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退股”风波

新近发现的胡适“退股”信札

民国时期盛称“我的朋友胡适之”的胡适先生（一八九一—一九六二）

“新月派”代表诗人徐志摩先生（一八九七—一九三一）

1927年7月1日，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史上的重要机构——新月书店，在以胡适提头、徐志摩运筹的“星光闪耀”之下隆重登场。但在书店开张半年之后，胡适就退出了，他为何“退股”成了一件公案。

学术界探究此事真相的唯一材料，是通过胡适的一封“信稿”，新近发现的一通与“信稿”内容几乎相同的信札，让人对这场“退股”风波的实情有了新的认识。新月书店内部的“不团结”，可能是胡适产生“退股”想法的根本原因。

《新月书店启事》与《新月书店开张启事》

1927年6月27日、28日，连续两天，《申报》上刊登了《新月书店启事》。启事中写道：

我们许多朋友，有的写了书没有适当的地方印行，有的搁了笔已经好久了。要鼓励出版事业，我们发起组织新月书店，一方面印书，一方面代售。预备出版的书，都经过严格的审查，贩来代售的书，也经过郑重的考虑。如果因此能在教育和文化上有点贡献，那就是我们的荣幸了。

创办人：胡适、宋春舫、张歆海、张禹九

徐志摩、徐新六、吴德生、余上沅同启。

1927年6月29日、30日、7月1日，连续三天，《申报》上刊登了《新月书店开张启事》，称：“定于七月一日正式开张。”1927年7月1日，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史上的重要机构——新月书店，就在以胡适提头、徐志摩运筹的“星光闪耀”之下，隆重登场。特别富于现代精神的是，这样一个圈子同仁创设的出版机构，采取了严格的股份制企业形式，不但为着共同的文学理想汇聚力量，也要切实可行的“在商言商”。

成立之初即设董事会，董事长由胡适担任，其余董事有徐志摩、潘光旦、闻一多、梁实秋、董任坚、张歆海、吴经熊、余上沅、张嘉铸等人。书店从各股东手中筹得两千元起始资金。在书店经营上，则委托专人负责管理。店址设在上海市麦赛尔蒂罗路159号，发行部与编辑部在一起。新月书店开办时的工作人员只有四个人：经理余上沅、会计陈衡粹、出版兼校对蒋家佐、发行谢家崧。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胡适在新月书店开张半年之后，却向徐志摩提出“退股”，并请求辞去董事一职。更为奇特的是，这场“退股”风波，从未见诸徐志摩及新月同仁梁实秋等人的记载，胡适自己的日记中也没有明确记载。

胡适“退股”的“信稿”

我们得以获知此事的唯一途径，只是通过胡适1949年飞离北平时，遗留下来的一封“信稿”。信稿原文如下：志摩兄：

新月书店的事，我仔细想过。现在决定主意，对于董事会提出下列几件请求：

（1）请准我辞去董事之职。

（2）请准我辞去书稿审查委员会委员之职。

（3）我前次招来的三股———江冬秀、张慰慈、胡思杜———请准退回给我，由我还给原主。

（4）我自己的一股，也请诸公准予退回，我最感激，情愿不取官利红利。

（5）我的《白话文学史》，已排好三百五十页，尚未做完，故未付印，请诸公准我取回纸版，另行出版，由我算还排版与打纸版之费用。如有已登广告费或他种费用，应由我补偿的，我也愿出。

此五项，千万请你下次董事会提出。

我现在决计脱离新月书店，很觉得对不起诸位同事和朋友。但我已仔细想过，我是个穷书生，一百块钱是件大事，代人投资三百元更是大事，我不敢把这点钱付托给素不相识的人手里，所以早点脱离。这是我惟一的理由，要请诸公原谅。

胡适

（民国）十七年一月廿八日

之所以称之为“信稿”，即不是正式誊清的信件，说明这只是胡适所写信件的底稿。1979年辑入中华书局内部发行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时，人们才得以获知，曾有这样一封胡适“信稿”存世。这封“退股”信稿，究竟属于哪一种史料，是公开性质的还是私密性质的，目前还无从考证。

也就在这封退股“信稿”所署日期之后一个月，1928年4月4日，胡适和儿子胡祖望，与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等一同前往庐山游玩。在轮船上，高梦旦告诉胡适，他下决心向商务印书馆递交了辞职书。他愤愤地说：“我们只配摆小摊头，不配开大公司。”高梦旦辞职的真正原因，就是商务印书馆的内部人员矛盾重重，“意见甚深”。

看来，新月书店内部的“不团结”，可能就是胡适产生退股辞职想法的根本原因。但新月书店内部管理究竟出了什么状况，后世研究者也一向众说纷纭。书店最终关门大吉的原因，有说经济困难、入不敷出的；有说时局艰难、屡触言禁的；似乎也都能有所关涉。

梁实秋道出实情

梁实秋，这位当年可能与胡适有意见分歧的新月同仁道出了实情———新月书店管理者与《新月》杂志社成员的确有过矛盾。

在《忆〈新月〉》一文中，梁实秋相当明确地指出：胡适和徐志摩“两个人办不了一个杂志，于是徐志摩四出访友，约集了潘光旦、闻一多、饶子离、刘英士和我。那时候杂志还没有名称。热心奔走此事的是志摩和上沅，一个负责编辑一个负责经理。此外我们几个人对于此事业并无成见，以潘光旦寓所为中心，我们经常聚首，与其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倒不如大家拼拼凑凑来办一个刊物，所以我们同意了参加这个刊物的编辑。上沅传出了消息，杂志定名为《新月》，显然这是志摩的意思，……后来上沅又传出了消息，说是刊物决定由胡适之任社长，徐志摩任编辑，我们在光旦家里集议提出了异议，觉得事情不应该这样的由一二人独断独行，应该更民主化，由大家商定，……”

关于整个团队的状况，梁实秋是这样写的：“《新月》一伙人，除了共同愿意办一个刊物之外，并没有多少相同的地方。相反的，各有各的思想路数，各有各的研究范围，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职业技能。彼此不需标榜，更没有依赖，办刊物不为谋利，更没有别的用心，只是一时兴之所至。”

当年的事态是否已经将这种矛盾公开化了？胡适又是否真的以正式书信方式，向徐志摩递交过自己的意见？或仅仅是通过私下聊天、谈心的方式，直接、间接地表达过自己的情绪与想法，所有这些，我们尚不能确考。梁实秋本人的忆述，也停留在就事论事、点到即止的层面上，并未深入展开论述。但符合常理的一种推断则是：1928年当年1至5月间，胡适与徐志摩基本都未离开过上海，他们完全可以就在当地择机私下交流，没有必要通过寄信的方式来传递意见；以他们的私谊来看，也还没有必要闹到白纸黑字、立字为据的地步。

无独有偶，新近发现一通与退股“信稿”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胡适信札，似乎又让人对这场风波的实情有了新的认识。在民国知识分子的大圈子里，一度盛称“我的朋友胡适之”，如果真有这立字为据的退股之事，情何以堪？看来，这一通信稿，又一通信札的考据———胡适的“退股”疑案，注定是要成为一桩现代文学史乃至民国生活史上的公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