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元庆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政治舞台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留下了众多的抗战历史文化遗迹。重庆《大公报》报社旧址位于渝中区李子坝正街102号（原李子坝建设新村），即是其中重要的文化遗址之一，记录了当时大后方新闻媒体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往事。
报馆3次被炸仍坚持出报
《大公报》于1902年在天津由英敛之创办，是世界上现存历史最悠久的中文报纸之一，在国际上享有极大声望。
1926年6月，天津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出资5万元，邀胡政之、张季鸾组成新记股份公司接办该报，吴鼎昌自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9月1日，他们接办续刊，直到抗战胜利。
1936年4月，《大公报》创办上海版，把经营重心南迁。报纸在津沪两地同时发行，行销全国。沪版《大公报》的销数最高，曾达145000份。
抗战爆发后，《大公报》津、沪两版随着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相继失陷而被迫停刊。《大公报》辗转迁徙，先后创办过汉口版、重庆版、香港版、桂林版。
重庆《大公报》创刊于1938年12月1日，由王芸生出任重庆版总编辑。初到重庆，该报即发表了一系列呼吁抗战的文章，之后又连续发表了数篇宣传“吃苦抗战”的文章。日报发行量最多时达91500余份，晚报发行量最多时达32000余份，创造了当时重庆报业的发行纪录，营业始终盈余，在政治上也颇有影响，甚为中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所喜爱。
《大公报》在渝7年，经历了世界战争史上历时最长、最惨绝人寰的“重庆大轰炸”，报馆虽3次被炸，仍坚持出报。在“五三”“五四”大轰炸中，《大公报》位于李子坝的编辑部与印刷厂部分被炸，胡政之让人在离报社不远的山下凿了两个防空洞，一个放置印报机，一个供员工防空袭。空袭中，只要把版排好，立即送入防空洞打版上机，《大公报》即可保证绝无间断。日机轰炸严重时期，各家报社因此停刊。1939年5月5日，重庆各报出联合版，《大公报》休刊101天。8月13日，重庆版《大公报》在李子坝建设新村新址复刊。
1940年，日军倾其航空力量，出动飞机对重庆进行连续半年的狂轰滥炸，李子坝经理部办公楼被炸毁，印刷厂第二车间被破坏，但在防空洞里的印刷机却始终没有停转，《大公报》的出版也没有一天间断。1941年的夏天，《大公报》报社再次遭到轰炸，经理部大楼中弹，编辑部大楼经猛烈震动，屋顶裂开，员工们在暴雨中露宿两夜，改在防空洞里继续出报。环境如此恶劣，《大公报》的销量仍稳步上升，是当时重庆所有报纸销量的总和。
重庆《大公报》创造历史
现年94岁的张炳富于1939年至1944年在重庆《大公报》任职，恰逢日机对重庆进行大轰炸，他不仅是幸存者，也是《大公报》在防空洞里办报历程的见证人。据张炳富回忆：
“1939年5月3日和5月4日，是重庆惨遭日本敌机狂轰乱炸的日子，为了不让重庆人民忘记这段惨痛历史，原来的‘鸡街口’街道已命名为现在的‘五四路’。‘五三’‘五四’大轰炸后，东至白龙池（今民族路），南至大梁子（今新华路），西至较场口，北至代家巷，这些重庆当时最繁华的街道都被炸成了一片焦土，毫无生气。当时的‘太平洋大药房’与‘心心咖啡厅’都装有象征着城市繁荣景象的霓虹灯，大轰炸后如同荒郊旷野，变成一片废墟。”
“轰炸严重的时期编辑部与印刷厂均搬到防空洞继续作业，大家在对开平板印刷机的轰鸣声中写稿、编辑、校对、印刷。在日军对重庆长达五年半的轰炸中，哪怕最惨烈的1939年5月3日和5月4日都没有停止出报，因为我们要把坚持的精神传递与每一个人。”
1941年4月，《大公报》收到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来函，被认为是“《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最佳报纸称号（密苏里新闻学院奖是新闻界内很高的荣誉。先前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时报》得到过这个殊荣——作者注）。
1941年，《新青年》上发表的《评介重庆大公报》一文中评价：“大公报和他报不同的地方，就在它能创造历史；人家却只能追逐历史”“大公报适应了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也锻炼了大公报”。
抗战中《大公报》把握住了天时地利人和。例如，苏日签订友好协定，重庆人正在惊讶不定，议论纷纷，可谓莫衷一是。第二天，大公报就发表了一则精辟的新闻，呼吁人们勿中敌人谣言攻势的诡计，外交应看全局，并发表《蒋委员长和张季鸾氏的野餐谈话》。至于大公报的地位，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认为《大公报》“代表中国报纸”“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的说法，的确是抗战时期大多数人的看法。
为人民大众说话的报纸
1941年9月，张季鸾不幸病逝。《大公报》决定组织董监事联合办事处，以董事胡政之（主持该报桂林版）、李子宽（留沪支持通讯事宜）、王芸生（事实上之主笔，该报社评多出其手）、监事曹谷冰（渝版经理）、金诚夫（香港版经理）等5人为委员会，胡政之任主任委员（仍兼总经理职务）。
1943年2月2日，重庆版发表《看重庆，念中原！》社评，对比河南灾民惨状，斥责重庆富豪奢靡生活。此文激怒国民党当局，被勒令停刊3天。
1944年9月12日，《大公报》桂林版停刊，也只有《大公报》重庆版一家，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与国民党举行国共和谈。重庆《大公报》对毛泽东抵渝不仅编发了消息和特写，还连夜赶写了题为《毛泽东先生来了！》的社评，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
9月5日下午，毛泽东在位于红岩新村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办事处约见了《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晤谈近3个小时。当时，王芸生期待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能够合作，和平团结，不打内战。一见面，他就急切地向毛泽东询问国共和谈的进展情况。毛泽东只是说：“来渝五日，与中央商谈团结问题，目前尚未可能有确切之结果以慰国人，可以说者仅为内战决可避免。我国政令军令如果再不统一，的确为不得了的事体，然统一之政令军令必需建于民主政治之基础上。只有包括各党各派无党派代表人士之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事，民主统一之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民主者，人民有力量之谓也”（见1945年9月6日《大公报》重庆版）。毛泽东对王芸生还讲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和三者相互的关系，以及如何实现和平，如何实现民主宪政，反对独裁，才能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也才能达到团结建国的目的。晤谈后，毛泽东与王芸生共进晚餐。
9月20日，毛泽东再次约见王芸生，继续交换对国事的看法。当晚，《大公报》作为东道主，在重庆李子坝《大公报》馆内的“季鸾堂”设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中共代表团成员。晚宴上，毛泽东说，希望《大公报》能够成为为人民大众说话的报纸。在王芸生等人的请求下，毛泽东欣然命笔，为《大公报》全体员工题词“为人民服务”。
1945年11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复刊，12月1日天津版复刊，重庆版作为分版继续出刊。1946年4月，王芸生主持上海版编辑部。1948年3月15日，香港版复刊。1949年2月27日，天津版改名《进步日报》出版。同年6月17日，上海版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报刊归人民所有。1952年8月4日，重庆分版停刊。1953年1月1日上海版与《进步日报》合并，出版天津版《大公报》。1956年10月1日，《大公报》由天津迁至北京出版，1966年9月14日停刊。香港版迄今仍继续出版。
（作者单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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