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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大公报》在渝纪事

衡元庆

2014年10月17日14:23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红岩春秋》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政治舞台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留下了众多的抗战历史文化遗迹。重庆《大公报》报社旧址位于渝中区李子坝正街102号(原李子坝建设新村),即是其中重要的文化遗址之一,记录了当时大后方新闻媒体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往事。

报馆3次被炸仍坚持出报

《大公报》于1902年在天津由英敛之创办,是世界上现存历史最悠久的中文报纸之一,在国际上享有极大声望。

1926年6月,天津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出资5万元,邀胡政之、张季鸾组成新记股份公司接办该报,吴鼎昌自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9月1日,他们接办续刊,直到抗战胜利。

1936年4月,《大公报》创办上海版,把经营重心南迁。报纸在津沪两地同时发行,行销全国。沪版《大公报》的销数最高,曾达145000份。

抗战爆发后,《大公报》津、沪两版随着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相继失陷而被迫停刊。《大公报》辗转迁徙,先后创办过汉口版、重庆版、香港版、桂林版。

重庆《大公报》创刊于1938年12月1日,由王芸生出任重庆版总编辑。初到重庆,该报即发表了一系列呼吁抗战的文章,之后又连续发表了数篇宣传“吃苦抗战”的文章。日报发行量最多时达91500余份,晚报发行量最多时达32000余份,创造了当时重庆报业的发行纪录,营业始终盈余,在政治上也颇有影响,甚为中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所喜爱。

《大公报》在渝7年,经历了世界战争史上历时最长、最惨绝人寰的“重庆大轰炸”,报馆虽3次被炸,仍坚持出报。在“五三”“五四”大轰炸中,《大公报》位于李子坝的编辑部与印刷厂部分被炸,胡政之让人在离报社不远的山下凿了两个防空洞,一个放置印报机,一个供员工防空袭。空袭中,只要把版排好,立即送入防空洞打版上机,《大公报》即可保证绝无间断。日机轰炸严重时期,各家报社因此停刊。1939年5月5日,重庆各报出联合版,《大公报》休刊101天。8月13日,重庆版《大公报》在李子坝建设新村新址复刊。

1940年,日军倾其航空力量,出动飞机对重庆进行连续半年的狂轰滥炸,李子坝经理部办公楼被炸毁,印刷厂第二车间被破坏,但在防空洞里的印刷机却始终没有停转,《大公报》的出版也没有一天间断。1941年的夏天,《大公报》报社再次遭到轰炸,经理部大楼中弹,编辑部大楼经猛烈震动,屋顶裂开,员工们在暴雨中露宿两夜,改在防空洞里继续出报。环境如此恶劣,《大公报》的销量仍稳步上升,是当时重庆所有报纸销量的总和。

重庆《大公报》创造历史

现年94岁的张炳富于1939年至1944年在重庆《大公报》任职,恰逢日机对重庆进行大轰炸,他不仅是幸存者,也是《大公报》在防空洞里办报历程的见证人。据张炳富回忆:

“1939年5月3日和5月4日,是重庆惨遭日本敌机狂轰乱炸的日子,为了不让重庆人民忘记这段惨痛历史,原来的‘鸡街口’街道已命名为现在的‘五四路’。‘五三’‘五四’大轰炸后,东至白龙池(今民族路),南至大梁子(今新华路),西至较场口,北至代家巷,这些重庆当时最繁华的街道都被炸成了一片焦土,毫无生气。当时的‘太平洋大药房’与‘心心咖啡厅’都装有象征着城市繁荣景象的霓虹灯,大轰炸后如同荒郊旷野,变成一片废墟。”

“轰炸严重的时期编辑部与印刷厂均搬到防空洞继续作业,大家在对开平板印刷机的轰鸣声中写稿、编辑、校对、印刷。在日军对重庆长达五年半的轰炸中,哪怕最惨烈的1939年5月3日和5月4日都没有停止出报,因为我们要把坚持的精神传递与每一个人。”

1941年4月,《大公报》收到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来函,被认为是“《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最佳报纸称号(密苏里新闻学院奖是新闻界内很高的荣誉。先前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时报》得到过这个殊荣——作者注)。

1941年,《新青年》上发表的《评介重庆大公报》一文中评价:“大公报和他报不同的地方,就在它能创造历史;人家却只能追逐历史”“大公报适应了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也锻炼了大公报”。

抗战中《大公报》把握住了天时地利人和。例如,苏日签订友好协定,重庆人正在惊讶不定,议论纷纷,可谓莫衷一是。第二天,大公报就发表了一则精辟的新闻,呼吁人们勿中敌人谣言攻势的诡计,外交应看全局,并发表《蒋委员长和张季鸾氏的野餐谈话》。至于大公报的地位,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认为《大公报》“代表中国报纸”“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的说法,的确是抗战时期大多数人的看法。

为人民大众说话的报纸

1941年9月,张季鸾不幸病逝。《大公报》决定组织董监事联合办事处,以董事胡政之(主持该报桂林版)、李子宽(留沪支持通讯事宜)、王芸生(事实上之主笔,该报社评多出其手)、监事曹谷冰(渝版经理)、金诚夫(香港版经理)等5人为委员会,胡政之任主任委员(仍兼总经理职务)。

1943年2月2日,重庆版发表《看重庆,念中原!》社评,对比河南灾民惨状,斥责重庆富豪奢靡生活。此文激怒国民党当局,被勒令停刊3天。

1944年9月12日,《大公报》桂林版停刊,也只有《大公报》重庆版一家,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与国民党举行国共和谈。重庆《大公报》对毛泽东抵渝不仅编发了消息和特写,还连夜赶写了题为《毛泽东先生来了!》的社评,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

9月5日下午,毛泽东在位于红岩新村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办事处约见了《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晤谈近3个小时。当时,王芸生期待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能够合作,和平团结,不打内战。一见面,他就急切地向毛泽东询问国共和谈的进展情况。毛泽东只是说:“来渝五日,与中央商谈团结问题,目前尚未可能有确切之结果以慰国人,可以说者仅为内战决可避免。我国政令军令如果再不统一,的确为不得了的事体,然统一之政令军令必需建于民主政治之基础上。只有包括各党各派无党派代表人士之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事,民主统一之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民主者,人民有力量之谓也”(见1945年9月6日《大公报》重庆版)。毛泽东对王芸生还讲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和三者相互的关系,以及如何实现和平,如何实现民主宪政,反对独裁,才能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也才能达到团结建国的目的。晤谈后,毛泽东与王芸生共进晚餐。

9月20日,毛泽东再次约见王芸生,继续交换对国事的看法。当晚,《大公报》作为东道主,在重庆李子坝《大公报》馆内的“季鸾堂”设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中共代表团成员。晚宴上,毛泽东说,希望《大公报》能够成为为人民大众说话的报纸。在王芸生等人的请求下,毛泽东欣然命笔,为《大公报》全体员工题词“为人民服务”。

1945年11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复刊,12月1日天津版复刊,重庆版作为分版继续出刊。1946年4月,王芸生主持上海版编辑部。1948年3月15日,香港版复刊。1949年2月27日,天津版改名《进步日报》出版。同年6月17日,上海版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报刊归人民所有。1952年8月4日,重庆分版停刊。1953年1月1日上海版与《进步日报》合并,出版天津版《大公报》。1956年10月1日,《大公报》由天津迁至北京出版,1966年9月14日停刊。香港版迄今仍继续出版。

(作者单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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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湘忆、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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