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区內难民营一角。
南京国际安全区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部分成员，居中者为拉贝。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从这天开始，南京恍若与世隔绝的人间地狱，侵略者制造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大屠杀，30万同胞惨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也就在这时，有23名西方侨民自愿留在南京并主持设立了“南京安全区”（又称“难民区”），籍此保护了近30万中国人。今年的12月13日是我国的首个国家公祭日，在祭奠那些死难同胞的同时，那些曾帮助过中国人的外国友人也同样值得纪念。
“安全区”的设立
1937年11月，日军攻陷上海后大举西进，直逼南京。为保护本国国民，各国使馆在8月中旬即开始撤侨，但其中有23人拒绝了本国政府的救援而毅然留在南京。这些人主要以教师、传教士、医生为主，他们在南京已经生活多年并以“老市民”自居，对这座城市和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
随着战争的一步步迫近，留守南京的他们也不是不知道其中危险，但心中的道德感最终战胜了恐惧。如德国西门子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后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拉贝在日记里说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能离开吗？我可以离开吗？我不能！富人们跑了，剩下的全都是穷人，他们不知道要去哪里，而且非常多。我决定我要帮助他们。如果说我一点都不害怕，我是在说谎。……我也不想为了公司或个人的财产而拿我的生命冒险，但这里存在一个道德点，作为正直的汉堡商人，我至今都无法逾越它。”
金陵大学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威尔逊也在家信中说：“如果美国人离开，医院将会被迫关闭。我觉得我们不能离开，我们要抓住机会，尽力地提供帮助……”战争爆发时，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与全家正在日本度假，后来他冲破重重封锁只身回到南京。与他们一起坚守的，还有牧师米尔斯、马吉、费吴生，金陵大学教授史迈士、里格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代院长魏特琳，鼓楼医院代院长特里默，德国工程师克勒格尔等。
据曾任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的杭立武先生回忆，当时为解决南京战事爆发后的难民问题，其约集了在南京的一二十外国人，准备按上海设立“难民区”的先例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对可能的难民实施人道主义救援。贝德士、马吉等人对此表示同意，最后由拉贝出任委员会主席，总干事一职最初由杭立武担任，但后者因为要护送文物西迁而改由贝德士继任，总稽查由马吉牧师兼任。
国际委员会划定的“南京安全区”以美国驻华大使馆及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金陵中学、鼓楼医院等教会机构为中心，占地约3.86平方公里，四面以马路为界：东至中山路，北至山西路，南至汉中路，西至西康路，界内分设交通部大厦、华侨招待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最高法院、金陵大学等25处难民收容所。与此同时，委员会又在“安全区”内发起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由马吉牧师任主席，魏特琳、威尔逊等人为委员，两会密切合作，以尽可能地救助战争中的伤病员。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后，中国方面给予了积极支持，南京市长马超俊下令将3万担大米、1万担面粉及一些食盐拨给“安全区”，同时还提供10万元现金及450名警察以维持秩序。此外，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将宁海路5号私宅提供给国际委员会作总办公处，首都卫戌司令长官唐生智也应国际委员会要求拆除了“安全区”范围内的军事设施，并于12月7日下令所有军队一律撤离“安全区”。
对国际委员会的建议和呼吁，日方的表现骄横而傲慢。最初，国际委员会通过美国大使馆的无线电台将设立“安全区”的建议发往驻上海日军当局，但后者不予回应。之后，国际委员会通过在上海创设难民区的法国神父饶家驹将“南京安全区”的地图交给日方司令官，对方先是自称“知道了”；后又冷淡地表示，“难民区内倘无中国军队或军事机关，则日军不致故意加以攻击”。
“难民营”里的求生
1937年12月9日晚，就在南京即将城破之时，国际委员会向报界发送专稿，呼吁居民在空袭与炮击时尽可能进入防空洞或地下室；而且，战争期间没有任何地方是绝对安全的，“日本人从来没有保证过，不对我们的安全区进行炮击或轰炸”，“日本人仅仅保证在安全区内不存在中国士兵和军事设施的前提下不蓄意进攻安全区。”最末，国际委员会公布了救护电话及火情电话，以备不时之需。
从12月初开始，一些家园被毁的市民即开始涌入“安全区”内的收容所；随着南京保卫战的一步步失利，成倍成倍的难民们更是像潮水一般涌入“安全区”，最初的收容所不敷使用，多数房间要挤上二三十个人，彼此才能挤挤挨挨地躺下来。南京沦陷后，更多的市民在日军的淫威暴行下匆忙避入“安全区”，这时不要说收容所，就算露天操场也都挤满了难民。据记载，“安全区”的空地及马路上建起了数千个芦苇棚子，“整个难民区其实已成为芦席棚的世界”。最高峰时，“安全区”内的难民总数可能达到30万人。
在这样的一个严冬，在如此恐怖的环境下，如何让这几十万人生存下来无疑是一大难题。所幸的是，国际委员会在“安全区”设立之初即未雨绸缪，其不避艰险地“将米一万担，面粉一千袋运入难民区”，这使得难民生活有了初步的保障。随着难民人数的不断增多，“安全区”内的吃、住、取暖都成为大问题，而在日军的肆虐之下，“如无外国人挺身而出，和日本兵抗争，简直什么都不能搬动，甚至装了米的卡车也不许通行。”
为此，委员们不都不各司其职，有的负责找米送米，有的负责找煤送煤，不辞辛苦，以尽最大可能保证难民们的基本生活。而另一边，日军为使“安全区”崩溃而百般刁难，米煤供应困难重重。经一系列的艰苦交涉与谈判，日方才于1937年底答应出让大米5000袋、面粉10000袋及600吨煤，但数日后，当委员会会计克鲁治前往接洽取货时，日方却又借口须由伪自治委员会主持分配而拒绝出让以上物品。几经周折，“安全区”才从日方手里接收大米2200袋、面粉1000袋，稍解燃眉之急。为此，委员们也与难民们同甘共苦，一向吃面包的他们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和难民一样喝稀饭，以尽可能节约粮食。
并不安全的“安全区”
城破后的南京，遍地都是炮火、血迹与废墟。为体现人道与中立、去除政权色彩，“安全区”内改悬挂五色旗并以里圈加红十字图案作为“安全区”徽章。在这个流血的季节里，也许只有这里，难民们才能寻觅到一点点的安宁。
但是，“安全区”的安全只是相对的，在这里，日军同样有着各种杀戮、强奸、劫掠、纵火等暴行。12月19日，牧师马吉在家信中说：“过去一个星期的恐怖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做梦也没想到过日本兵是如此的野蛮。这是屠杀、强奸的一周。我想人类历史上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发生过如此残暴的事了……日本兵不仅屠杀他们能找到的所有俘虏，而且大量杀害了不同年龄的平民百姓。就像在野外猎杀兔子一样，许多百姓在街上被日本兵随意杀掉。从城南到下关，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尸体……”
一些已解除武装并避入“安全区”的中国士兵，日军同样不肯放过，其强行闯进“安全区”并将之集体杀害。目睹此景，牧师费吴生痛心疾首地给友人写信说：“我们忙着解除他们的武装，表示他们缴械后可以保全生命。抱歉得很，我们失信了！不久他们有的被日军枪杀了，有的被戳死了。他们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命到底啊！”
“安全区”内的强奸事件，更是层出不穷。国际委员会副总干事费吴生就表示，“单以金陵大学职员家庭以及美侨住宅而论，我就有关于一百次以上强奸案的详细记录以及约三百次强奸案的确实报告。”类似的记载与报告在《南京安全区档案》中比比皆是，日军在强奸妇女时均以武力胁迫，如有人阻拦反抗，即行凶杀人。至于其他种种暴行，更是举不胜举。
在救助难民的过程中，委员们也经常遭到日军的威胁甚至人身伤害。如贝德士即被日军士兵用手枪威胁；农艺学教授里格斯在阻止将平民带走时遭到日军殴打；威尔逊医生也在信中说，自己“差一点被枪杀了”，其他人如拉贝、魏特琳等，都无一例外的有类似遭遇。在这样危险的环境下，他们仍极其秘密地保护了国民党军的几名高级将领，如第72军军长孙元良被魏特琳隐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难民中，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被贝德士藏在金陵大学管理大楼最顶层密室；教导总队第二旅参谋主任廖耀湘被辛德贝格藏在江南水泥厂的难民营中，这些人后来都被安全送出南京，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1938年1月底，日军当局声称已经恢复南京城的秩序，强迫“安全区”内的难民还家。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改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最后一批难民营于1938年5月关闭。至此，“安全区”的工作基本结束。
在“南京大屠杀”这场史无前例的惨剧中，“安全区”或许是唯一能让人感到不彻底绝望的一幕。在不到4平方公里的范围里，23位西方侨民冒着生命危险默默地反抗着日军的残酷暴行，最多的时候，他们曾护佑过近30万的中国难民，其“勇毅、大公无私、热诚及不辞赴汤蹈火来拯救难民的决心与精神”，不愧为南京“活菩萨”、“守护神”的称号。（金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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