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金冲及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由胡乔木先生创意督导，胡绳先生担纲主编，集中共历史研究诸学者名家之力而成，既有高度权威性又有一定普及性的党史读本，并以其“陈言大去，新意迭见”，不仅在当时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好评，而且一印再印，即便是在20多年过去之后的今天，也仍然是广大读者愿读爱读的党史读本。在当下时兴的网络空间“豆瓣读书”中，这本书被给出了近8分的高评价，其中有个评价说：这是目前最好的党史，注意，不是之一。可见这本书的影响力并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这也是一本优秀的历史著作通常所应具有的品格。
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20余年后的今天，由这本书的主要作者之一金冲及先生根据当年笔记记录整理出版的《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披露了在这本书的编写过程中胡乔木的多次谈话概要，尤其是他对于中共党史编写方针和历史评价方面的诸多看法，极具启示意义。如金冲及先生所言：胡乔木“始终极为关心这本书的写作”；他“是公认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大师。他们是党的历史中许多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又长期领导党史研究工作，有着很高的理论思维能力，在随便谈话中也往往能对党史说出一些常人没有想到的重要看法，可以启发人们去思考。”
那么，胡乔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写作，究竟起到了怎样重要的作用呢？
作为资深政治家，又是中共党史研究最初的开拓者，胡乔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写作的关注，更多地表现在那些提纲挈领、要言不烦的指导性言论中，其中他着重强调、反复强调的就是“新意”。诸如：“要使人看了觉得有新意”；“要走出一条新的路子”；“一定要有新的，过去没有着重讲述的，甚至忽略的，而现在需要解释、说明、强调的内容。”关于“新意”，他还有较长的一段言说：“老说那些说过多少遍的话，读者不会有兴趣，我们也没有兴趣。我们在观察历史，历史需要不断重新观察，每次观察要有新的内容。历史是非常丰富的，可以从许多角度来观察。人们的思想也不会像我们现在想的那么简单的几条。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社会生活是复杂的，要宣传党的七十年，就要看到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是老一套，重播一遍，要确实说出些新东西。”
胡乔木强调中共党史的研究要有“新意”，看似科学研究的常识，其实细究起来，还真不是那样简单。中共党史研究，可以说是主流学科，但是，党史研究的定位，因为种种历史的、现实的、政治的、其它的原因，又未必是那么明确的。不少党史研究者，习惯于从党的决议和文件出发诠释党的历史，结果便使得一些党史论著，或者是陈陈相因，了无新意，或者是朝三暮四，应时而变，也就成了胡乔木所言，不要说“读者不会有兴趣”，就连党史研究者包括胡乔木这样的党史研究领导者“也没有兴趣”。于此可知，胡乔木对于作为科学的历史研究的本质不能不说是了然于胸的。
既然如此，那什么才是胡乔木心目中的党史“新意”呢？
胡乔木在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写作谈话中，在认清党史工作战斗性的前提下，特别强调的是，“要加强党史工作的科学性”；提出“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有关我们党的历史各种根本的问题”。因此，在他对党史的评价，尤其是对1949年以后党史的评价中，那些被认为是不太好写，有些“敏感”的问题，胡乔木却并不避讳，直白道来，言谈确实颇具“新意”。例如，他明确提出，“‘合作化高潮’不宜用肯定的口气来讲，这是人为的高潮”；“如果这可以肯定，历史就是任意的。”“1957年以前，毛主席工作里的任意性、工作指导中的任意性，已经表现出来了。讲集体领导，很难说。”这样的认识，与那些墨守成规之见相比，应该说确有其高明之处。
胡乔木对于党史“新意”的理解，更多地可以从他对“极左”思潮和“文革”的态度反映出来。在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写作的谈话中，胡乔木对“极左”思潮和“文革”持强烈的否定立场和批判态度。他认为，中共历史中“左”的倾向具有“历史的、盲目的惯性”，“对20年的‘左倾’要认真批评”。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胡乔木亲自动笔，对这本书的初稿提出了不少颇具意义的修改意见。例如，书中原稿有这样的表述：“文革”造成更加广泛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雾。胡乔木批注说：“文革”不能称为阶级斗争扩大化，因为这斗争本身是捏造出来的。书稿据此修改为：“文革”造成到处都有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书稿中另一处的表述是：“文革”不是不可避免的。胡乔木认为：这样的表述“太软弱了，应该说这是完全错误的”。他特别强调说：“错误是深刻的，就要深刻地写，不要让读者感到我们在维护，不敢接触。”所以，胡绳认为，胡乔木“贯穿在这些修改意见中的根本精神就是，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联系到那个特定的年代，不能不说，胡乔木对党史要去陈言、有新意的突出强调，对于这本书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胡乔木对于党史研究“新意”的理解，不仅表现在写作指导思想和具体内容方面，也包括对于写作方法甚而是文字表达的重视。他提出，写书的思路和条理要清楚，不能“吞吞吐吐，躲躲闪闪”；“不能像讲课那样，讲一堂，灌一堂”。通俗地说，就是论著作者的观点和看法要明确，但是，观点和看法的表达要留有余地，给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避免一种硬邦邦的强逼人接受的感觉”；“要写得让那些对党史没有多少兴趣的普通读者，读了也有所收获”；“使得党史不拒人于千里之外。你可以不是共产主义者，照样可以看得津津有味。”胡乔木身体力行，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所写的题记，简洁利落，流畅可读，很不像是我们惯常所见的那些正襟危坐的皇皇之作，充分表达了他的这种写作态度。所以，著名的文史大家钱钟书先生称胡乔木的这篇《题记》写得“思维缜密，词章考究”。
胡乔木先生是革命家和政治家，然而，从他的党史研究谈话中，我们也可以领会他所具有的学者或文人的深厚底色以及他以历史过来人身份的深入思考，这或许也是他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领导者的成功之处。那么，现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领导者和研究者，是不是也可以从胡乔木当年的谈话中，体会一些作为科学研究的应有之道呢？（汪朝光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