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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湖南计划”到撤出瑞金

——共产国际与红军长征决策

汤静涛

2014年12月15日08:44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党史文苑》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作为20世纪人类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究竟是何人提出、何时提出,何人批准、何时批准?共产国际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决策有何关联,是否仅是简单的公文往来回复?这些问题,在长征史专著和权威党史军史著作中似乎尚未得到充分的客观反映。笔者依据共产国际档案等第一手史料,就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酝酿、提出、周折、批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各自认识谋划运筹决策过程,做些梳理和分析,力求客观再现这段历史。

共产国际总军事顾问提出湖南计划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决策究竟是何人提出、何时提出?近年出版的长征史专著和权威党史军史著作,各有表述,不尽一致。对长征提出的时间,有1934年春、1934年5月、1934年5月下旬、1934年6月等各种说法。但对长征提出人,人们一般认为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或由李德提议、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红军长征决策最早是由李德的顶头上司、共产国际总军事顾问M.施特恩(化名弗雷德)提出来的。

1933年11月27日,弗雷德提出名曰“湖南计划”的中央红军“中心作战计划”,并将这一“中心作战计划”致电江西瑞金的中共临时中央。在弗雷德看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局势不利的原因是“中共中央实行错误政治路线的结果,而这种路线似乎体现在一系列的军事战略战术失误上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缺少中心作战计划上”。他认为“所有困难和问题可以通过制定和采纳纸面上的计划来解决”。“这种观点的成果之一,就是1933年11月提出的‘湖南计划’”。弗雷德“湖南计划”的核心是,中央苏区红军基本力量向湖南西部和西北部地区突破,以打击北面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部队侧翼和后方,“从根本上改变江西的形势”,解决粉碎敌军“围剿”所有困难和问题。

弗雷德“湖南计划”的主要内容,在共产国际远东局成员赖安给上级书面汇报中有详尽披露,李德《中国纪事》中也曾提及,“计划规定,在一个月之内,集中主力向江西西部迅速挺进,直至湖南边界,除占领南昌外,也要尽可能占领长沙”。李德认为,“弗雷德的计划,是要在西北部向敌人的中心地区,发动一次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来讲都是无法实现的大规模的进攻”。弗雷德说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驻上海远东局书记A.埃韦特(化名阿图尔·吉姆)转变立场,转而支持“中央红军主力迟早将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的“湖南计划”。弗雷德“湖南计划”受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坚决拒绝和强烈质询,他们认为“这个计划太冒险,太不符合实际力量的对比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会也反对这个计划,认为“在目前形势下,11月27日的计划是不利的”。

弗雷德“湖南计划”虽然遭到李德的抨击,招致中共临时中央的强烈质疑,共产国际远东局内部对此也存在明显分歧,共产国际执委会甚至明确表示不同意,但比李德1934年3月底首次提出从中央苏区突围足足早了4个月。后来,中央红军长征的突围方向、战略目标、最初目的地等,均与“湖南计划”高度吻合,因此“湖南计划”无疑应视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决策的最早动议和雏形。

长征最早的共产国际档案

1934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汇报撤出中央苏区的决定,提出“两种可能性”:“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否则我们只有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这是我们见到中共中央关于红军长征最早的直接档案文字记载。这种描述与我们长征专史、权威著述似乎相去甚远。中共中央书记处非常纠结,难以定下决心,提出“两种可能性”,征询共产国际的“建议和决定”,请求共产国际指示。

支持“湖南计划”的远东局书记埃韦特,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委员皮亚特尼茨基转寄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的同时,撰写书面报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不应把中共中央提出的两种可能性截然对立起来,他以红四方面军入川作战为例,阐述他不应“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他指出,留守苏区部队“不应人数很多,否则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在中共中央规定的方向顺利进行突破”。在“没有希望在最近争取到有利于我们的根本改变”后,“我们的基本力量,只有在实行保卫的各种可能性都用尽之后,并且在保存着我们大部分有生力量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远东局另一位成员赖安也有相似看法,“在最近的将来,可能是秋天,中央苏区红军的主要有生力量,将不得不放弃江西”,“同时,要顽强地保卫现有的中央苏区根据地”。

中央书记处提出的“两种可能性”,在李德1939年9月22日返回莫斯科后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书面报告中得到印证:“自1934年夏提出以后的行动问题时,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我的影响下立即提出两个方针,一个是竭尽全力保卫苏区,另一个是疏散”;“无论是1934年夏秋战略计划,还是关于远征的决定,都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一致赞成的”。

中共中央请示共产国际远东局希望有个明确答复,共产国际远东局答复却是模棱两可,对“两种可能性”完全没有作出抉择,甚至提出“不要截然对立起来”,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仿佛提出了第三种可能。

共产国际6.16指示电

1934年6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和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我们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但是在夏季,红军若竭尽全力,是能够采取主动把业已形成的不利形势改变为有利的”,“为防备不得不离开”,“对保存中央苏区和便于其余部队向湖南方向撤离(如果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的话),都具有很大的意义”。指示电强调:“动员新的补充人员的过程证明,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红军作战部队的抵抗能力、后方的情绪等,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那么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

这个电报的主要观点,与《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所引发共产国际“六月二十五日来电”大体相似,尤其是“动员新的补充人员的过程证明”等语句与“六月二十五日来电”中提出的“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等语句高度一致。笔者认为,从时间和文字内容来看,共产国际“六月二十五日来电”就是6月16日指示电,只不过电文翻译略有不同,不太可能是两份电文。

共产国际执委会又一次来了个模棱两可的指示,把中共中央希望明确裁夺的问题推回给了中共中央,“我们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对撤出中央苏区长征转移之事表现出非常勉强、相互矛盾,甚至犹豫不决、难以决断的暧昧态度,而绝非长征史专著、权威党史军史著作的一般意义上的“不久复电同意”或“复电同意转移”。

红军长征决策的两次反复

1934年6月16日共产国际发出指示信后,对长征决策仍出现过两次反复。一次是在1934年8月15日于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会议上,一次见于1934年9月3日驻上海共产国际远东局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报告。

1934年8月15日,埃韦特返回莫斯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上作《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埃韦特介绍了中央苏区最近几个月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来情况恶化,中共中央在中央苏区进行总动员,通过并开始实施保卫剩下的苏区和在苏区外开展游击战的详细计划等情况,并强调指出:“我认为,只有在没有任何其他出路的时候,[中共]中央才能采取撤离我们苏区的步骤。”他重申,“还有一种尽管不能确保的可能性,即我们可以在我们缩小的地域内固守,但同时中共中央也已开始准备让我们的主力部队向湖南方向突围”。“无论我们的处境多么严峻,敌人都不可能消灭我们的有生力量,相反,我们却可能以我们的主力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同时我们将不得不把我们的部分力量留在老区及其附近地区,使其转入游击状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8月29日《关于中国工作的决议》及9月4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均未涉及撤离中央苏区,向湖南方向突围战略转移的内容。

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成员赖安提交的《关于反“围剿”战争中国苏维埃和红军措施问题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报告》,更是得出与中共中央书记处5月下旬请示、共产国际执委会6月16日指示和埃韦特8月15日报告截然不同的结论。赖安认为:“与大约在1934年6月初敌人的大规模进攻战役基本上停止和暂时受到限制的局势相比,现在的局势对中央苏区和红军是更为有利的。顺利保卫中央苏区和坚决粉碎第七次进攻,以及夺回在第六次‘围剿’中失去的部分苏维埃土地,扩大苏区和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而且这种可能性还会增大。”赖安指出:“现在红军迫使敌人分散[自己的兵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西部和北部的军事部署,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甚至改变其在江西北部的军事部署。”赖安表示:“已经明显地形成了这样一种形势,这种形势对于快速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和群众运动一天比一天更加有利,而特别是这种群众运动的矛头是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目的是更积极地支持和保护苏区和红军。”

显然,在赖安看来,到9月份,中央苏区形势有明显好转,扩大苏区和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可能性非常大,因而根本不必考虑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进行战略转移。

博古9·17请示与国际9·30批复

1934年9月17日,秦邦宪以个人名义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再次提出撤离中央苏区,向湖南方向实施战略转移。这一次请示,比之5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请示,要直接、明确、迫切得多。电文如下:

[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全部准备工作将于10月1日前完成,我们的力量将在这之前转移并部署在计划实施战役的地方。我们期待……这里不晚于9月底作出最后决定。

这个请示电,已由5月下旬请示纠结于“两种可能性”转变为提出“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的明确目标。共产国际执委会和王明、康生接此电报后万分惊讶、恼怒,决定以王明、康生名义于9月28日致电中共中央。王明、康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曼努伊尔斯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候补委员克诺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副主任米夫均在这份电文上签了字,最后的建议是米夫亲笔写的。电报指出:

我们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准备以主力对广州部队实施打击。须知,从你们的前几次报告来看,现在正在与广州人进行谈判,此外,即便我们现在不能利用,那么我们也应该为自己保留今后利用南京人和广州人之间矛盾的可能性,而现在向广州人进攻就会使我们失去这种可能性,并会使暂时还没有对我们实施积极作战的补充力量仇视我们,因此,请说明你们决定的理由。

鉴于局势严峻,两天后,共产国际又一次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曼努伊尔斯基、王明、克诺林、黑格尔特、弗雷德和米夫均在电报稿上签字。电报开宗明义指出:“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

这样,从1933年11月间开始酝酿,到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提出,再到1934年9月30日共产国际批复同意,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决策,前后耗时近10个月。

通过以上分析,长征决策过程更加清晰了。

首先,长征决策是共产国际总军事顾问弗雷德最早提出的。弗雷德“湖南计划”从时间上说比李德乃至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提出早4个月。单纯说李德提议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与历史真实不相符。

其次,长征决策经历了较长过程,其间还发生波折,倘若不算酝酿阶段的“湖南计划”,即使从1934年5月间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算起,到9月30日正式批准,也经历4个月时间。“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之说不够准确。

再次,长征战略计划本身也有发展演变过程。中央书记处会议向共产国际正式请示的长征战略计划,是“两种可能性”,即“留在中央苏区”或“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共产国际执委会赞成远东局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即“两种可能性”及“不应把‘两种可能性’截然对立起来”。4个月后,中央苏区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长征战略计划由“两种可能性”演变为一个明确计划,即“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或共产国际批准的“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看不到长征战略计划的发展演变,就无法客观准确揭示长征决策全貌,更无法全面深入反映长征全部历程。

共产国际和王明不赞成长征缘由

共产国际对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始终模棱两可、迟疑不决、态度暧昧,有人归咎于共产国际及斯大林另有战略图谋,称斯大林寄望中国红军牵制日本,减轻苏联远东压力,以利于苏联将战略重点放在欧洲,全力对付德意志法西斯的扩张,云云。笔者以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决策期间,正值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召开前后,考察共产国际和王明不赞成长征缘由,似应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决议及其对中国革命的指导等联系起来。

1933年11月28日至12月12日,共产国际举行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全会主要讨论如何反对法西斯,如何认识世界革命危机的新形势和战争危险,确定各国共产党的任务。全会通过了《关于法西斯主义、战争危险和各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会议指出:“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发展已经造成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摇摇欲坠。”世界在接近新一轮革命和战争,在中国是战争、干涉和革命,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重大因素。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面临以下任务:动员所有力量反击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对苏维埃中国的第六次‘围剿’(是指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笔者注),千方百计加强红军和巩固苏维埃国家制度,继续争取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苏区,特别是在四川和江西”。

王明在全会发表了题为《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长篇演讲。王明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库西宁报告“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并称“中国的状况便是对国际形势这种估计最好的证明”,即认为中国随时可以发生革命危险。王明指出,“现在在12月初,在六次‘围剿’的三个月后,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执委十三次全会上,可以向全世界宣布: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反苏维埃的六次‘围剿’,在基本上已经溃散了”,“在福建、广东、四川战线上,英勇的工农红军,已经取得了反六次‘围剿’的决定意义和完全的胜利。迫使蒋介石在许多地方不能不从进攻的策略变成保守的策略”。在世界革命、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面临上述形势任务一派大好,已经取得“决定意义和完全胜利”之际,共产国际、王明何以会同意中共中央放弃中央苏区,何以会承认中央红军在中央苏区的失败,何以会赞成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

即便党史界普遍公认的共产国际同意长征决策的6·16指示电中,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还在强调:“需要在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十三次全会决议和中共五中全会决议进行讨论的基础上做解释工作,说明斗争的前景和目前的困难,以及红军采取灵活策略的必要性。”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王明和康生于1934年8月3日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长信。长信认为:“中国革命有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可能,这个任务一般是说已经实现了,苏维埃革命在江西、福建、湖南、四川等地已经胜利地发展着”,“虽然我们还没有占领这些省的一个中心城市,但绝不能因此否认苏维埃革命在这些区域的首先胜利”。这些判断,显然与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惨遭失利真实情况,与“江西—福建的中央苏区”苏维埃革命面临危险有天壤之别。埃韦特8月15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作报告,尽管万般无奈地承认“不得不放弃我们的中央苏区的大部分土地并以我们的有生力量在其他省建立新的苏区”的残酷现实,依旧感慨“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的苏区,也不可能像存在多年并且组织得很好的中央苏区那样”。这种眷恋和不舍,无疑对共产国际高层作出有关长征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

9月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国形势和中共策略的决议(初稿)》指出:“中国是世界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太平洋地区矛盾的轴心和殖民地革命的中心”,“当代中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和地位已上升到头等重要的原则高度”。“中国革命目前已成为继苏联之后的世界革命的第二个决定性因素。完全可能,远东事态,也包括中国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将完成革命和战争第二个回合的过渡。”

在共产国际眼中,中国革命的地位如此之高,影响如此之大,那它在事关中国革命、中国红军、中央苏区的决策上出现犹豫、反复、周折,也就不难理解了。

显然,共产国际和王明等对中国革命、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认识出现巨大偏差和失误,才是共产国际、王明等不赞成红军长征最根本的原因。

撤出中央苏区余波

就长征决策的决策层而言,瑞金一线决策者,最高“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较为务实;共产国际上海机关决策者弗雷德、埃韦特等也相对务实;莫斯科最高决策者、共产国际领导人、王明等,由于对中国革命、中央苏区的形势缺乏客观正确了解,认识评估过于乐观,暴露出指导思想的“左”倾冒险主义和难以给中国革命、中国红军正确指导的严重积弊。长征决策的反反复复、曲折矛盾、犹豫迟缓,对主力红军撤出中央苏区、战略转移谋划部署实施,对留守中央苏区开展游击战争方针的确定,以至于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初期战略转变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遵义会议决议指出,最高“三人团”,“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的矛盾态度”和“主力红军从苏区转移到白区去”“仓猝的出动”。殊不知,这种“矛盾态度”和“仓猝的出动”,正是源于中共中央初始战略计划“两种可能性”、共产国际6·16指示同意兼顾“两种可能性”,以及后来博古提出“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计划,共产国际9月30日批准“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中共中央初始战略计划和共产国际6·16指示电必然导致“矛盾态度”,博古向湖南南部撤退计划和共产国际9月30日指示电之后一定会出现“仓猝的出动”后果。这种“矛盾态度”和“仓猝的出动”,固然最高“三人团”要负直接责任,但共产国际也要承担相应责任。瑞金一线决策者由于在请示共产国际最高决策者时没有得到明确答复,战略方针转变出现迟缓、滞后、反复、矛盾状态。对此,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理解。况且,瑞金一线决策者在执行共产国际最高决策者指示的同时,尚能从中央苏区局势和中央红军实际出发做出部署安排,比如对共产国际9·30批准长征指示中关于“组建独立的东方军”和“组成独立的南方军”等指令并未贯彻执行,否则中央苏区、中央红军损失将更加不可估量。在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部署实施上,瑞金一线决策者、上海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最高决策者都有责任,初始阶段瑞金一线决策者负主要责任,中后期共产国际最高决策者居决定地位要负主要责任。

无论共产国际6·16指示还是共产国际9·30指示,都把留守中央苏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部队视为一支重要力量。6·16指示将“留在中央苏区进行游击战的集团军”与撤往湖南的中央红军主力等部相提并论,称之为“在中国东南部”的“三个主力作战集团军”之一。9·30指示规定“留在江西的部队要展开持久的军事行动”,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对驻扎在那里的南京军队实施有力“骚扰性打击”,“目的是干扰他们在湖南的行动”。在这种指导思想影响下,10月8日,中共中央给留守苏区的中央分局下达《训令》,确立了留守中央苏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训令》强调,“中央苏区党的一切组织”,“基本任务是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反对敌人与保卫苏区,而游击战争应该并且必须成为目前战斗的主要方式”。《训令》指出,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无疑义的将吸引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在主力红军的周围,而极大的便利于中央苏区内部的红军、地方部队与广大群众去开展胜利的游击战争,来保卫苏区”。《训令》指出,“党必须用一切力量去扩大现有的部队”,“组织新的师与新的军团”,“准备着在适当的时机重新组织大的军团,准备着胜利的反攻”。

这种对中央苏区局势盲目乐观的分析判断和对留守部队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导致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对整个斗争形势估计严重不足,“必然使游击战争不能正确地实际地开展起来”。与此同时,遵照中革军委指示,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被划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最后坚持的阵地,“迟滞敌人前进,争取时间以期待野战军到达湘西后,争取胜利的开展,以便配合野战军进行反攻”。如此方针目标任务,使留守中央苏区开展游击战争成为无法完成的任务。这种情形,遵义会议及以后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得到迅速根本改变,遵义会议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产生后,中央书记处给中央分局的第一个指示电,依然坚持长征出发前中央《训令》的一些主要精神。

(作者系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文献资料管理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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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湘忆、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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