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罗维道
1949年，渡江战役胜利结束后，人民解放军迅速占领了上海外围。5月初，粟裕、张震提出了从四面八方攻击上海市区的计划，决定先攻占苏州河以南市区；然后攻占苏州河以北市区；最后聚歼可能退集吴淞口江湾地区的国民党军残部。
我军受阻苏州河
1949年5月23日夜，总攻上海市区的战役打响了。5月25日上午8时许，仅仅经过20多个小时的战斗，苏州河以南的上海市区全部解放。时任人民解放军27军81师政委的罗维道，按照陈毅“瓷器店里打老鼠”的方针，指挥战士们冲进城中，不与敌人做逐房逐楼的争夺战，一鼓作气打到了苏州河边。
横穿上海市区的苏州河，宽约30米，敌人凭借北岸的高楼大厦，居高临下地构成火力网，严密封锁了河面和南岸的街道、建筑。
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人口有500万，也是全国经济的中心。为了保全这座城市，第三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上海战役的总要求，“既要打军事仗，也要打政治仗，尽量做到军政全胜，完整地解放上海”。规定市区内不准开炮，不准用炸药包。因此，解放军攻击部队为了减少城市设施的破坏和居民的损失，尽量不用炮火射击和爆破，主要使用轻型武器进行战斗。
当时防守苏州河北岸的国民党军是由刘昌义率领的国民党51军等部队。国民党部队和交通警察总队仍然在苏州河北岸沿河之线，占据百老汇大楼、邮政大楼、四行仓库等高大建筑物和各座桥梁，对南岸解放军打枪开炮，顽固抵抗。解放军81师想要通过江宁路桥十分困难，几次冲锋都被国民党51军的火力压了回来。
田云樵的方案
5月25日清晨，时任中共上海地下党策反委员会委员的田云樵骑自行车赶到了设在苏州河边的第二劳工医院，找到了罗维道。罗维道非常高兴，把解放军不能用重型武器的情况告诉了他，并说：上级指示我们既要打军事仗，又要打政治仗；看来，最好进行政治攻势来解决苏州河北岸的敌人问题。
田云樵是做地下工作的，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当田云樵听说河对岸国民党守军是51军时，马上想起来51军的军长叫王秉钺，3个月前，田云樵还派王仲民去策反过他（其实，当时国民党51军军长王秉钺已经被解放军俘虏，为了收罗败兵，汤恩伯委任刘昌义担任51军军长）。因此，田云樵马上提出了策反国民党51军的方案。
策反方案一提出，罗维道认为这是减少伤亡、突破苏州河北岸敌军防线的好办法，并立即向解放军27军军长聂凤智请示。聂凤智很快回复说同意这个方案。
田云樵接到任务后立刻打电话给王仲民。王仲民赶到劳工医院后，罗维道随即下令部队停止枪击，然后派两个参谋陪王仲民来到了前沿阵地造币厂桥。但对岸国民党军仍然开枪不止，根本无法过桥。
王仲民看见路边有一个烟纸店，就跑过去买了一张大的白纸，然后跟店主借了笔和墨，写了“和平使者”四个字。
当看到王仲民举着写有“和平使者”四个大字的白纸时，国民党兵也停止了射击。王仲民刚刚走过北桥头，就被几个国民党士兵扭住。王仲民说：“我有要事要见你们的军长，马上送我去军部!”国民党兵请示后，将他送到了军部。
刘昌义决定“过来谈”
王仲民进办公室一看，发现出来接待他的不是王秉钺，而是刘昌义。而刘昌义在见到王仲民后也很惊讶———他们两人是老相识，在西北军共过事。寒暄过后，王仲民就开门见山地说要找王秉钺军长。刘昌义说：“他已经在浦东被俘，现在51军军长由我接替。”当时，因为汤恩伯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已经逃离上海市区，将守卫上海的任务一股脑地交给了刘昌义。刘昌义当时的官职已升至“集团军副总司令、绥靖区司令官、淞沪警备副司令、上海北兵团司令兼51军军长”。
其实，刘昌义已经于1948年11月16日正式参加了民革上海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在上海战役开始后就派人去找解放军联系。汤恩伯逃跑时，命令刘昌义搬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去指挥，但他没有去，始终住在苏州河北部的51军军部。听王仲民叙述完来意后，刘昌义提出“要自己跟共产党说”。王仲民当即在刘昌义的办公室把电话打到了江宁路劳工医院。田云樵接到电话时，还以为是王秉钺的电话。
在电话中，刘昌义决定要跟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谈判，并表示自己愿意在下午4时和王仲民一起通过造币厂桥“过来”谈。接到消息，罗维道立刻命令部队让出一条通道，放对方过来。
国民党51军起义投诚
下午4时许，从造币厂桥北岸开来三辆吉普车，刘昌义带着王仲民来到解放军阵地。谈判中，刘昌义要求保留部队的建制和番号。罗维道说：“只有放下武器，才能算你们起义。”最后，双方同意在协议书上签字。
协议签署后，罗维道请刘昌义、田云樵吃饭，菜一共四道：青菜、萝卜、豆腐和一点小虾米，另外还有一碗清汤。刘昌义见到饭菜后问：“你平时也吃这些菜吗？”罗维道回答说：“今天算好的了，平时还没这么好。”
餐后，罗维道偕同刘昌义、田云樵等人乘车一起来到位于虹桥路的解放军27军军部，受到了27军军长聂凤智的热情接待。
聂凤智又向三野司令员陈毅做了汇报。陈毅于5月26日凌晨1时许回了电，下达了四点指示：一是接受刘昌义的投诚；二是刘昌义的部队于5月26日集结到江湾地区；三是刘昌义的部队所撤出去的地区由解放军接防；最后，如果有部队不执行这个命令，由解放军解决。
聂凤智向刘昌义宣读了陈毅的指示，刘昌义又看了陈毅司令员指示的电报原文，当场表示接受。随即，刘昌义等人与聂凤智告别，回去安排部队投诚事宜，并将军法处处长留在罗维道的指挥部，以便随时联络。
此后，刘昌义打电话给51军，命令立即停止抵抗，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他还以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的名义，对其他分散在各地的部队和交通警察总队写了十多封信，要他们放下武器，停止战斗。同时，罗维道也命令解放军81师派人运用广播将协议书公布出去，使国民党官兵尽人皆知。
5月26日上午8时许，刘昌义部队开始从苏州河北岸向东北方向撤走，解放军接管了刘昌义所属国民党51军布防的各道桥梁，从造币厂桥和永安桥等处浩浩荡荡开过了苏州河，顺利接防了苏州河以北市区国民党原有阵地。解放军81师大踏步地跨过了造币厂桥，上海的苏州河北岸终于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两个刘昌义
在解放军高级将领中，曾有一位叫刘昌义的将军，和在上海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刘昌义同名同姓。这位解放军的刘昌义将军是湖北红安人，以作战勇猛著称于世。他身经千余仗，负伤13次，在一次战斗中曾连中5弹仍坚持不下火线，因此在军中有着“猛张飞”的美誉。
解放战争中，刘昌义率部与国民党暂编第15军作战。战斗结束后，部队俘虏敌人军官一名。刘昌义亲自审问俘虏：“你们军长叫什么？”被俘军官回答说：“刘昌义。”刘昌义生气地说：“胡说，我是刘昌义，他怎么也叫刘昌义？”后来经查实，国民党暂编15军军长姓名确为刘昌义。为示区别，解放军将领刘昌义从此改名为刘昌毅。（张恒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