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晓明
1934年，日军侵略中国的意图日益明显，蒋介石认为：“中日局势趋危急，正进入最后关头，极思设法打开僵局。”
9月，一篇题为《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的文章发表在《外交评论》杂志上。该文主要谈及三个大的方面的内容：其一为中日关系一般处理原则；其二为两国对外政策的评论；其三为如何调整两国关系。文章一出，引起了各大报章的争相转引，后来更出了一本小册子。
和文章一起出名的，还有作者徐道邻。1935年2月9日，鲁迅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写道：“你记得去年各报上登过一篇《敌乎？友乎？》的文章吗？做的是徐树铮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今后就要将‘一·二八’‘九一八’的纪念取消，报上登载的减少学校假期，就是这件事，不过他们说话改头换面，使大家不觉得。‘友’之敌，就是自己之敌，要代‘友’讨伐的，所以我看此后的中国报，将不准对日本说一句什么话。”
抗战爆发后，有人说《敌乎？友乎？》一文并非徐道邻所作。据说1934年时由于日本侵华野心暴露无遗，全国各界抗日情绪高涨，蒋介石希望日本“醒悟”，就口述了这篇长文，要“文胆”陈布雷记录整理。但文章写好后，蒋介石又觉得自己署名不妥。而陈布雷也不署名，他认为：徐道邻者，徐徐的与邻邦道来也，名字具有“深意”。据此，两人把文章署名“徐道邻”发表，让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徐道邻“暴得大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