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田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从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到各级领导干部都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再往前推，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逐渐支配了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17%，有75%的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受到各种形式伤害和株连的人数高达1亿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为推动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率先批评“两个凡是”，为平反冤假错案扫清政治障碍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开始拨乱反正。平反“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最为关切的问题。
当时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不敢触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更缺乏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胆识，想在不触及“左”的根本性错误的情况下，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到国民经济建设上来，推行了一条“抓纲治国”的路线。这条路线反映在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畏首畏尾，顾虑重重，担心会“有损我们的旗帜”，会影响毛泽东的形象，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在强调一切服从“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前提下，给平反冤假错案设置了种种障碍和禁区。
197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和案件应给予彻底平反。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罪行的人绝不允许翻案。这就延续了以抓阶级斗争搞安定的传统做法。在“纯属”的限定下，平反的主要是案情简单，牵扯面不广的一般性错案，这就使这项头等重要的拨乱反正任务搁在“落实政策”的层面上。由于政治上一系列重要原则不能澄清，对全国有影响的大案、要案的复查和平反工作提不上中央的议事日程，数千万人背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包袱。民心不顺，党心不顺，严重影响了历史新局面的开拓。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经华国锋批准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后被称为“两个凡是”）的方针。“两个凡是”的提出，成为平反冤假错案的政治障碍。
这时，党内外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首先集中在要求邓小平重返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上。当时，这两个问题隐含着更深的含意：前者代表着要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大批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的正义呼声，后者反映了要求为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的强烈愿望。
在这两个问题上的斗争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集中地爆发出来了。对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两件事，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问题就能正确地、妥善地解决；离开了这个立足点，就会引起思想混乱，不但妨碍问题的解决，而且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华国锋认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
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华国锋说：“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时候，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已于1976年12月5日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
最后，华国锋说：“总之，中央在解决邓小平同志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中，是坚定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是坚持了毛主席的路线和方针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党内外围绕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问题的争论和斗争，引起了邓小平的极大关注。邓小平关注的不是个人的荣辱得失和职务进退，而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两个凡是”的观点一提出，邓小平便洞悉了它的本质。1977年4月10日，他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这封信发出不久，汪东兴和李鑫代表中央办公厅去看望邓小平，希望他改变信中“准确的、完整的”提法，并就天安门事件等问题表态，以便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邓小平坚决地拒绝了。他说，“两个凡是”不行！并且坚定地表示：我出来不出来没有关系，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5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4月10日和1976年10月10日两次写给中央的信。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两个凡是”对平反冤假错案的影响。他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他还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
在老一代革命家的不断呼吁下，在党内外群众日益强烈的要求下，同时也体现了华国锋所说的“水到渠成”的时间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开始明朗化了。7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
复出伊始，着力推进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平反冤假错案是一项极为复杂、艰难的工作，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种种阻力和障碍。邓小平复出后，面对复杂的情况，区别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步骤，先易后难，先小案，后大案、要案，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步步推动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深入进行。
早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就曾对历史冤案进行过一些清理工作。他曾根据毛泽东要尽快让老干部出来的指示，协助周恩来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当年3月25日，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指出：“平反工作要真正搞起来也快，要一批一批地搞，不要一个一个地搞。弄错了就要立即平反。”这一年，他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逝世的广州军区原副司令员文年生昭雪了冤情。他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原副院长、中国实验话剧院原副院长兼总导演，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周恩来、邓颖超的养女孙维世平反。他还为原国民党军队空军上尉参谋，1946年6月驾机起义，曾任解放军空军第一航校校长、空军军事训练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刘善本平反昭雪。但是，随着他第三次被打倒，平反工作中途夭折了，而且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产生了一些新的冤案。
就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前夕，林伯渠的女儿林利、林秉元给他写了一封申诉信，诉说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诬蔑、诽谤林伯渠，打击和迫害其亲属的情况。邓小平认为，林伯渠的历史是清楚的，为他平反昭雪应该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结束刚两天，1977年7月25日，邓小平就在申诉信上批示：“华、叶核阅后，请东兴同志考虑。”这是邓小平复出后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作出的第一个批示。
8月2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党委副书记沙洪致信邓小平，请求帮助解决张子意住院治病问题。邓小平批示：“这个老同志应予照顾，可安排住301治病。”并将这封信批送给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核阅。
8月8日，万毅致信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说：“我患有青光眼疾，左眼失明，右眼相继恶化”，“恳切请求中央，在北京（为了得到治眼的医疗保证）给我分配一件力所能及的工作”。
万毅的问题则稍微复杂些。万毅早年曾任东北军的团长、旅长、师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任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中共八大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59年因受彭德怀案的牵连，被定为犯了右倾反党严重错误，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1960年后，被重新分配到陕西省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受到监护审查。1975年5月，经中央批准的政治审查结论中说：“原怀疑万毅同志有受国民党策反勾结国民党恢复东北军问题查无实据，由陕西省恢复万毅同志组织生活，妥当安置，按规定阅读文件，照发工资。”8月10日，邓小平在万毅的信上批示：“既无政治历史问题，就应作恰当安排，他过去有贡献。”
老舍是著名文学家，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深受国内外读者的喜爱。1951年曾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老舍受到迫害，他不堪凌辱，自沉于北京太平湖。有关部门对老舍一直未作政治结论。老舍夫人胡絜青11年中多次向北京市委、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等部门请求解决老舍的结论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答复。由于老舍的结论不明，严重地影响了胡絜青一家人的政治生活，而且一些具体问题也久拖未决。胡絜青于7月28日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写了一封信，8月5日又给王震写了一封信，请求中央批示有关部门尽快给老舍作出结论。8月13日，邓小平作出批示，明确指出：“对老舍这样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结论均可，不可拖延。”1978年6月3日，北京市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老舍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邓小平特意送了花圈。
9月1日，邓小平在王兴要求为父亲王若飞恢复名誉的申诉信上批示：“据我所知，王若飞同志在晋绥被捕和出狱问题，肯定是没有问题的。”1978年初，中共中央为王若飞平反。
11月4日，邓小平在财政部原副部长戎子和要求分配给他“力所能及的工作”的信上批示：“戎的历史和入党后的情况都是清楚的，在政治上没有可怀疑的地方（入党时对他在阎锡山处的情况是了解的）。他有些缺点，但做了长期的财经工作。我建议他可当一个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2月，戎子和任全国政协委员。5月，任财政部顾问。
中共云南省委原第一书记阎红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冲击，被扣上“叛徒、特务”的帽子。1967年1月8日被逼而死。1977年11月27日，中共云南省委作出了《关于阎红彦同志问题的结论报告》。报告说：“经复查，阎红彦同志1930年被捕（在陕西延长县被军阀高双成部扣留）未发现投敌叛变问题；所谓特嫌问题，是毫无根据的；阎红彦同志的政治历史是清楚的，没有问题。”“省委认为，阎红彦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忠于党，忠于人民，英勇战斗，积极工作，立场坚定，作风正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为此，建议将阎红彦同志的骨灰送进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待中央批准后，连同中央批示一并传达到全省县以上党员干部。”
12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给汪东兴并报华国锋、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经我们研究，可同意云南省委的结论报告，阎红彦同志的骨灰不一定移来北京，可在昆明市安放。”12月4日，邓小平批示：“我的意见，阎的骨灰以移来北京，安放八宝山为好，届时可举行简单仪式（例如一二百人），必要时我可参加。”1978年1月24日，邓小平出席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
邓小平从复出到1977年底，仅仅半年的时间，类似这样的批示、指示、谈话，还有很多。
力荐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力支持胡耀邦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同前来看望的胡耀邦谈话，就粉碎“四人帮”后应该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等问题交换意见。不久，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工作。在推动平反冤假错案中，胡耀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用一个版面全文刊登了胡耀邦精心策划的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6月，胡耀邦找来党校文史教研室的杨逢春，科社教研室的叶扬、陈中以及《人民日报》的几位编辑、记者，一起商讨写一篇有关干部工作的文章。胡耀邦提出了文章的基本构架和思路。文章写好了，但发表的时机尚不成熟。
邓小平复出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开始有序地进行。有了邓小平的支持，胡耀邦心里有底了，所以，他选择在粉碎“四人帮”一周年之际发表了这篇文章。文章强调必须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所有党员、干部，都应该积极站到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最前列，下定决心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文章发表后的短短的一个月中，就有1万多封信件和电报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寄往人民日报社，拥护文章的观点。但也有人提出了责难。
平反冤假错案，中共中央组织部是关键部门。不少人对当时中央组织部主要负责人的种种表现表示了强烈不满。中组部的大院里贴满了大大小小的大字报，严厉批评中组部的官僚衙门作风，强烈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立即给“靠边站”的老干部妥善安排工作。中组部的几位同志到人民日报社反映主要负责人的问题，并且把袁任远、杨士杰、张策等50多位老同志写的大字报稿送到了人民日报社，要求报社代他们上报中央。
《人民日报》搞了一个摘要，题目是《从中组部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同志的问题》。10月14日，《人民日报》负责人给耿飚写了一封信：“耿飚同志：中组部几位同志送来一批大字报底稿，要我们向中央反映。我们作了一个简单的摘要，请你阅后转送中央。”
耿飚阅后，将摘要“转送华主席，叶、邓、李、汪副主席阅”。华国锋、汪东兴在报告上画了圈。10月17日，邓小平在报告上批了一段话：“郭玉峰同志的错误是不小的，建议调离中组部。”叶剑英在报告上批示赞同邓小平的意见。李先念也批道：“对郭玉峰同志意见多。”
一个多月后，胡耀邦组织的第二篇文章于11月27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位置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题目是《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署名为本报评论员。
文章指出：一些主管组织工作的同志和某些组织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能推则推，严重妨碍了这项工作的开展。文章还提出，要抓紧落实干部政策，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问题。
《人民日报》在这篇文章的总标题下，还发表了五封读者来信。这些来信既赞扬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那篇文章，又揭露了写信者本人所在地区或所在系统的组织部门抗拒或拖延落实干部政策的行为。胡耀邦组织的这两篇《人民日报》文章，为落实干部政策作了舆论准备。
12月，在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决定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这一重要部门领导的易人，标志着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入实际运作阶段。
胡耀邦就任中组部部长后，在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地进行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他强调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中组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很快揭开了中组部捂了一年多的盖子。他起用了一些组织关系在中组部，但没有分配工作“靠边站”的老干部，组建了一个强有力的班子。老干部接谈组，专门接待来访的老同志；干部分配办公室，负责中央国家机关待分配的6000多名干部的安置工作；右派改正组，负责右派甄别平反；还成立了阵容庞大的干审局，其首要任务就是落实干部政策。
从1978年2月下旬至4月下旬，中组部分六批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家机关部委组织部长会议，称为“研究疑难案例座谈会”。座谈会共研究了180多件疑难案例，通过分析疑难案件，使与会的同志解放了思想，明确了原则，把握了政策，增强了信心。这些会议精神传达下去，有力地促进了各地各单位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
推翻“两个估计”，加快教育、文化、科技领域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步伐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灾最严重的莫过于教育、文化、科技领域。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了“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粉碎“四人帮”后，“两个估计”依然像两座大山一样压在广大教师、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两个估计”，大量的冤假错案难以平反，“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的帽子依然不能摘去。
邓小平复出后，自告奋勇抓教育和科学。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开始得较早。教育战线率先推翻了否定17年教育工作和对知识分子的“两个估计”，文化战线推翻了17年“文艺黑线专政论”，改变了解放初期提出的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针对这一领域的大量的冤假错案，邓小平说，平反冤假错案，要设法加快，不采取一个人一个人复查，而可以用集体复查后一风吹的办法。
邓小平批示为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刘冰平反。
刘冰的问题发生在1975年。1975年秋冬，在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过程中，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致信毛泽东，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思想、工作、生活方面的问题。这封信是通过邓小平转给毛泽东的。毛泽东在信上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毛泽东还专门针对邓小平转信这件事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寄给我，还要邓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扩大会议，由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传达毛泽东的批示。由此，清华大学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并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刘冰因此受到迫害。
邓小平还为北京大学原校长马寅初平反，并推荐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北大名誉校长。
1978年6月，邓小平同教育部几位负责人谈到了梁思成的问题。他说：梁思成提倡的民族形式大屋顶，太费钱。但给梁思成扣“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是不对的，应改正过来。对人的评价，要说得恰当，实事求是，不要说过分了，言过其实。
历史学家吴晗也是由于邓小平的批示才得以平反的。从新中国成立起，吴晗就担任北京市副市长，长期主管文化教育工作。20世纪60年代出任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从1959年起，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开始研究海瑞，曾发表《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海瑞罢官》等文章。1961年，与邓拓、廖沫沙在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上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以杂文形式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各种歪风邪气，宣传党的方针政策。1965年11月，江青等人蓄谋发起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运动，并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捏造“三家村反党集团”案。1969年，吴晗被迫害致死。吴晗的妻子、女儿也遭到株连，受尽折磨，饮恨而死。粉碎“四人帮”后，许多老同志向中央写信，要求尽快给吴晗作出正确结论。但是在“两个凡是”的思想指导下，专案组直到1978年2月才作出“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性质严重”，“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的所谓结论。吴晗的亲属拒绝接受这样的结论，并上书党中央，要求重新审查。1978年11月底，邓小平批示：吴晗应该平反。1979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推翻了原专案组关于吴晗的全部结论。吴晗遭受的冤屈终于得到了昭雪。
据不完全统计，科教领域包括“马振扶事件”、“永乐中学事件”、“王亚卓事件”、中国科学院“两线一会”特务集团案的甄别，以及为数学家熊庆来、赵九章，历史学家翦伯赞，化学家傅鹰，中国科协原副主席范长江，著名“右派六教授”的平反等，都是在邓小平直接批示、圈阅或过问下得到解决的。
为“六十一人案件”平反
“六十一人案件”是指薄一波等61人因为1936年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的问题被定为“叛徒集团”一案，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轰动国内外的一起重大案件。
这“六十一人”是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时期入党和入团的老干部。其中大部分在1931年前后因河北省委遭到破坏而被捕，长期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他们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5年冬，在日军侵占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为了开展工作，解决干部缺乏的问题，北方局作出决定，要求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党员履行国民党当局规定的出狱手续。北方局报告了中共中央，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从1936年8月31日到1937年3月，“六十一人”分批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后，出了反省院。中共七大时，中央曾对“六十一人”出反省院问题进行过审查，作出了“本人不能负责”的明确结论。
1966年8月，康生把这件事重新提了出来，他一面指使“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搞调查，一面给中央写报告诬陷“六十一人”出狱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而“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1967年3月7日，“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提出《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歪曲事实，认定“六十一人”是“可耻的叛徒”。3月16日，中央以中发96号文件印发了这个初步调查。在《中共中央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材料的批示》中，认定“六十一人”是“叛徒集团”，他们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他们出狱后，“由于刘少奇等包庇重用，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岗位上”。
在此前后，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煽动下，各地纷纷成立“揪叛徒”的组织，把过去已经作过结论的问题，通通翻腾出来，甚至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薄一波等人对这个结论一直不服，多次提出申辩。在这“六十一人”中，“文化大革命”前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职务的有22人。其中有5人已经被迫害致死，他们是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曾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把登“反共启事”的责任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但由于“四人帮”的阻挠和破坏，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粉碎“四人帮”后，薄一波等人及其家属向中央提出申诉，党内外干部群众也十分关心这个案件，要求澄清事实真相，实事求是地处理这个问题。阻力主要来自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当有人把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材料写成简报给华国锋，要求为他们平反时，华国锋没有表态。
1977年11月11日，当年曾向狱中转达过中共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孔祥祯，写信给中央，把1936年北方局如何提出、党中央如何批准以及他是怎样两次给狱中党支部传达党中央指示和薄一波等后来出狱的经过，作了详细说明。
一个多月后，一封申诉信送到了邓小平的手中。12月8日，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原书记王其梅的夫人王先梅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由于我爱人的历史问题，我的子女在入团、入党、参军、就业等问题上一直受到影响。”
邓小平熟悉王其梅，对他的历史是清楚的。看着王先梅的信，邓小平感到这不是王其梅一个人的事，解决“六十一人案件”的问题不能再拖了，可以从这件事开始一步步做起。12月25日，邓小平在申诉信上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历史问题不应影响其子女家属。建议组织部拿这件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
汪东兴看了邓小平的批示后，批道：“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12月31日，胡耀邦看了申诉信后，立即找了几位同志研究并决定：应该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做彻底平反“三六”大案（即“六十一人案件”）的突破口。1978年元旦后不久，王先梅反映的问题都一一得到了解决。
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王先梅及其子女落实政策的消息和《王先梅同志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摘要）》，并发表了《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的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当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必须扭转宁肯“左”一点的错误倾向。有的同志受“四人帮”流毒影响，不敢正视事实，搞过头了也不肯纠正，把正确落实党的政策看做是“右”的表现。他们不了解，对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对一个人的正确处理和妥善安排，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而会牵涉到周围许多人和影响到一大批人。这关系到党的路线和政策，关系到党的事业，我们要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积极主动去解决。
这组消息、信件摘要和评论员文章的发表，又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多次广播，引起广泛反响。各地给中央组织部、《人民日报》和王先梅的信纷至沓来。了解“六十一人案件”的人认为，对王其梅家属政策的落实，评论员文章中又说了那样一大段话，说明为“六十一人案件”平反已指日可待了。
但是，事情远非人们想象得那么简单。为“六十一人案件”平反仍然面临种种压力。胡耀邦向邓小平、叶剑英作了汇报，他提出，“六十一人案件”中许多人及死者亲属强烈要求复查，中组部准备对“六十一人案件”进行复查工作。
邓小平表示了坚决支持的态度。6月25日，邓小平在一封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申诉信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问题。”7月4日，华国锋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这样，中央组织部开始组织力量，全力投入到这个案件的复查工作中。
复查组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于11月20日正式向中央写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其中指出：“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是好的，他们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根据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的问题，定六十一人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我们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对那些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恢复其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12月16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了这个报告，要求向全党传达。一个多月后，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平反昭雪追悼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李先念主持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邓小平送了花圈。
为刘少奇平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以后，党内外许多人向中央建议，对刘少奇案件进行复查。刘少奇的案子是最大的冤案。刘少奇冤案的平反昭雪，从提出到落实，前后经历了三个年头，是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有计划分步骤进行的。
1978年12月24日，一封要求为刘少奇平反的人民来信送到了邓小平的手中。这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邓小平立即批示：“政治局各同志阅，中组部研究。”在这之前类似的信件也有，但并没有得到重视。邓小平的这一批示，把重新考虑刘少奇案的问题提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是，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的工作提到了中央的议事日程上。
1979年2月5日，交通部原部长孙大光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并党中央，建议重新审议刘少奇一案。这封信经胡耀邦和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姚依林商议后，正式转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2月23日，陈云批示：“中央常委各同志已传阅完毕，中央办公厅应正式通知中组部、中纪委合作查清刘少奇一案。”
邓小平指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刘少奇一案的处理问题进行研究。据1979年2月22日的中央纪委书记办公会议纪要记载：“中纪委办公会议决议：刘少奇问题，群众来信要求予以平反，小平同志要中纪委研究。这两人（另一个人指瞿秋白）的问题如何研究，另定。”3月27日，中央纪委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刘少奇的问题，经鹤寿同志与任重同志商量，按陈云同志的意见，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委共同处理。”这样，由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从一些单位抽调干部，组成刘少奇案件复查组，开始复查。
经过七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刘少奇案件复查组于11月向中共中央正式提交了《关于刘少奇案件的复查情况报告》，复查报告逐一否定了原《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中强加给刘少奇的罪名。
12月，邓小平、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等审阅复查报告后表示同意。邓小平提议：可考虑将这一报告作为中央对刘少奇案件的平反决定。1980年2月初，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同意《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草案）》，决定提交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
为刘少奇平反，必然要涉及毛泽东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棘手，把握不好，就会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同时也会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这是一个方向问题。
这时，中共中央正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的核心问题就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是五中全会的一项主要议程。
邓小平认为，为刘少奇平反，必须把握正确的方向，不能走向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一极端。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时，邓小平在2月28日召开的五中全会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上的一席话，令大家感到很新鲜。
当汇报到讨论中提出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要不要写刘少奇也犯过错误的问题时，邓小平说，今天倒是议了一个重要原则问题。实事求是可不容易。写上这样的语句不会给人们说这是贬低少奇同志，不可能这样理解。少奇同志与一般人不同，在给他作的平反决议中如果没有这样的内容，会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所有错误都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这不是事实。我们犯的错误比少奇同志犯的错误多，总要承认他也有错误就是了。这也是个党风问题。
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邓小平又讲到这个问题。他说：为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讲，“文化大革命”前，党犯过一些错误，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一样，也犯过一些错误。我看这样讲好，符合实际。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邓小平还说，刘少奇同志的平反是一件很大的事，我们解决得很好。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早一点办呢？恐怕不行。但是，现在再不解决，就可能犯错误。
同日，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在刘少奇追悼大会的筹备工作中，邓小平对悼词进行了反复的审阅和修改。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刘少奇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这起共和国最大冤案的平反工作历经曲折至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对其他冤假错案的平反
彭德怀、陶铸的案子，也是在邓小平的批示下得到平反的。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为彭德怀、陶铸举行了追悼会，邓小平参加了追悼会，并为彭德怀致了悼词。这是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平反昭雪开的第一个追悼会。
此后，中共中央又陆续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的贺龙、乌兰夫、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萧劲光、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平反。还先后为在“文化大革命”前受到错误批判的谭政、习仲勋、黄克诚、邓子恢等人平反。一些蒙冤多年的党的早期领导人如瞿秋白、张闻天、李立三等也先后得到平反。
从1979年到1982年，被平反的还有：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周小舟、张琴秋、邓拓、廖沫沙、张经武、吴溉之、邹大鹏、伍云甫、章汉夫、赖若愚、董昕、冯雪峰、马明方、王维舟、贾拓夫、张子意、陈昌浩、李德生等。
中共中央还为“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诬陷的一些中央部门平反：
撤销了所谓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实行“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错误结论；为所谓“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帽子；为把文化部说成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大错案彻底平反；为解放军总政治部被诬为“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撤销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推翻“四人帮”强加给教育战线的所谓“两个估计”等。
继天安门事件平反后，中央和各地又先后为武汉“七二○事件”、宁夏青铜峡“反革命暴乱事件”、云南“沙甸事件”、“三家村”冤案、内蒙古“新内人党”等冤案平反。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判的反革命案件、刑事案件、冤杀错杀案件改判或平反。还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诬陷和迫害的党外民主人士平反，其中有：高崇民、曾昭抡、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等。为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中的冤假错案复查并平反，为45.4万名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了政策。
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中共中央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冤案错案也进行了清理、纠正，并先后作出了平反决定：为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平反，为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为1958年青海省平叛斗争扩大化受到株连的人平反，为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上被错误处理的人平反，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为“潘汉年案”平反。
在基本解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后，还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史遗案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复查和纠正，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
上面说到的对这些部门和这些人的平反，有不少是在邓小平直接批示或者过问下解决的。
到1982年，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为47万多人恢复了党籍，数以万计的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沉重的政治包袱卸下了，一个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来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