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为了当面向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陈毅乔装打扮，秘密前往上海。资料照片
1954年4月2日，在华东局扩大会议上，主持华东局日常工作的谭震林赞誉陈毅对中国革命有“三次贡献”。其中一次，就是1929年陈毅奔赴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协助中共中央解决红四军内部争议问题。谭震林说：“七次大会到九次大会之间是中国革命很重要的关键……如果没有他到上海把中央的精神带了回去，中国今天究竟怎么样就很难说。”这“很重要的关键”中，陈毅向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的“五万言报告书”当书一笔。
1929年6月22日，在战火弥漫的闽西，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县城公园右侧小路下的公民小学（红四军政治部驻地）召开。陈毅代表上届前委作了工作报告。会场空气紧张热烈，与会代表们对几位领导人提出了很多意见。按照毛泽东的想法，这次大会是要总结红四军下井冈山以来的斗争经验，统一思想认识，纠正已产生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以进一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更好地担负起创造发展农村根据地的伟大革命斗争任务。但是，结果事与愿违。红四军“七大”不但未能解决红四军党内对红军创建根据地、党的领导原则和政治工作的作用、地位等问题的讨论，反而使问题更加激化，以致连毛泽东的中共中央委任的前委书记职务也被“选”掉了。这让当选新前委书记的27岁的陈毅感到恐慌。
大会只开了一天，虽然对红四军长期存在的争论作了一次展开，部分地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并不彻底。陈毅自己也认为，大会通过的《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只是一个折中的决议案，“并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了”，即便写到决议上的内容，也还有待于中央的指示和批准。对此，时任红四军秘书长的江华这样评价：“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
其时，远在上海的党中央一直密切关注着这支全国最强大的红军部队，不断通过福建、江西、广东省委向他们发指示。但由于赤白区域间的严重封锁和交通险阻，加之红军一直在流动作战，通信联络十分困难，中央对红四军的情况很难得到及时而具体的了解。1929年7月9日，陈毅给中央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的工作计划的报告》，通过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共中央，并随报告送去了红四军党的“七大”决议案和党内争论文件等。得知红四军的分歧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的周恩来，提议朱德、毛泽东派一得力人员来上海参加军事联席会议并汇报红四军的工作。
红四军前委收到中央来信时，毛泽东已在上杭县蛟洋指导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为击破国民党的“三省会剿”，朱德和陈毅也已率部到了连城新泉。前委最后决定，由陈毅代表红四军赴上海向中央汇报。
行前，陈毅专门到蛟洋去见毛泽东，征求他对向中央汇报工作问题的意见。毛泽东说：“我赞成你去，你把四军情况详细向中央反映一下有好处。”陈毅同时请求毛泽东在他走后重回前委主持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未同意这一请求。
尔后，陈毅乔装前往广东汕头。同时，他写信给在上海的胞兄陈孟熙，说他将乘香港英国轮船赴沪，并告之船期。陈孟熙此时正担任四川军阀刘存厚驻上海的少将代表，陈毅的另一位堂兄陈修和在上海龙华兵工厂任职。自1927年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不久，兄弟三人就在武汉分别了，之后各奔前程。三人虽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手足情深，他们对陈毅这个弟弟爱护有加。陈毅相信，虽然他们有各自的信仰，但为了兄弟情谊，会给他提供方便和掩护。事实也正是如此，得到陈毅即将来到上海的消息后，陈孟熙和陈修和马上作了周密的安排，并一同前往黄浦江边租界码头迎接陈毅。
8月下旬，当英轮抵达上海时，黄浦江边租界码头气氛紧张，国民党的稽查队搜查异常严格。工人师傅打扮的陈毅心里盘算着，如果有军警巡捕拦阻盘问，就说自己是成都兵工厂的钳工，这次到上海是来投奔龙华兵工厂的堂兄陈修和。他还随身携带了一本日记，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收支账目和车床数据。
陈毅正随着拥挤的人流准备下船，忽然发现气宇轩昂的两位兄长已经登船。陈孟熙佩枪挂刀，全副武装，而陈修和则身着一套笔挺的西装，佩戴着“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证章。他立刻向二人挥手示意。照面后，兄弟三人嘘寒问暖几句便随着人流顺利穿过码头稽查线。
为了安全起见，两位兄长安排陈毅化名住进英租界四马路（今福州路）新苏旅馆。这是一个有里外间的客房，陈孟熙住外间，陈毅住里间。为了行动方便，陈修和还特意弄到一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徽章，让陈毅佩在胸前。
接下来的几天里，陈毅很快同中共中央机关接上了头。一天晚上，陈毅在北四川路一家烟纸店的楼上会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陈毅和李立三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已相识。1921年9月，他们与蔡和森、赵世炎等发动和领导勤工俭学学生代表100多人，在法国里昂法中大学反对中国驻法公使馆和学校当局对爱国学生的压制，斗争失败后一起被关押并被遣送回国。南昌起义部队兵败后，二人各奔东西。如今故人相见，分外高兴。
陈毅将红四军的情况以及党内发生的分歧与争论，向李立三作了简要报告。此前，中共中央已经收到红四军“七大”的决议和党内争论的有关文件。李立三听完便表示，他尽快向政治局报告，并要陈毅尽快写好几份上报的书面材料。在这次会见中，陈毅得知，就在他抵达上海的前两天，由于叛徒出卖，中共中央机关的几位领导人颜昌颐、澎湃、杨殷及邢士贞、张际春同时被捕，至今生死未卜。陈毅倍感震惊的同时，也深感责任的重大。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陈毅除了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秘密交谈外，深居简出，集中精神赶写材料。在他离开闽西时，出于安全的考虑，随身没有携带任何相关的文字材料，全凭记忆，仔细搜索每一个历史细节，将红四军成立1年多来的全部情况，熔铸成一份份报告书。
陈毅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接连写出了5份书面材料：《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因报告共计近５万字，故史学界把这5份报告统称为“五万言报告书”。
在“五万言报告书”中，陈毅对红四军的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斗争艺术都作了准确的叙述，如实地反映了红四军各方面的详情，体现了他坦承公正的风格和坚强的党性原则，为中央全面了解朱毛红军的历史经验及存在问题并且得出准确判断，作出正确的指示，在决定红四军的前途命运和人民军队的建设这一重大问题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其中，陈毅用了近２万字的篇幅写成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以纵横交错的叙述方式，从“四军的历史、四军的组织及训练、四军的游击工作、四军近状和结论”5个部分，把“朱毛红军”成立以来的情况作了全面、客观、真实的介绍，能使中央了解到一个真实的红四军和“朱毛”，使中共中央的领导层能准确地把握朱毛红军的历史走向和红四军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支旧军队的全新创造。尤其是在《结论》部分，陈毅从4个方面阐述了“朱毛红军”与普通军队的区别：（１）红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为自己本阶级利益而战，没有雇佣性质；（２）红军是工农阶级的学校，官长尽是提高士兵各种文化知识，不像旁的军队以严刑峻法，把士兵造成一个好管理的奴隶；（３）红军各部分间非常团结，内部官兵是兄弟一般关系，非常欢爱，不会像反动军队之不能团结，发生相互厮杀等事；（４）红军是由工农斗争中产出，不能脱离工农群众。
撰写《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时，陈毅用了1.5万字，分为“党的历史”、“党的近况”和“党的前后政策”3个部分。其中，“党的前后政策”是报告的重点，用了１万多字。
在《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中，陈毅更是以一贯坦荡的秉性，如实地报告了红军党内的争论情况，特别是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和各种不同意见，直率地表达了自己对于这场争论的主张和处理方式。
陈毅把这5份报告呈交中央之后，周恩来、李立三进行了认真阅读，然后又和他进行了反复讨论，经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最终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于是，周恩来代表中央委托陈毅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陈毅以中央8月21日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为基础，根据与周恩来、李立三讨论形成的意见和中央军事联席会议精神，并结合自己参与红四军斗争的实践，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9月28日，经中央讨论审定通过，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
1930年1月15日，在中央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创刊号上，不但全文发表了陈毅写给中央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而且周恩来还亲笔加了一段很长的编者按语，对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缔造的红四军在编制、战术、群众关系、军事政治训练和军内民主生活、官兵平等、经济公开等方面的经验作了很高的评价，指出：“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朱毛红军’这个‘怪物’，在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以后，都可了然。”他们“许多宝贵的经验”“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是未之前见的或未之前闻的”，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都要学习和采用朱毛红军的经验，坚决执行游击战争的任务和战术原则”。
（褚银 章世森 作者分别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副研究员、军事科学院研究生部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