外，还分了他们的谷米和其他财物。同时处决了妄图伺机反扑的反革命分子冉崇祯，镇压了劣绅罗汝崇、伪乡长罗汝祥和大恶霸陈良仲，逮捕了一贯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欧廷献，也处决了混进游击大队搞内奸活动的秦登仲。通过这些斗争，大长穷人的志气。“云开太阳照，魔鬼无处逃，官绅财佬嗷嗷叫，贺龙的红军专门打土豪”“太阳出来暖洋洋，红军来了不纳粮，又分钱来又分米，穷人有了救命王”等歌声，响彻南腰界的村村寨寨。人们兴高采烈地庆祝翻身，庆祝胜利。
人民军队纪律严
铁的纪律，是当年红军赢得群众支持和拥护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今在重庆渝东南地区的部分群众中还传唱着红军纪律歌：“服从革命命令，听从官长指挥，虽是饥寒交迫，革命意志坚定。严守革命纪律，保护工农利益，虽是艰难困苦，不要扰害贫农。”
1934年5月，贺龙率领红三军在酉阳县兴隆乡三沟村驻扎。一天，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军号声，分散住在各家各户的红军都跑步到姚洪川家院坝集合。接着，由一个红军领着一个约摸四十来岁的农民妇女，在队列前面逐个查看。忽然，那个红军在一个战士身上取出一只银耳环和一些银器来，通过查问后，将银耳环和银器还给了那位妇女，然后对队伍里的人大声说：“拿群众的东西，是一种破坏红军纪律的行为，应当受到严肃处理。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做一个光荣的红军战士。”
紧接着，贺龙走到队伍前，非常严肃地说：“我们红军，是工农群众的军队，是为解除穷人痛苦来当红军的，不是来发财的。拿群众的东西，违反了红军的纪律，这种行为必须严肃处理。大家要认真对照一下，知过必改，违者严惩。”贺龙话音刚落，战士们齐声响亮地回答：“是！”。
当时，住在村民姚茂轩家的是一名红军营长，姓易。队伍解散后，易营长派一名战士和姚茂轩去找一些乡亲来家里。他们找来了贺志长、姚茂钧、向宽林、姚昌友等人和红军战士围着火铺摆谈。易营长手里拿个本子，轻声细语地说：“贺龙军长常说，南昌起义以来，我们工农红军领导穷苦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组织人民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建立苏维埃政权，靠的是铁一般的纪律。损害群众利益的人，见到群众东西就拿的人，能叫保护群众利益、能说是为群众闹翻身吗？所以，今天那个乱拿群众东西的战士，一定要给予处理。”易营长的话刚讲完，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说：红军到我们兴隆坪打富济贫，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东西给钱，损坏东西赔偿，不派款，不拉夫，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的军队。那个战士只是个别的。易营长说：“个别的也不允许，那是违反了红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违反了红军的纪律，今后再发现这类的事，请乡亲们给我们提出来。我们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希望。”大家听了都深受感动。
红军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红军进入石柱，途经蚕溪，当地的群众因受保正（旧时保正大致相当于现在乡长的职位——编者注）的谣言，家家户户扶老携幼往山上逃避。第二天红军开拔后，群众纷纷返回家里，发现不仅锁着的门未动，甚至在门槛边发现一个小纸包，里面包着3块大洋和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老板，我们烧了你家门外几捆柴，留下3块大洋作赔——红军。”群众家里的过年肥猪，不仅没被牵走或者被部队宰杀来吃掉，红军反而用吃剩的饭菜把猪喂得饱饱的；在黔江马喇湖，红军的骡子吃了群众家种的麦子，红军对群众进行了赔偿。群众感动地说：“蒋介石对老百姓的生命视如草芥，贺军长对老百姓的庄稼却那么关心。红军真好呀！”从这以后，红军的骡马全部带上“笼嘴”，防止再啃群众的庄稼；红军过黔江阿蓬江时，请50多个船工帮忙渡河，任务完成后给每个船工2块大洋和几升米作工钱；在彭水县城，红军请德昌元石印铺印制《告湘鄂川黔人民书》《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布告》《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硬塞给石印工人10块大洋作工钱；在彭水县黄家镇黄学珍的家里，木板上有一张红军的留言条：“老板：我们吃了你半坛咸菜，几根大葱，烧了几根柴，共补偿你黄豆6升——红七师机炮连一排”；在酉阳南腰界，红军部队的住房非常紧张，部队除了没收地主的房屋作军用，一般不住民房，更不允许进驻学校。战士们亲自上山砍树，割茅草，搭修建一些土“帐篷”，解决部队的住房问题。
贺龙也以身作则，严格遵守红军铁的纪律。在酉阳南腰界，他喜欢利用空闲时间到河边钓鱼，借了群众的鱼篼也要归还。在秀山坝芒，贺龙住在群众家里，婉拒居住主人房间，他用几块木板在堂屋搭了一个简易床，临走时，还付了3块大洋。
红军百姓一家亲
在石柱县城郊外的猫圈坡，有一口水井被当地人称作“红军井”。这是当年贺龙率领红三军转战川鄂边期间，于1934年初在此挖的井。这口井，见证了红军与百姓之间的鱼水深情。
1933年10月19日，贺龙率领红三军一部，由湖北利川的毛坝出发，先后游击到与石柱毗邻的利川县黄泥塘、汪家营一带，开展革命斗争，动员广大群众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榨。石柱县的群众听说红军就在附近，都盼着红军早日到来。11月3日，红三军在利川县建南乡击溃了川军山防局王崇德部，缴获武器无数，并在梨子园枪毙了山防局的3名中队长，大快民心。11月7日，红三军进入石柱境内的冷水、栗子坝活动，发动群众打富济贫。红军还为栗子坝黑洞槽的群众挖蕨根打成粉，解决了冬粮，使当地群众安全度过了冬荒，人们激动地说：“只有红军才是我们的救星啊！”红军离开栗子坝后，人们为怀念红军，编出了民谣：“十冬腊月受饥寒，干人饿得打蹁蹁。多亏贺龙来挖根，蔸粑救济度荒年”。
1933年12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省咸丰县大村召开会议，作出了“开创酉秀黔彭新苏区”的决议。22日，红三军一举攻下黔江县城。四川军阀、国民党二十一军军长刘湘急忙调兵遣将，派周化成保安团等火速驰援黔江，企图在黔江与红三军决一死战。红三军攻下黔江7天后，于12月29日迅速撤离黔江，转移至咸丰县活龙坪，打破了刘湘的军事部署。
红三军转移至活龙坪，敌军随后也向咸丰云集。贺龙率红三军于1934年1月3日攻下利川县城，在敌人疲于奔命之际，迅速兵分两路进入四川，一路到万县柏杨一带游击，牵制住拟调防石柱的李宗煌团。贺龙率领红三军第九师，由利川小贩郎德清带路，于1月8日从利川县鱼泉口进入石柱县，一路过双河、黄水坝，于9日露宿悦来古城坝。10日傍晚，贺龙率领的红三军抵达县城附近的沙谷乡猫圈坡，驻于庙岭、轿子鼎等地。
红三军到达猫圈坡后，一面组织战士学习，一面组织宣传队，深入到各个村落，宣传红军的任务和纪律，宣传土地革命和大村会议的决议，提出了“穷人不还富人债，佃户不交地课（租）”等口号，深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同时，红军战士积极帮助当地群众解决生活困难，冒着严寒上山打柴并送到群众家中。当地有位年逾花甲的马姓老人，因气管炎发作不能劳动，连煮饭和烤火的柴都没有。红军战士闻讯给他送去了柴禾，老人连声慨叹：“红军是好人，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的军队！”
当年冬旱非常严重，接连40多天未下雨，猫圈坡一带井水干涸，群众和红军饮水都成问题，有的群众因缺水甚至到“牛滚凼”取水饮用，有的群众则顶着天寒地冻到两里外的小溪里挑水。贺龙得知这一情况后，一面派卫生员向群众宣传卫生饮水知识，一面亲自带人寻找水源。终于在下院子发现一处地面浸水，立即带领战士连夜挖井，很快挖出了一口井，解决了当地群众和红军的饮水困难。
红军离开后，这口井长年不干，取水不尽，群众称为“仙井”“龙井”。为表达对红军、对贺龙的深情，编了一首山歌，至今流传：“昔日喝水贵如油，下山挑水就发愁，自从贺龙挖了井，‘龙’水流进锅里头”。
红军打仗似神仙
“八月里来桂花香，红军打进坝芒场，杨卓之妄想堵红军，团匪几百逞凶狂。倒马坎，战火急，红军杀声震天响，团匪吓得筋骨散，死的死来伤的伤。杨卓之逃进秀山城，魂飞胆丧唤爹娘，贫苦百姓齐欢呼，贺龙红军美名扬”。这首歌谣生动地再现当年红三军为开拓川黔边根据地，激战倒马坎，击溃反动武装的场景。
倒马坎位于秀山县西南25里的峻岭乡坝芒，是川黔边区酉阳、秀山、沿河、松桃来往的过道。道路从峭壁悬崖上通过，地势极为险要。相传，清代贵州提督花莲布镇压乾嘉苗民起义骑马经过这里时，被义军用石块打下深谷跌死，倒马坎因此而得名。为了巩固黔东特区，进一步开拓川黔边革命根据地，贺龙决定向秀山西南部进军，以开辟秀山革命根据地。
秀山县长赵竹君闻讯后惶惶不可终日，电报不断飞向刘湘：“秀山危在旦夕，要求立即派兵围剿。”刘湘急令其加强防务，以“防堵贺龙袭秀”。赵竹君遵照刘湘的旨意，指定秀山大土豪西路团防头子、国民党原八十二师团长杨卓之任总指挥，主持“西路防务”。同时强迫各乡群众，以倒马坎为中心，修筑了一道长达40多里的防御阵地。抽调了300多名反共“精选队”以及拼凑的地方武装，组成若干小队分守防线上各个据点，排成一条长蛇阵。并在前沿阵地上设前线指挥所，防线中心设前线指挥部，在离防线30里的清溪场设后方总指挥部，号称“万里长城”。杨卓之亲自督阵，用电话指挥，妄图阻击红军进攻。
为做到知己知彼，贺龙派遣侦察人员深入秀山境内，侦察地形，绘制地图，窥探敌情，很快掌握了秀山敌人的活动情况。贺龙反复查看地图，认真谋划作战方案，经过慎重考虑，贺龙决定把进军秀山的任务交给七师，并找来师长卢冬生等人共同研究。他谦逊地征求卢师长的意见：“你看进军秀山怎么打法？”卢师长说：“杨卓之采取拦河堵水的办法，搞40里防线。我想应该首先在他的防线上选择一点，突破缺口，这样敌人就会全线溃败。老总，你看行吗？”贺龙听后大笑说：“好！我们想到一块了。这个战术就叫‘突破缺口，分割包围，溃其全线，全歼顽敌’。”他指着地图说：“突破口就选择在倒马坎。这是杨卓之防御的重点。”
1934年8月30日拂晓，红七师在卢师长的率领下，从火烧桥出发，向倒马坎进军。部队行至梨子坳，立即兵分两路：左翼部队经干九槽进入七山坡，控制倒马坎左侧制高点老营盘；右翼部队经猫儿洞进入鹿角坪，控制倒马坎右侧制高点老鹰嘴，形成钳式夹击倒马坎的阵势。当时，七师十一团四连连长冉瑞才所在连队的任务是抢占坝芒街背后的狮子背，用机枪压住倒马坎守敌的火力，掩护两翼部队进攻。
当天，正逢坝芒街上赶场，往来的人很多。冉瑞才带领一个排，化装成百姓混入人群。按照预定时间，一排登上狮子背，出敌不意地冲进敌方前沿指挥所，猛喝一声：“不准动！我们是红军！”当时，饮酒划拳和倒在床上抽大烟的敌人，听到“红军”二字，一个个吓得发抖，乖乖跪在地上喊饶命。狮子背被迅速占领了。
下午4时，进攻的时刻到了。卢师长一声令下：“开始攻击！”霎时，倒马坎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两翼部队像猛虎似的一齐向倒马坎冲去。敌人腹背受击，无力招架，乱成一窝蜂。兵败如山倒，敌人在狭窄的山路上，争相狼狈逃命。有的从倒马坎滚下坡去，摔死在幽暗的深谷里；有的躲进山沟，结果成了游击队的俘虏。
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才结束。第二天清理战果，计毙敌数十人，俘敌74人，缴枪100多支。红七师又乘胜追击，直捣杨卓之老窝，把他家的财产全部分给了当地群众。倒马坎战斗，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为开拓川黔边革命根据地扫清了障碍。当地群众由衷地赞叹道：“红军打仗似神仙，神出鬼没无踪影，吓得白匪命归天。”
当兵就要当红军
红军在重庆期间，不仅带领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而且十分注重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认识到贫富差距并不是命运使然，而是凶残的土豪劣绅剥削穷人的结果。穷人要当家作主，保卫和扩大已有的胜利果实，只有参加红军这支专为穷人谋利益的队伍，一起干革命。于是，穷人踊跃参加红军，并从各方面支援红军作战。正如歌谣《当红军》所唱：“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当兵就要当红军，官兵都是一样人。买办地主和豪绅，杀他一个不留情。生活一律都平等，没有一个打骂人。当兵就要当红军，打倒军阀和劣绅。人人都把田地分，红军战士来代耕。当兵莫当军阀兵，扣了军饷又打人。我们红军多得很，打胜仗全国有名。”
1934年初夏的一天，长工冉隆昌正在山上砍柴，突然看见一支队伍从贵州小井方向朝南腰界开来，为了不被拉夫，他赶紧躲进附近一个岩洞里。躲了一天一夜后，冉隆昌饿得实在不行了，准备下山找点吃的。刚出洞不久，就碰见同房的一个大伯，并对他说：“隆昌啊，你躲干啥！昨天来的军队，是人们常摆谈的那个贺龙率领的红军。听说他们同国民党军队不一样，是专门打富济贫的。红军司令部就设在你干活的那家余家桶子哩！”
冉隆昌悬着的心放下了，决定回余家桶子。刚进院子，他就见一个蓄着浓密“一字胡”的魁伟大汉，正在院里劈柴。大汉见来人了，忙放下手中的斧头，问道：“老乡，你是这里的主人吗？昨天让你们受惊了，对不起。”冉隆昌连忙鞠了一躬，解释说自己叫冉隆昌，是这家的长工。大汉一听，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叫龙（隆）昌，我叫贺龙，都是一个龙字。来，来，来！是兄弟嘛。”贺龙一边说，一边拿了一条板凳让他坐下，并让厨房的同志端来饭菜。吃完饭后，贺龙对他说：“老弟，你回去把躲出去的群众喊回来，生产的正常生产，教书的照常教书，做生意的嘛，照常做生意。我们红军保护一切从事正当劳动的人。”
不久，很多躲出去的群众相继回来了。冉隆昌同陈显朝、池宽成、刘登元、伍永孝等30多人，在“忠烈祠”参加了由贺龙、谷志标等红军首长主持召开的群众积极分子会议。会议主要研究如何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及组织游击队和打土豪的事。经过一个多月宣传发动，南腰界各地游击队和苏维埃政权都先后建立起来了。冉隆昌参加的是南腰界游击大队。成立游击大队那天，游击队员们成两列横队站在南腰界街口的土地庙前，面对土地庙墙上写的《共产党十大政纲》，以它为誓词，举手宣誓。宣誓以后，贺龙来到队列前，把一把闪闪发亮、柄上刻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刀和一面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交给了冉隆昌，并对他说：“隆昌啊，红旗是革命的象征，大刀是革命的武器，你要用这把大刀保卫红旗，将革命进行到底，用它砍出一个新世界来！”说到这里，贺龙问道：“隆昌，你有信心吗？”冉隆昌立刻举起右手答道：“有信心，誓死保住红旗和大刀，将革命进行到底！”随后，游击大队编入了川黔边独立团，在覃世安团长的率领下，冉隆昌举起红旗，拿着大刀，跟随红军战斗在川黔边一带，参加了木黄、淇滩和攻打大坝祠堂等十多次战斗，还参加打了十多家土豪。
红军长征走后，恶霸、国民党团总冉瑞廷带了五六十个团丁，又回到了南腰界，其他地主、还乡团也都回来了。很多游击队员及其家属和亲近红军的群众,惨遭他们的杀害。他们还到处扬言：“要清除共党分子和游击队员，要血洗南腰界的山山水水。”
为了打击敌人，保存自己，一天夜里，冉隆昌等一些隐蔽在山林的游击队员，秘密集中在余家桶子开会，商量对付还乡团的大屠杀。没想到被叛徒告密，冉瑞廷带了一群匪徒，把余家桶子围得水泄不通。经过奋力拼杀，冉隆昌突出重围，其余的队员都壮烈牺牲。眼见形势突变，冉隆昌手提大刀，趁黑夜只身前往猫洞，想把揣在怀里的红旗藏在猫洞的石缝里。
猫洞里，冉隆昌想起了牺牲的同志们，想起了几个月前贺龙给他授旗、授刀的情景以及谆谆嘱咐，他决定去找红军，继续革命，为牺牲的战友报仇。于是，又把红旗装进内衣口袋，走出猫洞，乘夜深人静，悄悄地来到南腰界街上。来到土地庙，他迅速爬上庙顶，把红旗藏在庙顶的“水晶宫”里。他认为敌人是不敢随便到菩萨头上来搜查的，等到革命胜利了自己再回来取。
红旗藏好了，大刀又藏在哪里合适呢？冉隆昌突然想起自家楼上有根柱子，上面有一道很宽的裂缝正好可以把大刀藏在里面。冉隆昌加快步子，回到家中，他把大刀用油纸包好，然后把刀藏在柱头裂缝中，外面用杉木皮遮掩伪装起来。一切都办好以后，冉隆昌趁天还未亮就离开了家，逃往贵州沿河一带。在那里，他到处打听红军的去向以及被敌人打散的游击队员的下落，但事与愿违，他既没有找到游击队的战友，也没有追赶上红军。冉隆昌只好孤身一人逃往秀山，隐姓埋名，帮人做工，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
解放后，冉隆昌回到南腰界老家，重新找出贺龙授给他的大刀，投身到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1953年，冉隆昌把掩藏多年的红旗从土地庙里取出，连同大刀捐献给了贵州遵义博物馆。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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