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平汉
1958年，共和国历史上的“大跃进”之年。这年1月11日至22日召开的南宁会议，是发动“大跃进”的一次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1956年以来的反冒进提出严厉批评，使党内思想统一到“跃进”即冒进上来；提出了生产计划三本账的问题，为“大跃进”中各种高指标的提出开了绿灯。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
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1956年经济建设的反冒进方针首次作了公开批评，认为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慢腾腾，而是应该冒一点，“大跃进”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同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庆典活动，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期间，他提出中国用15年时间实现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赶超英国的目标。“大跃进”运动“超英赶美”口号由此发端。
1958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乘风破浪》的元旦社论。社论强调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仅仅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万里长征中的第一步。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算起还要10年到15年时间。社论向全国人民提出一个超英赶美的具体时间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现在看来，提出这样的时间表是多么的不现实，建成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必然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但那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充满自信的年代，人们相信有了“一五”计划胜利完成的经验，有了先进的社会制度，有了整风运动后六亿人民冲天的干劲，再加上地大物博的优越条件，这个目标是完全能够实现的。而这个目标的提出，又进一步激化了人们的“大跃进”热情，并以更加急切的心情盼望这个目标的早日实现。
为了进一步克服党内的右倾保守思想，将“大跃进”引向高潮，进入1958年后，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以批评反冒进为中心内容的会议。
1月3日和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上，作了两次讲话，均涉及反冒进问题。他说，治淮（河）原来计划低了，后来超过了，批评了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三、第四、第五年就要修改，愉快地批判右倾。1956年的工业产值增31%，没有1956年的突飞猛进，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今年3月比一次，夏季比一次，到10月开党代会再比一次。讲话中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主张反冒进的周恩来等人。
杭州会议刚刚开完，南宁会议于1月11日召开，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一开始，就印发了22个参考文件，其中有3个文件是作为多快好省的对立面即反冒进的材料印发。这3个材料是：李先念1956年6月15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中关于反冒进的一段话，6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11月10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控制数字的报告》的节录。这预示着会议的主题，由原本是讨论1958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变成了批评反冒进。会议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11日晚，毛泽东作了第一次讲话，一开始就对国务院的工作和反冒进提出了批评。毛泽东说：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想搞资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只给成品，不给材料。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要思想提出来交谈。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办，不那么办？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报告也一般不大好谈，不讲考据之学、辞章之学和义理之学。前者是修辞问题，后者是概念和推理问题。
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自己红了，钻到那里边去出不来，义理之学也不讲了。如反冒进。1956年冒进，1957年反冒进，1958年又恢复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他还举例说，河北省1956年兴修水利工程1700万亩，1957年兴修水利工程2000万亩，1958年2700万亩。治淮河，解放以后七八年花了12亿人民币，只做了12亿土方，今年安徽省做了16亿土方，只花了几千万元。毛泽东还用带着警告的语气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民一泄了气，不得了。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伸出手看看，究竟有几个指头生了疮？不过一个指头有毛病，不过多用了一些钱，多用了一些人，就“库空如洗”呀，“市场紧张”呀。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治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钱多花了，计划大了，要批评，我也批评过，如广东、河北通县专区产量定得过高。我是“抱着石头打泡泅（湖南方言，游泳之意）”，做事历来是稳当的。
毛泽东将工作的成绩与缺点比喻为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认为这是关系六亿人的问题。他说：对于我们共产党，对于我们的事业来讲，总是九个指头是好的，不过一个指头有毛病。那就是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搞泄气，使整个工作受到很大损失的问题。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陈叔通也讲过：“我看方针是冒进为主，保守为副。”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20年之经验，只给我们留下4万吨钢(年产)。“好大喜功”，看什么大，什么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难道好小？中国这样大的革命，这样大的合作社，这样大的整风，都是大，都是功。
12日，毛泽东第二次发表讲话，对反冒进再次提出批评。他说：“在杭州会议上，我当着恩来发了一通牢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财经工作有很大成绩，十个指头只有一个不好，讲过一万次不灵。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子。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他还说，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个东西，没人反对，我得彩了。又复辟了，就又有勇气找部长谈话了。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什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
毛泽东接着说：我要争取讲话。1956年1月至11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我讲了七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我承认部分钱花得不当，未讲透，那股反冒进的风就刮普遍了。廖鲁言(农业部长)向我反映，四十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对此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一下吹掉了三个东西。有三种人：第一种人说，“吹掉了四十条，中国方能得救”；第二种人是中间派，不痛不痒，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种人叹气。总要分清国共界限，是国民党是促进的，还是共产党是促进的？
毛泽东还说：反冒进的人为党为国，忧虑无穷，脱离了大多数部长和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请看一篇文章，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此文使登徒子两千年不得翻身。宋玉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九个指头不说，只说一个指头，就是这种方法。我们就怕六亿人民没有劲。不是讲群众路线吗？六亿人民泄了气，还有什么群众路线？看问题，要从六亿人民出发，要分别事情的主流、支流，本质、现象。
周恩来因为工作关系，直到1月13日才乘飞机抵达南宁。14日会议上，毛泽东作第三次讲话，主要讲工作方法问题，总共讲了24条，并继续对反冒进和国务院的工作提出了措辞比较尖锐的批评。说反冒进就是讲平衡，“却不知道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兴修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他再次强调，要注意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不要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做法，历史上教条主义这样搞过，因小失大。
“我是反反冒进的”
从1月15日起，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听取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和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汇报1958年的工作安排。当天，负责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薄一波（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在会上作了《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草案）的汇报提要》的发言。
薄一波说，1958年计划的中心是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大力组织工农业生产高潮，迎接新的大跃进的一年，为第二个五年计划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建设铺好道路。积极发展重工业，主要是增加燃料原材料、化学肥料、重型机械、农用动力机械和电力设备的产量，为工业生产进一步高涨准备条件，为农业的技术改革准备条件，按照物力、财力的可能，尽可能地首先扩大基本建设投资，在继续保持市场物价的基础上，适当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并且稳步地发展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工业生产总产值有较大的增长，计划为747.47亿元，比上年增长15.1%。其中主要是：发电量达到220亿度，比上年增长15%多；煤炭1.5亿吨，增长16%弱；生铁720万吨，增长22%弱；钢620万吨，增长17%弱；水泥765万吨，增长12%；木材2850万立方公尺，增长9.4%；金属切削机床2600台，增长3.2%；等等。农业生产总值642.5亿元，比上年增长6.5%。其中粮食生产3920亿斤，比上年增加220亿斤，增长5.9%；棉花生产3500万担，比上年增长220万担，增长6.7%。都超过往年增长水平。
上述1958年工农业生产的主要计划指标，不但不保守，而且已经有跃进的成分了，但为了避免计划指标被说成保守，薄一波在讲话中特地提出了“两本账”的问题。他说，工业增长速度我们认为还可以更提高一些。因为有高涨的群众生产积极性，材料上大体有保证，国家也需要。经委一直在和各部、省、市、自治区商量增产指标，现在定15.1%的速度，已经比去年12月计划会议上所定的10.4%的速度提高了。现在还在继续商量。因此，准备实行两本账的办法：国家一本账，这是必成数；企业一本账，这是期成数。但毛泽东对他的这个发言不太满意，批评薄是“中间派”，“假使不是偏右的话”。
1957年12月25日，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长篇报告。柯在报告中用大段文字说明干社会主义革命，干社会主义建设，干这种前无古人的事业，干这种同帝国主义争时间、比速度的事业，那就必须有一股革命的干劲，应该坚决贯彻执行多、快、好、省和勤俭建国方针，“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批判右倾保守观点，改正各种不正常现象，以便迎接新的建设高潮，促进建设事业的新高涨。报告根据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提出了上海关于提高和超额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12条任务，主要包括：第一，上海工业总产值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末要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末增长100%以上，其中一般轻工业、纺织工业、机电工业、化学工业部门要根据具体情况，争取若干质量较低的主要产品在第二、第三两个五年计划期间逐步地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或美国同类产品的质量水平；第二，争取《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提前实现，在5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达到1500斤到2000斤，皮棉每亩平均年产量达到150斤到200斤；第三，争取在5年内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能占60%以上，基本上普及小学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在10年内培养出一批又红又专的技术干部、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编辑、记者、教授、教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5年内能够培养出300个有实际斗争经验的、有大学讲师以上水平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第四，争取3年内使上海市区和郊区基本上无蚊、无蝇、无鼠、无麻雀、无臭虫、无蟑螂、无钉螺，5年内彻底做到，并坚持到子孙万代；等等。
毛泽东对柯庆施的这个报告十分欣赏，他在1958年1月16日的会上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是不多。”他在会上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说：“我写不出来。”毛泽东接着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同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柯庆施的这个报告，并加按语说：“柯庆施同志的这个报告，虽然大部分是关于上海的情况和问题，但是这些情况和问题的性质，特别是报告的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柯庆施同志在报告的第一部分中，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于国内的主要矛盾，对于人民的内部矛盾及其正确处理，都作了详细的分析和阐明。这一部分中还谈到了对1956年工作的评价，批判了那种认为1956年各项工作都‘冒进’了的错误的说法，说明了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的正确性。这是值得大家重视的。报告的第四部分分析了党内干部的思想状况，提出了发扬革命朝气，打掉官气，实行劳动锻炼、深入基层、联系群众的制度，以及培养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等重要措施。”
毛泽东一方面借柯庆施的报告批评周恩来，另一方面又表扬了周恩来在1957年6月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认为这个报告“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问题是如何说成绩与缺点。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都要研究文法、考据、词章，一人每年搞个篇把文章，事情就好办了”。
16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作第四次讲话。他批评许多省委、部委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昼夜奔忙，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义理之学不搞，也不下去跑一跑，思想僵化。他提出领导干部要学理论，读点书，还要学习一点外文。毛泽东说：没有理论，凭什么做领导工作？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集体创作，开动脑筋，不搞出点理论问题不行。他还要求破暮气，讲朝气。他说，暮气，就是官气，我们都相当地有一些。世界大发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要讲革命朝气，保持旺盛的斗志。
17日，会议听取了李先念的汇报，毛泽东又对反冒进提出了批评。他拿着《人民日报》那篇《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社论，念一段，批一段。说这是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
由于周恩来是1956年反冒进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对反冒进亦采取了支持态度，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对反冒进再三批评后，在19日召开的全体大会上，两位领导人都不得不在会上就此作了自我批评。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通过批评反冒进和提出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毛泽东感到全国人民的大跃进热情正在高涨，一个新的生产高潮正在形成，而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还有许多与大跃进不相适应的地方。为指导各级干部的工作，使他们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在杭州会议期间，就工作方法问题作了一些思考，初步形成了17条内容。在南宁会议期间，他在发表讲话和别人汇报作插话时，又多次讲到工作方法问题。1月21日，毛泽东亲自写了《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共42条，并在这一天作了总结讲话，集中讲解工作方法问题。1月下旬，他根据讲话提纲、会议记录等，形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对于工作方法六十条的形成情况，毛泽东说：“这里所说的几十条，并不都是新的。有一些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有一些是新提出的。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1958年1月先后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共同商量的结果，这几十条大部分是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启发了我，由我想了想写成的；一部分是直接记录同志们的意见；有一个重要条文（关于规章制度）是由刘少奇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他还说：“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2月19日，中共中央将六十条草案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曾是一个对1958年“大跃进”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文件。当然，其中有许多的内容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例如：关于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关于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关于抓两头（先进和落后）带中间；关于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关于概念、判断、推理的形成过程，就是调查、研究和思维的过程，并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关于如何形成文章与文件，应当具有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三种性质；关于秘书的使用，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还提出了，从1958年起将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的重要观点，这实际上要求全党将工作重点再次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在当时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由于《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是在反保守、批评反冒进、发动“大跃进”的特殊背景下形成的，自然其中也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内容。例如，第五条说：“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每年看前冬。这是一个掌握时机的方法。时机上有所侧重，把握就更大了。”第十三条提出：“十年决于三年。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其他地区的时间可略为延长。口号是：苦战三年。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第十二条要求在今后五年内或者六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八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并要“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研究一下”，认为就全国范围来看，五年完成四十条不能普遍做到，六年或者七年可能普遍做到，八年就更加有可能普遍做到。这样的要求显然过急过高，难以实现。但既然中央作了这样的要求，而一旦提出异议又很有可能被看做右倾保守，因而导致各级层层加码，想当然地提出更高也更难实现的目标。“大跃进”浪潮就是在这些过高过急任务的压力下，一浪高过一浪形成大潮的。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还提出了生产计划三本账的问题。这三本账是指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账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账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账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账，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账在地方是期成的。如此一来，一级一级地将工农业生产指标拔高，1958年“大跃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高指标，而高指标很大程度上是这三本账造成的。当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提出后，按照六十条草案要求，“组织干部和群众对先进经验的参观和集中地展览先进的产品和做法”，普遍组织各种各样的检查评比，使浮夸风和形式主义迅速滋长起来。
毛泽东还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讲到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问题，认为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他说，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从哲学意义上，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片面地强调不平衡的普遍性，只看到不平衡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而没有看到平衡在事物存在和发展中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忽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甚至提出“以钢为纲”口号，为了全力保钢不惜让其他工作“停车让路”，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
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这就是第二十一条所论述的“不断革命”。毛泽东说，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按：指1957年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派运动，由于反右派运动是从整风运动引发出来的，所以1957年秋季反右派运动基本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继续进行整风运动，只不过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后的整风运动重心已放在批判右倾保守、发动“大跃进”上）。这个革命在今年7月1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就是他“不断革命”思想的体现，认为这是一场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进行的技术革命。他说：“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可见，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求干部群众始终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利用现在的和平时间，把钢铁生产搞上去，把粮食生产搞上去，也就是把中国的生产力提高上去，改变中国现在这种经济文化还很落后的现状。
应当说，毛泽东主张“不断革命”的出发点，是希望干部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不要松劲，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及时将重心转移到技术革命即经济建设上来，使中国迅速强大起来。问题是，毛泽东将发展生产力、开展各种建设工作作为一场革命运动看待，决定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进行技术革命。这不但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也没有认识到用运动的方式搞建设，虽然表面可以轰轰烈烈、万马奔腾，实际上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必然造成一哄而起的混乱局面。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还讲到了改革规章制度的问题。这一条是刘少奇提出的，为毛泽东所采纳。其中说：“政府各部门所制订的各种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应该作出这样一个总的规定，即是在多快好省地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下，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还应当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发现那里有些什么规章制度已经限制了群众积极性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通过基层党委和群众的鸣放辩论，保存现有规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拟定一些新的适合需要的规章制度。”这样的原则要求，原本也是对的，但改革规章制度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而且改革旧的规章制度必须相应地建立新的规章制度，否则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结果在“大跃进”中，由于一味强调破除旧的规章制度，把许多本来合理的规章制度也废除了，而新的规章制度并未相应地建立起来，致使大量不遵循客观规律的现象随处可见，违背客观实际的胡搞蛮干盛行。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十个指头的问题，也就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他说：“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斗。”“说一个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用这样的方法去处理和对待工作中的成绩与缺点，在一定的情况下是合理的，但如果将其在所有问题上都去套用，实际上就是将问题绝对化，特别是后来用它去对待“大跃进”问题，造成了只能肯定“大跃进”的成绩，而不能批评“大跃进”缺点的局面，致使许多本来已经发现并造成严重后果的问题也不能及时纠正，使这场运动延续了三年之久。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还介绍了一部分高产典型，其中提到湖北孝感县的联盟农业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一造，亩产2130斤；四川仁寿县的前进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1680斤；陕西宜君县的清河农业社，这个社在山区，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1654斤；广西百色县的拿坡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1600斤。并且提出“这些单季高产的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其实在当年的生产条件下，这样高的产量基本上不可能有。1957年全国粮食作物每亩的平均产量只有196斤，稻谷平均每亩的产量较高，也只有360斤，而小麦只有114斤。这些高产典型的亩产量，超过了全国平均产量的好几倍，其真实性是有折扣的。但由于六十条草案曾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于是“各地研究试行”的结果导致了1958年大放各种各样离奇的高产“卫星”。
南宁会议在“大跃进”运动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正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一书所评价的：“南宁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它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这次会议继承了中共八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并且提出要努力开创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迅速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把中国早日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南宁会议上表现出来的毛泽东与中央其他几位领导人的分歧，不是在是否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问题上，而是在建设速度的问题上。由于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反冒进，又提出一些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高指标并被会议一致通过，这就直接导致‘大跃进’的发动。”南宁会议之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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