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平津战役的指挥艺术

平津战役过去六十多年了，每当回忆起这段历史，我就会由衷地产生对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的敬佩之情，敬佩他们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重温当时的电报、文献，就能获得更多的启迪和智慧。下面，根据我学习平津战役文电的体会，谈谈中央军委指挥平津战役的高超艺术。

一、着眼全局，变“先阎后傅”为“先傅后阎”，确定“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就地歼灭”的战役总方针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8年秋，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形势上敌强我弱的悬殊情况有了很大改观。中央军委抓住有利战机，从9月开始，指示我军，先后在东北、华东、中原、华北、西北各战场，发起了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并依据战局的发展变化，因势利导，把攻势引向了就地歼灭敌人重兵集团的战略决战，先后组织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略性战役。

11月2日，辽沈战役以我军全胜结束。由于东北全境解放，顺势解放华北就成了中央军委考虑的问题。

解放华北，主要是消灭阎锡山和傅作义两大战略集团。军委原设想，先取太原，消灭阎集团；尔后待东北我军休整后，再集中华北和东北我军夺取平津，消灭傅集团。

从全国战局看，国民党军在战争第三年的头四个月丧师近百万，兵力对比已转入劣势，面对这种极为不利的战争形势，蒋傅是固守平津，还是实行战略撤退，成了急需抉择的严重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蒋傅同床异梦，各有打算。

在辽沈战役即将结束的时候，蒋认为东北失手，华北孤危，曾考虑放弃平津，令傅率部南撤，以加强长江防线或淮海战场；但又怕不战而撤，政治影响不好，故举棋不定。傅作义脱离阎锡山后，一直经营绥远，绥远成了他起家发展的老巢，西退绥远，较为可行；但又怕绥远地贫人稀，势孤力单，难以持久；如率部南撤，又怕被蒋所吞并，故也犹豫徘徊，难以决心。傅的这种心理，早被世人察觉。11月12日《大公报》刊登了法新社的一则电讯称：“坚守乎？西撤乎？傅作义正在打算盘！”

鉴于徐蚌大战一触即发，蒋为了加强长江防线，应付徐蚌作战，11月4日召傅到南京磋商。蒋侧重于放弃平津，要傅率部撤至江南，委傅为“东南行政长官”。傅则力陈：固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南撤方案非到万不得已时不宜实施。蒋傅还判断：华北共军在兵力上不占优势，东北共军一场大战刚结束，至少需要休整3个月至半年才能入关。因此，华北不致很快受到威胁，最后，确定了“暂守平津，控制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十六字作战方针。暂守平津方针确定后，蒋傅矛盾并未解决。蒋主张以一部兵力守北平，以主力确保津沽，保护出海通道。傅却“顾及张垣系通绥、包唯一要道，不欲轻易撤离”。因而，按照自己的意图，从11月中旬开始收缩兵力，调整部署，先后放弃承德、保定、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将其嫡系部署在平（北平）张（张家口）之间，以保西退绥远的通路；将蒋系部署在北平以东津塘唐地区，既可阻止东北我军入关，又可保海上通道，形成了兼顾傅系西退、蒋系南撤的500公里沿铁路线的“一字长蛇阵”。

对于蒋傅特别是傅的战略企图，中央军委一直密切关注。根据谍息和外国通讯社报道，11月7日，军委指出：傅作义集团今后动向有三种可能：一是固守平津；二是放弃平津，蒋系南撤南京一带，傅系西撤绥远；三是蒋傅两系均撤至南京一带。并指出：若敌采取固守方针，对我有利；如敌采取撤退方针，对我利害各半，我虽不战而得平津，但对今后作战不利。并强调说：“我们的计划应当放在他可能调动的一点上”。

从战略全局看，抑留傅集团于华北地区对我最有利；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使蒋长江防线无法组成，加速其反动统治早日崩溃；三则华东、中原两野战军也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据此，中央军委决定缓攻太原，撤围归绥，确立“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就地歼灭”的战役总方针。

二、采取多项战略措施，确保战役方针实现

为了确保“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就地歼灭”的战略总方针实现，中央军委采取了以下战略措施：

（一）撤围归绥。11月9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给华北三兵团的电令中说：我为“抑留傅作义部队于平、张、津、保地区，以待我东北主力入关协同华北力量彻底歼灭该敌之目的，……三兵团停止攻归绥计划，除留一部监视归绥之敌并与我先头部队取连络外，主力即移至归绥，集宁之间休整”。

（二）暂不攻太原。这一建议是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于11月15日向军委提出的。电文中说：“我们建议徐周、杨罗两部目前既尚未正式总攻太原，亦可暂不攻太原，而集中力量迅速包围保定或张家口，……对所包围之敌采取围而不攻的办法，以达到拖住敌人的目的。使傅作义及其所率之中央军，既不能撒手南下，也不能撤退绥远。”

（三）东北野战军提前，秘密入关。欲抑留50万蒋傅军就地歼灭必须有东北我军的协助，可是，在辽沈战役尚未结束的10月31日，军委给林、罗、刘的电报中指出：东北野战军主力，“在沈（阳）营（口）线战斗结束后，应休整一个月左右，约于12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11月16日，军委在给林、罗、刘的电报中表示希望东北军早日入关，以防敌人从海上逃跑。17日，林、罗、刘、谭（政）复电表示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因为东北解放后，部队思想发生很大波动……需要以大力解决这一问题。……我兵与俘虏战士的补充还未就绪，争取工作也要有相当时间，否则逃亡减负会更为严重。此外，部队冬大衣、棉帽、棉鞋均尚未发下。”

11月17日，中央军委再次致电华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首长，着重指出：“淮海战役，我已歼黄百韬兵团五个军十个师大部，余部亦将就歼……在我胜利威胁下，蒋匪必将考虑其长江防线问题……因此，蒋匪嫡系二十四个师从华北海运江南，是蒋介石今天唯一可以使用的机动兵力。”于是，18日，军委断然命令林、罗、刘：“望你们立即令纵队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19日，林、罗、刘复电：“我们决遵来电于二十二日出发，详细部署另电告”。

东北野战军提早入关问题解决后，11月20日，军委对其隐蔽入关做了明确指示：一是“纵队夜行晓宿秘密入关”。二是“你们主力入关应取四纵、十一纵所走道路，不要走山海关。”军委所说的四纵、十一纵所走道路，是指锦州经青龙、冷口入关，到达遵化城南；和由锦州地区，经宽城、喜峰口入关，到达遵化城北。三是“蒋、傅对我军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他们尚未料到你们主力会马上入关。因此除部队行动应十分隐蔽外，请东北局及林、罗、谭令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台在今后两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以迷惑敌人。”

三、在战役实施过程中，依据战局变化，实施机动灵活的作战指导

（一）攻敌必救，引敌两援

傅作义把他的嫡系部队摆在北平至张家口（平张）线上，把蒋系中央军摆在北平至唐山（北宁）线上，形成了一字长蛇阵，蛇头在唐山、天津，蛇腹在北平，蛇尾在张家口、宣化。

张家口西连绥远，东接平、津，是傅系部队西退其根据地绥远的唯一交通线。1946年10月，傅部占领张家口以后，把张家口当作他的基地，不惜人力物力财力来经营，这里驻有重兵，傅系部队的家属多集中驻在于此，建有一些军事工程，傅部印刷厂，35军修械厂也建在这里。因此，在我东北主力尚未到达平、津、唐地区之前，从张家口开刀，就打在了傅作义的生命线上，他势必由北平地区派兵增援，确保该线的畅通。从西线开刀，揪的是蛇尾，蛇尾一旦被捉，蛇头必然回头咬人，这是蛇的本性。

（二）抓住傅系，拖住蒋系，把敌人抑留在华北

中央军委根据华北敌人兵力部署态势判断，我军包围张家口后，傅作义派兵救援的最大可能就是其35军。一是驻丰台的35军配有400辆美式10轮大道吉汽车，来去迅速；二是35军经常巡视在平张线上，似有负责帮张这条生命线畅通的职责；三是也是最重要的，35军是傅作义的一张王牌。傅本人所以屡次升迁，傅部能够迅速壮大，都是由于他手中有个能征善战的35军。只要抓住了他的这些嫡系部队中的部分部队，傅决不会放下不管而率领蒋系中央军南撤。

遵照军委指示，华北三兵团于25日从绥东地区隐蔽东进，29日突然向张家口外围守敌发起攻击，至12月1日，先后占领了左卫、柴沟堡、万全、沙岭子等地，切断了张家口守敌西逃道路及其与宣化守敌的联系。

这时傅作义作出错误判断：认为华北我军对张家口的进攻，是继察绥战役之后又一次局部行动，不带有战略性。因此，他下定决心，先给我三兵团一个“歼灭性打击”，以利回过头来固守平津。于是他调整部署，将丰台的35军两个师，怀柔的104军一个师东运增援张家口；驻昌平的104军主力移至怀柔；驻涿县的16军移至昌平、南口。30日下午，35军两个师、104军一个师到达张家口后，会同张家口守敌东西两面出击，至12月4日，又重新占领了万全等地。至此，傅作义4个军16个师被我军吸引到昌平至张家口一线上。

傅系主力西移后，12月1-4日，军委连续播出：“此种形势，对我极为有利”。令三兵团确实切断张宣间的敌人联系。令二兵团经涿鹿于5日到达宣化、下花园地区，隔断怀柔、宣化敌人的联系；令东北先遣兵团立即由蓟县出动，取捷径向南口、怀柔前进。

先遣兵团西进中，未遵军委“迅速超越密云、怀柔、顺义线上之敌”的指示，5日，以先头纵队攻打密云，虽歼敌13军一个师，但延误了到达怀柔地区一天的时间，过早的暴露了东北我军已经入关的秘密，受到了军委的批评。6日，二兵团到达涿鹿以南地区，该兵团留在平绥线上的四纵十二旅于6日凌晨占领新保安，截断了平绥路。冀热察部队占领沙城、土木，破坏了下花园至怀柔间铁、公路。

傅作义得知密云失守，又发现东北我军一部出现在喜峰口长城内外，判断东北我军一部将于华北我军合力切断平张线，直取北平。乃令35军星夜撤回北平；令104军和16军由怀柔、康庄西向接应，令13军放弃怀柔、顺义，撤至通县；令101军主力放弃涿县、良乡，撤至宛平、丰台、门头沟；令92、94（欠一个师）、62军由天津、塘沽地区调至北平，加强北平防卫。

傅系35军，接到“星夜返平”命令后，军长不以为然，为了拆运私人财物和该军修械所的机器，拖到6日中午才由张出发东撤，耽误了时间。8日晨才到达新保安地区。华北二兵团会同十二旅，将敌军35军包围在新保安。8日、9日两天激战，击退了104军和35军分别由怀柔和新保安两面夹击，情况紧急时，两敌相距不足4公里，火力相接，厮杀之声相闻。

35军东返后，宣化守敌两个师北逃张家口，三兵团于7日追歼其一部，宣化宣告解放，随即完成了对张家口守敌一个兵团部，一个军部和七个师（旅）的包围。先遣兵团10日晨在八达岭下歼敌16军军部和一个师又一个团大部，占领康庄。敌104军腹背受到我军威胁，放弃接应35军的计划，由怀柔南山向北平逃窜，于11日在横岭、镇边城、白羊城一带被我先遣兵团和冀热察部队歼灭大部。

至此，我军在平张线上已歼灭大量敌军，打乱了傅的整个防御部署，而且拖住了整个傅作义兵团，使他不能迅速决策南逃或西撤，为东北我军入关，分割，包围平津塘地区之敌赢得了时间。

（三）“围而不打”，“隔而不围”

如上所述，到12月11日，我军已抓住了傅系，拖住了蒋系。但是，东北我军主力，刚到丰润、玉田、蓟县，距平津铁路和津塘公路还有几天路程，敌人从海上逃跑的通路还没切断。为了稳住敌人，争取时间，使蒋介石不能下决心撤走平津诸地各军，于12月11日中央军委确定采取以下重要战略措施：

1.平津战役从12月11日至12月25日的两个星期内，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

所谓“围而不打”是对张家口、新保安暂时只围不打，以便吸引平津敌人不好下决心从海上逃走，亦使傅作义难以下弃自己嫡系于不顾而逃跑的决心。

所谓“隔而不围”，即是对平津塘等地，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不作战役包围，以待部署完成后再各个歼敌。

毛泽东在电报中特别指出：“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逃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

2.淮海战役“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做最后歼灭之部署。”以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撤。

3.命“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上预作准备”，不使平津诸敌向青岛逃跑。

（四）先打两头，后取中间

在中央军委的精心部署下，东北、华北我军终于把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到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五个互不连接的要点上，使“惊弓之鸟”变成了“笼中之鸟”。从12月21日起，进入战役第二阶段，即各个歼灭阶段。

从当时的敌我态势看，攻克塘沽，控制海口，就能切断敌人海上南逃之路；攻克新保安，打掉傅作义这张王牌，就动摇了傅固守平津的决心。

到12月23日新、张敌人被全歼后，战役重心转向津、塘方向。军委原拟先攻塘沽，再打天津。攻塘总指挥东北七纵试攻塘沽不成，建议军委以少数兵力监视塘沽，集中兵力先打天津。12月29日，军委批准了先打天津的作战计划。

决定攻打天津后，平津集中了五个步兵纵队，一个特种兵纵队，以及另两个纵队的各一个师，共22个师，34万人，成立了“天津前线司令部”，任命刘亚楼为司令员，负责组织与指挥。刘亚楼根据天津城防工事南北长，东西窄的特点和敌军部署，制定了“东西对进，拦腰切断，先分割后歼灭”的作战方针，1949年1月4日至13日扫清外围据点，14日10时发起总攻，15日15时全歼13万守敌，俘警备司令陈长捷，市长杜建时等敌酋。

天津克攻后，塘沽守敌五万余人乘船南逃，东北我军尾追歼敌三千余人，其余逃脱。

四、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解决了国民党残余部队

战争与政治，战略与策略相结合，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指导战争的一大特色。在平津战役中，中央军委将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战争的指导艺术得到了完美体现。

（一）打谈结合，以打促谈

辽沈战役刚刚结束，傅作义就感到“东北不保，华北很难独存”。所以他在部署军事的同时，也通过一些渠道，向我中央试谈和平解决之可能性。设想和我党组成联合政府，将平、津、唐、保、绥、察划为“和平区”，所部改称“人民和平军”，以达保存实力的目的。1948年12月14日，我军对北平达成初步合围。15日，傅派崔载之在我地下党李炳泉的陪同下，携电台秘密到平津前线司令部，要求我停止攻击，两军后撤谈判。军委认为：傅有走人民道路的可能，但是，不解决傅部武装，即使占领了平津也是不巩固的。因此，一方面欢迎傅派代表来谈，另一方面加速部署平津战役。

19日，双方举行了正式会谈，刘亚楼代表我方对傅作义将军派人出城来谈判表示欢迎，并着重谈了一些有关和平解决的政策问题和形势问题，最后提出希望傅将军命令嫡系部队把蒋系部队的军师长抓起来，然后宣布起义。但被傅否决。

于是我军决定以打促谈。21日至24日，新保安，张家口傅系守军相继被歼，迫使傅作义不得不放弃保存部队的幻想。在二次和谈中，主动让其代表周北峰提出了“军队不采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械的方式，而是有步骤地调出城外用整编的方式解决”为基本条件的方案。从两次谈判看，从千方百计保存军队到不保存军队，这是个质的变化，这一变化，充分显现了以打促谈的奇特功效。

二次谈判，于1949年1月10日达成了平津两城守军从1月12日13时开始出城，接受改编的解决方案，双方代表在会谈纪要上签了字。但傅作义认为所谈问题不够具体，当天致电平津前线司令部，称：有关离城改编问题，要妥善实施，故部队出城时间须视准备工作进行之程度。

我方认为：傅的来电，是借口时间太仓猝又不想执行，所以决定：14日10时，对天津守敌发起总攻。仅仅29小时，一举攻占天津。天津的迅速攻克，置北平守军于绝境，同时给北平守军，特别是蒋系中央军一个严重警告。所以，天津战役无形中对第三次和谈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16日，双方达成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当晚，林彪将一封以林彪、罗荣桓名义致傅作义的公函交给了邓宝珊，请邓转给傅。

（二）原则与策略结合，以策略达成原则

谈判尚未开始，军委就预见到，对于傅作义这样一个谈判对象，要想达到目的，实现使敌人放下武器这个基本原则，必须运用一些策略。1948年12月16日，中央军委收到林、罗、刘转来的，东北十一纵“关于傅作义派代表出城谈判”的电报后，于当天16时复电林、罗、刘指出：“对傅作义代表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但是达到这个目的可以运用某些策略。”

第一次谈判后，傅认为我方要价太高，是让他出卖朋友，故意为难他，所以准备打，但结果是：新保安、张家口守军全部被歼，军事上失败，压得傅喘不过气来。接着，12月25日凌晨，中共中央以权威人士名义宣布了以蒋介石为首的43名头等战犯，傅作义排在第31位。这使傅更加苦恼。在此期间，蒋对傅秘密派人与我军谈判有所觉察，先派军令部长徐永昌到北平游说，再派次子蒋纬国携其亲笔信来平，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要傅率部南撤。傅虽婉言拒绝，但仍处矛盾纠结之中。深思熟虑下想出了三条以处当前时局：今日发个和平通电，呼吁平津问题和平解决；自行解除兵权，交四兵团司令李文代理；到南京去向蒋请罪，听蒋处置。

在这和平谈判即将彻底破裂的关键时刻，中共军委，毛泽东于1949年1月1日为了让傅作义谈判代表重新回到谈判桌前来，电示林彪：

“你们应通过平市之党委将下列个点直接告诉傅作义：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他的部属都可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的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傅氏派来谈判之代表崔先生态度很好，嗣后崔可再出城来联络，传达双方意旨。惟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秘密出城谈判；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也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上述精神，林彪、聂荣臻委托李炳泉回城向傅传达后，傅茅塞顿开，如释重负，当即表示：为了保全文化古都和200多万人民生命安全，尽快派代表出城面谈。并且把第二次谈判的条件，降到了符合军委确定的使“敌人放下武器，不保存军队”这条基本原则上。

（三）在以武力解决新保安、张家口、天津顽抗守敌的基础上，通过政治争取，创造了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

为落实1月16日双方达成的《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傅方代表邓宝珊提出，请我方派一名代表，随他一起入城，以便联络。1月17日，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长苏静随邓进入北平，和傅方“剿总”秘书长王克俊，政工处副处长、傅作义随身秘书阎又文以及崔载之一起，草拟了具体实施方案，即《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随后，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北平市副市长徐冰、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长戎子和等进入北平，和傅作义商定部队出城改编事宜。傅作义认真执行协议，从22日至31日，北平守军以师为单位，陆续开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31日，东北野战军四纵进入北平接管城防，北京宣告和平解放。2月2日，北平市军管会和北平市政府进入城内办公，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驻北平入城式，北平人民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烈欢呼北平新生。

2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接见傅作义、邓宝珊，明确指出，用“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两军维持现状，让董其武做好内部工作，条件成熟时举行起义。另外，把贸易、交通、邮电、金融搞起来，由华北人民政府协助董其武开展工作。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对“绥远方式”作了进一步阐述：“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9月19日，董其武、孙兰峰率部宣布起义，“绥远方式”得以胜利实现。人民解放军解放绥远后，实现了一切军队解放军化、一切地方解放区化的总原则。

（作者单位：北京卫戍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