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审判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大会上，中央决定加快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工作（简称“两案”）。3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彭真任委员会主任，统一领导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工作。1981年2月25日至3月6日，审判“两案”主犯的工作全部结束。在领导审判“两案”的工作中，彭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判，对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一、坚持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

只有经过调查研究，充分掌握犯罪证据，才能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1980年3月17日，中共中央根据彭真的提议形成了统一的意见：“正式确定按‘集团’进行审判；起诉书、证据等都要确凿，站得住脚，传到子孙后代也推翻不了，这样做了，对加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同心同德干‘四化’有积极的作用，在国际上也有好的影响。” [1]接手“两案”的审判领导任务后，彭真不顾已是七十八岁的高龄，同年轻人一起白天黑夜地看材料、听汇报、解决问题，给中央汇报。当时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回忆，“彭真亲自认定过的文件材料足足有1米多厚。彭真对这些材料、原件一件一件地翻阅，哪怕是一个批示、一张照片、一个字据，都不放过。”[2]

5月13日，彭真召集“两案”各个审判小组负责人开会，研究下一步怎样把罪证材料搞实，搞好起诉的问题。彭真要求小组负责人尽量汇报详细一些，他非常认真地听他们的汇报，连发生在一天里事件的某个时刻也不放过，漏了就追问汇报者。他讲道：“我看了对‘四人帮’的起诉书和材料，没有什么意见。对这帮人要有充分的估计，他们做了多少坏事，他们知道，我们不知道。所以在预审中不能轻敌，轻敌就要打败仗。还有口供问题，办案一定要重视证据，只有口供没有证据不能定。”[3]

对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彭真强调：“可以向他们讲：现在中央要处理他们的问题，应老实把问题讲清。告诉他们，处理原则是实事求是，由组长向他们宣布。分两个阶段，不要一开始就拼刀子，先打侦查仗，然后再对关键问题集中火力拼一下。其次，一方面对已逮捕的同案犯统一进行审讯，从四面包围。另一方面，由中组部和中纪委、政法委出面，把知情人找来开会，开党的会议，要求他们揭发案犯的罪行，共同对付那些人。有牵连的人讲清了，就可以卸掉包袱。林、江是当权的，档案是重要材料。要组织人去看，看哪些是审讯所需材料。”[4]

8月28日，彭真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送上起诉书意见。信中写道：“起诉书六十条一万八千字。这是在中纪委一年多审查工作基础上，又经四百多人近五个月的预审调查出来的。我自己参加过多次修改。所列罪行，已经核实，都是有根据，凡是同党的错误有牵连的事实站不住脚的，一概不列。”[5]

9月8日，彭真在汇报中明确指出：“十个主犯的情况基本查清楚，起诉书主要解决十个人的问题。”[6]这十个人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五个人，即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江青反革命集团五个人，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这是经过多次讨论报请中央同意了的。要一案处理，分庭审理。其中，“黄、吴、李、邱、江军队审。这几个人一定要审，判刑可以轻一些。因为他们同江青一伙不一样，历史上还有过一点儿好处，打过仗。”[7]

12月26日，彭真主持“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扩大会议，研究驳斥江青的辩护词。彭真指出：“江青出了题目，把所有问题提出来了。原来估计她会说一是合法，再就是执行毛主席、周恩来的指示。现在看，果然如此。要针对要害，用铁的事实（即证据）彻底击败它。” [8]彭真口授辩词，工作人员起草，最后由他亲自改定。“这篇辩词运用大量的事实，证明江青的反革命罪行并非如她所说是‘代表毛主席’，是‘按毛主席指示’办的，毛主席早就揭露、驳斥了江青，从而揭穿了江青的谎言和诡辩。”[9]后来，江青听到这篇辩词，无言以对，只好低头。

二、依法办案，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判

20世纪50年代，我国制定了宪法和一些法律，但是没有认真遵守和执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法律遭受到无理的践踏和破坏，“无法无天”。在领导“两案”审判的工作中，彭真非常重视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从预审到起诉到审判的每个环节都认真对待。他强调：“从现在起搞好预审，让被告讲话，让他们申辩，从中摸清他们的思想状况，以便有的放矢；在起诉前，把起诉书发给被告，争取被告不仅自己伏法，而且出来作证；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审判，针对这些案犯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的情况，不公开审理。”[10]1981年3月28日，彭真参加了一次中央书记处讨论“两案”审判问题的会议。在会上，彭真提出“‘两案’要按司法程序进行，先由公安部预审，然后检察院起诉，最后法院审判，把事实一条一条搞清，要注意证据。”[11]公、检、法三个机关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进行审理。彭真提出了“平行作业”的方法，即“国家审与党审平行作业。要集中优势兵力，先攻其一点。要做好审讯计划，准备打硬仗”[12]。这样，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和预审人员可以一起分析案情，共同审查罪犯的犯罪事实和情节是否准确，证据是否确凿，有利于他们熟悉案情和各种有关案件的历史背景，从而提高审判工作的效果和质量。

在领导“两案”审判的工作中，彭真一直考虑让被告聘请律师辩护的问题，因为这是法律赋予被告的权利。彭真指出：“所有案件都要允许被告辩护。证人不能伪造证据，也不能隐匿证据。要查清证明被告有罪和无罪、罪重和罪轻两个方面的证据。这样，冤案、假案、错案就不容易发生，发生了也比较容易发觉和纠正。要保护被告的合法权益。”[13]1980年9月，彭真提出要为十名“两案”被告配备辩护律师，在审判中发挥律师的作用。在庭审中，彭真一直支持律师的辩护工作。

1980年11月7日，彭真在“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特别法庭审判只管罪行。要依法办事。我们是主权国家，依法就是依自己的法。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国事犯，整个国家、民族都受了害，如果要回避，就是不要审判。被告如提出回避，要严正驳回。在法庭上，准许被告讲话，但只限于罪行，如认为不实，允许提出反证。律师可以看罪证材料，替被告辩护。审判、检察人员在法庭上要理直气壮，要放手，不要念台词。”[14]此外，“对‘两案’的审判，公开审判好。都公布。他们的罪行材料、证据是站得住脚的。审判以我们的刑法、刑事诉讼法为准绳，起诉书、判决书必须实打实。”[15]

彭真指出：“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要严格依法办事。按司法程序办事。公安部要搞好预审，检察院要搞好起诉，法院要搞好审判。一定要经过预审来核实。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的法，而不是依外国的法。我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不论什么外国的法，在中国一律无效。司法工作和立法工作不同，我们在立法时，不论外国的法律、法理，还是中国历史上的法律、法理，都要研究，对我们有用的好东西要吸取，各种意见都可以百家争鸣。但是，执行法律，就只能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规定。”[16]

彭真对于审判的原则进行了详细的概述，即“一条，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再一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定罪判刑；没有口供，被告不承认，但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定罪判刑。当时定这一条是为了防止逼供信。不管被告是否认罪，可以按照证据依法定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条对江青等当然同样适用。”[17]

彭真强调，审判工作必须禁止严刑逼供。他讲道：“比如，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乱抓干部和群众，横加迫害。针对这个问题，这次规定，侦查、拘留、预审、批准逮捕、检察、提起公诉、审判，只有公、检、法才有权，其他任何机关、团体、个人都没有这个权力。过去，林彪、‘四人帮’控制的一部分专案组，完全违反了党的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特别是严禁逼供信的传统，随意侵犯人民的人身权利，大搞刑讯逼供，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所以这次规定，严禁严刑逼供。实行刑讯逼供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刑讯逼供，把人整伤的，要以伤害罪从重论处。过去搞刑讯逼供的，主要是林彪、‘四人帮’控制的专案组中的极少数坏分子，还有些上当受蒙蔽或者糊涂的人。今后的问题主要在公安机关，又因为预审主要由公安机关负责。所以，各级公安机关负责同志应该认真负起责任，彻底肃清刑讯逼供的残余和影响。”[18]

对于审判中人们会提出的问题，彭真作出了系统的解释。比如，黄火青、江华、伍修权都是起诉书中列举的受害人，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他们是否应该回避。彭真认为不回避。因为，“林、江反革命集团案不是一般的刑事案件，他们给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灾难，全国各族人民都是受害者。如果回避，就都要回避，就只能让江青等‘四人帮’自己审判自己，让林彪的阴魂和黄、吴、李、邱等自己审判自己了。那还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的特别监察厅、特别法庭的检察人员、审判人员，是代表全国各族人民、代表国家对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起诉、审判的，不存在是否应当回避的问题。”[19]

对于公开审判。彭真认为：“公开审判不等于公审大会。由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选派代表旁听。为什么不让外国人旁听？林、江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完全是中国内部的事，为什么一定要让外国人旁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庭是有自己的规则的。除法庭特别邀请的以外，只有公开审判的涉外案件，才允许外国人旁听或采访。”[20]

对于审理几名主犯的问题，彭真指出：“这次只审理十名主犯。起诉书列的主犯有十六名，其中林彪等六人已经死亡，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他们不再追究刑事责任。但起诉书中也列了他们的罪行，因为他们是集团犯罪，又是主犯，如果不列他们的罪行，整个案情就无法弄清。其他有关人犯怎么办？这十名主犯审判了，主要问题就解决了。其他有关人犯，不是不审，而是该审的依法另审，分别由最高法院、军事法院、地方法院陆续去审。”[21]

针对有人说，特别监察厅起诉书中列的林、江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少了的现象，彭真指出：“林、江反革命集团确实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但起诉书不是政治声讨书，是要用犯罪事实和法律讲话的，应采取少而精确的原则，只列举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最容易认定的和证据确凿的罪行就足够了。林、江反革命集团迫害的人太多了，起诉书列的受诬陷、迫害名单，不可能列全，必须列的也难免会有遗漏或列得不完全恰当。小平同志说的对，列上的不一定没有任何错误，没有列上的也不等于没有受到迫害。起诉书中列的帮派骨干都是与主犯罪行直接有关、在这次审判中必须列的，其他的没有列。”[22]

针对十名主犯判什么刑这个问题，彭真指出：“只能等审判结果。审判没有终结，谁也无法作出最后断定。这是特别法庭最后要决定的问题。在法庭上，会有一场唇枪舌剑的辩论。这么一群反革命，决不会一个个都老老实实认罪。被告在法庭上避重就轻、推卸责任的问题，在审判过程中是经常遇到的。法庭上有辩论是正常的，任何一方有道理都可以讲，当然不能离题乱讲，而是辩论罪证能不能成立，是不是构成犯罪。法庭不是务虚会，不是发表空论的讲坛。”[23]

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案是举世瞩目的大案件。彭真强调：“审理结果，人们会看到我们是依法办事的，判处是公平合理的。但这样重大、复杂的案件，一点问题都不出，一点意见也没有，是难以设想的。会有各种议论。各有各的立场、观点，各国有各国的法律、习惯，也各有各的言论自由。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就是了。我们是辩证唯物论者，坚信事实最雄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特别希望特别法庭和特别监察厅尽最大的努力，严格地依法把事情办得好些，逐步健全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制。”[24]

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审罪行、不审错误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情况错综复杂，既有属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罪行的情况，也有属于党在工作中犯的严重错误的问题。“两案”审判顺利进行的最关键问题，就是分清哪些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哪些是党在工作中犯的错误。彭真认为林彪、“四人帮”的犯罪和党犯错误，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事情，罪行和错误要分开，决不能审判党的错误。他接手“两案”后指出：“我们是审理罪行的，路线问题我们管不着，公、检、法没有资格审查党的路线问题，也不应过问这个事。”[25]中央“两案”审判工作小组召集人之一、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回忆“彭真多次找他到家里谈话，强调要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同党的路线错误分开”[26]。

1980年4月5日，彭真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两案”的审判问题，部署审查工作。他明确提出：“‘两案’审判只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不管党内路线问题。审讯是要‘两头抓麻杆’，一头是他们在向中央报告前搞逼供，捏造事实；一头是中央决定后，他们对中央决定的歪曲篡改。”[27]会后，彭真接连四次主持“两案”工作汇报会议，针对工作中出现的有争议的问题，指出：“触犯党纪、政纪问题的事统统不管，审判只管刑事犯罪。林彪、江青实际上是一个集团两个团伙。他们罪行的关键是篡党篡国篡政，结果是祸国殃民。”[28]

7月4日和9日，彭真连续主持召开会议，听取预审工作汇报。在听取汇报后指出：“主要罪行、证据材料要一条一条、一件一件核实、认定。罪证材料要编排整理出来，展览在一个地方，请书记处和政治局的同志阅。办案要扎实、准确。我们办案要经得起历史检验。要把党中央领导上的一些错误和缺点与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罪行纠缠在一起的问题分开，严格区分，决不能马虎。一定要以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29]

要把解决敌我性质的问题和党内政治错误、路线错误分开的问题。彭真说：“这次审判，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地区分好人犯错误与坏人做坏事，区分领导上所犯的错误与林、江反革命集团所犯的罪行，这是一条根本原则。特别法庭只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不审理党内、人民内部的错误，包括路线错误，不解决党纪、军纪、政纪的问题。”[30]另外，“为什么必须严格地把党内、人民内部的错误与反革命罪行分开？因为它们是两类根本不同性质的问题。如果不注意严格地从本质上加以区别，势必扩大打击面，误伤好人。干革命，做工作，犯错误是难免的，正确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犯了错误，包括严重错误、路线错误，都应当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团结—批评—团结’加以解决，并且客观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吃一堑，长一智，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把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推向前进。”[31]

对于认清林、江反革命集团是否属于反革命的性质的问题，这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很难看清楚的。如果只是局部地、片面地看一些现象，也是不容易的看清楚的。但是，从他们活动的最后一段和结果着手，沿着历史发展的顺序，回过头来再看，即从“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对他们进行系统的考察研究，就较易看清问题的实质了。彭真认为：“只看林彪等阴谋杀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这件事，就可以看透他们的反革命原形。”[32]林、江反革命集团是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联盟。根据预审、检察的结果和特别监察厅起诉书所列的大量材料，“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一案起诉、分庭审理、一案判处，比较容易审理。因为在林彪等阴谋用‘和平过渡的办法’篡党篡国失败，随之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杀害毛主席以前，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阴谋篡党篡国、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一个反革命联盟。不把两案合在一起审理，就很难搞清他们整个的反革命阴谋和罪行。”[33]

对于分开反革命罪行同工作、政治错误，彭真指出：“从起诉书看，谋杀毛主席，策动武装叛乱，阴谋分裂国家，怎么同错误分不开？林、江一伙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迫害那么多党政军领导骨干和干部、群众，这么大量确凿的罪行怎么同错误分不开？首先，制造伪证、诬陷迫害同偏听轻信、错误判断是有着本质不同的。从时间看，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林彪、叶群就施展阴谋手段，指使人制造伪证，进行诬陷，江青为了把刘少奇同志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早在一九六七年五月至十月，就非法决定逮捕关押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等十一人，并指使刑讯逼供，制造伪证，杨承祚等二人因此被迫害致死。”[34]从起诉书列举的事实和大量的证据看，很清楚，制造伪证、诬陷迫害的是林、江反革命集团。透过“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透过现象看本质，哪些是好人犯错误，哪些是反革命罪行，是可以划分清楚的。

彭真指出：“林、江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两面派，‘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凭借其地位和权力，采取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进行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反革命活动。反革命，是讲他们的本质、原形；合法、非法，是讲他们采用的手段、方法，他们的活动形式。他们是反革命两面派，是搞阴谋的，为了达到反革命目的，是不择手段的。”[35]不注意研究林、江反革命集团的两面派特点，很多问题就搞不清楚，就要上当。因此，“不注意研究林、江反革命集团的两面派特点，很多问题就搞不清楚，就要上当。‘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那么多人上当受骗，甚至盲目追随，说了错话，做了错事或坏事？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对林、江一伙的反革命两面派伎俩认识不清，缺乏警惕。这个经验教训是深刻的。”[36]

“两案”审判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实践证明，“两案”审判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它伸张了正义，惩治了邪恶，标志着新中国民主法治逐渐走向健全。这与彭真扎实的工作密不可分。在“两案”审判工作中，彭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客观地分析问题，坚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事，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诉讼原则，区分好人犯错与坏人犯罪的问题，区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为“两案”审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领导“两案”审判的工作中，彭真严格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办事，积极向中央汇报，对“两案”审判作出了重大贡献。

[1][4] [5] [6] [7] [8] [10] [11] [12] [14] [15] [27] [28] [29]田酉如：《彭真传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5、344、346、343、353、342、342-343、343、350、343、343、342-343、345页。

[2] 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页。

[3] 马克昌主编：《特别辩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页。

[9] 江文：《历史的审判》，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75-83页。

[13] [18] 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1、20-21页。

[16] [17] [19] [20] [21] [22] [23] [24] [30] [31] [32] [33] [34] [35] [36]《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6、396、396-397、397、397-398、398、398、398-399、392、393、394、394、394-395、395-396、396页。

[25] 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65-466页。

[2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第76辑，中央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