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
我又十足地赢回了我的面子，尽管这次我对面子问题已毫不介意！日本人在今天开始了他们宣布的狂轰滥炸——就是说推迟了一天。从上午10时30分至中午12时15分，从下午1时15分至2时30分，和们又遭到了相当严重的轰炸。除了来我处做客的克莱因施罗特外，在我的防空洞里蹲有28个中国人，其中我自己认识的还不到14个人。在我认识的人中有一个邻居鞋匠，在和平时期我与他对鞋子的价格从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因为他总是把自己返还给佣人的扣头计算在内，可是我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的防空洞并不比其他防空洞好多少，但它是在一个德国人的名下建成的，因而想必是特别牢固的。今天我还经历了第五次第六次空袭。我的中国人，他们全都一声不响。如果没有克莱因施罗特和我说话，防空洞里就根本听不到说话声。有人会说，人就是这样慢慢地习惯战争的。可是这话在此时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一再极度紧张地注意倾呼着空袭者突然俯冲的呼啸声，分分秒秒地等待着落下的炸弹声。今天的情况十分严惩肯定投下了许多炸弹。后来我们不再计数了。大地在颤抖，爆炸声一个接一个，间隔时间很短，我们觉得所有投掷的炸弹都是冲着我们来的。但据我后来查明，这些炸弹都落在离我们的房子比较远的地方。
当信号（长信号）宣布第二次空袭结束后，我就坐车出去查看了全城。日本人的目标特别针对性了国民党中央党部，那里还在中央广播电台的行政机关及播音室。电台今天上午曾请我们去收取一笔欠款。幸运的是一个偶然的情况使韩（湘林）先生和我没有能去成。否则，我否则，我们全正好在轰炸的时候到达那里。我仔细查看了轰炸的走向。第一批炸弹坑就在距离施罗德博士家（他已在前一天去了汉口）约200米远的地方，直径约6米，深2米—4米。现场和战壕周围没有造成更多的损失。施罗德家房子西边的窗玻璃全被气浪震得粉碎。除此以外，我没有看到其他损失。在第二批扔下的炸弹中，有一枚落在铺有石子路面的繁华街道即中山路 上，就在紧靠我们称之为“巴伐利亚广场” 的交叉路口，离德国大使馆不太远。这个弹坑立即被填没，看来这枚炸弹没有造成人员死亡。再往南一些，就在礼和洋行办事处附近繁华街道旁边的空地上也有一个弹坑。它后面约有4所—6所房子全部布满了窟窿，屋顶被炸得特别严重。我没有听说有人员伤亡，大概是在警报拉响后人员全部离开了房子。紧靠中央党部大门的西边看上去情况要严重得多。通向交通学校（以前的炮兵学校）的街道拐角没有了，拐角处的一所房子消失了。在它的一后面，紧靠城市铁道路基（火神埃利亚斯）旁，两枚炸弹炸毁了6所房子。一大群人站在巨大弹坑的周围，正在从这些中国房子的废墟里寻找尸体碎块，放进准备好的棺材里。人群里寂静无声，只听见站在后面的妇女们在哭泣。在炸毁的房屋前面，两个十分简陋的防空洞居然未受到损坏，里面的人也没受到伤害。中央党部里不许我进去。据说在那里投下了5枚炸弹。当场死了一些人（具体数字没有公布）。在机关大楼的后面，最后一枚针对国民党中中央党部的炸弹命中了一个靠墙的防空洞，炸死了8个人。一个从防空洞里朝外张望的女人的脑袋没有了。只有一个大约10岁的小姑娘奇迹般地幸免于难，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只看见她从一群人走向另一群人，讲述着她的经历。现场已被军队封锁，人们正在最边上的一口棺材前面焚烧纸钱。
9月23日
今天天气很闷，下着小雨，因此没有空袭。我听说，那个带着使馆全体人员登上在下关码头游弋的美国军舰“吕宋”号的美国大使现在已决定，不离开它目前停泊的位置（我不是说过吗？——英雄精神会传染）。英国大使和法国大使一开始就坚决拒绝了日本人要他们离开南京的要求。据说我们德国的大使同样留在了南京。也有人说他旅行去邻近城市（芜湖？）后又返回了。基斯林—巴德尔糕饼店的面包师（谢尔先生）搬进了前哈普罗公司一名职员在新住宅区的一所房子里，那里被视为特别安全。可是经过昨天空袭后，现在人们已不再信任它。他随即在今天又搬家了。搬到哪里去了？我还没有找到。糟糕的是，谢尔不再烤面包了，因此我们也不再有面包了。我刚从国家资源委员会带回一张价值1500英镑的订单。在战火纷飞时得到这样一笔订货单真不赖，虽然这仅仅是个一般性成绩。西门子洋行上海总部来了一封十分亲切的信，信内表达了理事会对我安全的担心。根据该信的意思，我可以采取一切我认为对我个人安全有利的步骤，也包括离开南京。多谢了！信使我感到高兴，但是，假如我留在这里，此刻该怎么办理战争保险呢？对此也许会来一个答复。
9月25日，晚上7时30分，在烛光下
哎，我们的来访者早该走了，它们的表现很不得体，逗留的时间太长了，即：9时30分~10时30分；12时~14时30分；15时~16时20分。
后来，在16时45分还有一次虚传的警报。这样，我陪同施特拉斯尔博士进午餐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14时30分~15时）。施特拉斯尔博士是在到银行的途中躲避到我这里来的，不得不在我这里待了一整天。上午11时~12时之间我正在铁道部，幸好还能够很快地和李法堂和冯谈了有关合同事宜。16时20分，我试图和韩（湘琳）先生赶到下关去看看电厂的情况，但两次都被军人和警察挡了回来，因为城北方面还没有收到“警报解除”的信号。突然之间，电动警报器都不起作用了，人们开始改用警察设置在交叉路口的警铃报警，看来发电厂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在我们第三次去电厂的途中，到了厄梅上尉那里（西流湾）就停下了，新一轮警报（后来证实拉错了）又把我们吓走了。我们冒着危险坐汽车回到家。下午5时左右，一切危险都过去了， 我们才又到下关去查看。 有8枚炸弹落在电厂，当时击落了一架日本轰炸机，飞机的残骸和失去脑袋的日本飞行员的尸体掉在总机后面。电厂里没有人遇难，只有几个苦力因玻璃碎片受了轻伤。但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炸死在电厂的大门口。他们当时 一定是想逃进某个防空洞去的。那里的大楼看上去破坏得最惨。有几枚炸弹（据说只有两枚）击穿了房顶和配电设备上方的混凝土板，在配电房里爆炸，配电设备因此被全部破坏。几乎所有的办公室都被炸毁了，其中三分之二已不复存在。余下的三分之一已被挤成一团。办公室所有东西被炸成得粉碎，楼上办公室墙壁被炸飞了，只剩下了钢筋水泥柱，其中一部分已经开裂或是弯曲了。很粗的T形钢结构横梁很好地经受了考验，只有一个地方轻度弯曲。锅炉设备以及涡轮机奇迹般地依然存在，没有破坏，只有位于南墙的一台涡轮机（我估计是一号涡轮机）似乎受到了一点损坏，至少钢外壳上有几道箍脱落了。整个机房地板上的玻璃碎片（大约 1厘米大小）达几厘米厚。肯定是由于炸弹的气浪产生的一种吸引力，把总机房的全部窗子向内撕拉而造成的。我和陈厂长以及几个工程师一起对大楼简单地查看了一下后，便决定由我请求我们在上海的总部派一名工程师来，查看损坏的情况，并提出意见，给予帮助，因为最高统帅对此十分关心，要求电厂尽快恢复正常。我们在黑暗中坐了片刻。晚上7时，街上的路灯又亮了。 我还不清楚是哪里来的电。韩（湘琳）先生说，它来自浦口铁路照明用电发电站。
城里落下了一大批炸弹。 又有一架日机在城南被击落，礼和洋行的梅尔基奥尔刚才打电话告诉我，他从瓦茨尔家的房顶上看到，这架飞机是在3000米高空被击落的。
9月26日
呸，天皇殿下！午夜2时30分，他们还把我们从床上叫了起来！电动警报器又恢复正常了。据我此刻得到的证实，津浦铁路的电厂也已亮了（今天凌晨2时30分还是黑洞洞的）。于是，我没有系领带，只穿着睡衣和睡裤就走进了防空洞。如同往常那样，这里已挤满了中国朋友们，有男有女。当我在下面觉得太难受时，就坐到了学校房子的大门去，身旁放着盛有茶水的热水瓶。天下起了小雨。 我等待着，一直等到4时，才响起了“警报解除”的呜呜声。机群转向另一个方向飞走了。阿德霍尔特先生说得对：下雨天我们就有“和平”。我补睡了一会儿觉。今天是星期天。乌拉！还一直在下雨我多么高兴啊。
（[德]约翰·拉贝著：《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等1997年版，第15—16、第1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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