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1932年—1937年在北平

李达，号鹤鸣，中国共产党创建者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他曾于1932年秋至1937年6月在北平任教。

一

李达通晓英、德、俄、日四种语言，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翻译出版了近5000页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同时，他自己倾注了毕生的心血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颇丰，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杰出理论家，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

1927年—1932年2月，李达在上海任教期间，由于向青年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影响很大，从而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搜查甚至毒打，以至其肩骨和锁骨断裂，并被解聘。

1932年8月，李达来到北平。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学生闻讯后，强烈要求学校聘请他来校任教。在学生几近罢课的压力下，学校才聘任他为教授兼经济学系主任，不久又兼任中国大学经济系主任，同时在朝阳学院兼课。李达所主讲的课程包括经济学、社会学、货币学、社会进化史等等。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之下，大学讲坛是不能公开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只能用社会学、经济学、社会学方法论、哲学概论等隐性名称。又如，将马克思写成卡尔，列宁写为伊里奇，用普罗列达里亚代称无产阶级，布尔乔亚代称资产阶级等，才得以在课堂上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

李达为人正直，学问渊博，治学严谨，颇有真知灼见，所授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外校学生也慕名而来，教室里不仅座无虚席，往往还有不少人站着听讲，听讲者悄无声息，倘有骚扰者就会被赶出去。他讲课言简意赅，浅近易懂，娓娓动听，善于联系实际，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法商学院学生尹进道出了进步青年欢迎他的心情：“在那灾难深重的旧社会里，凡向往革命的同志，哪个不晓得著作甚丰，坚持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李达呢？哪个不渴望能有机会见到这位著名理论家而聆听其教诲呢？”①他讲课极为认真负责，有时患病也照常上课，将授课内容疾书于黑板上，两节课不断，学生甚为敬佩。

时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进而入侵华北，挽救民族危亡成为广大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强烈心声，纷纷要求抗日。可是，国民政府却派蒋介石之侄蒋孝先率宪兵三团到北平，镇压各种抗日进步活动，取缔抗日组织，大肆搜杀抗日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全城笼罩在法西斯恐怖之中。

1933年和1935年，国民政府陆续与日寇签订了《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等丧权辱国条约。日军已侵至冀东22县，包括昌平、顺义、通州等，直逼平津。国民政府竟违背民意，颁布了《邦交敦睦令》：“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其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于严惩。”②

在平津危在旦夕的严峻时刻，北平天津的知识界和爱国志士，面对国亡无日，心急如焚。他们中有在大中学校任职的教授学者，以中共地下党员为中坚力量，在课堂上或课外活动中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李达坚持不渝，关心时局变化，针砭时弊。1935年冬，抗日救亡运动的烈火燃遍全国，各界民众纷纷起来反对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蒋介石无视亡国之危，反而宣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③李达在课堂上对此进行猛烈抨击：“照这样说下去，读书不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读书，抗日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言抗日了。”④

李达，在大学讲坛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青年学子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者，为因民族前途而苦闷忧虑而在寻求救国之路的青年们指出了方向。

二

李达的名著《社会学大纲》，是其在平大法商学院所讲“社会学”讲义基础上整理修改而成（1937年5月正式出版）。此书“从历史和理论两方面论述了唯物辩证法”；“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渊源及其本身的科学性，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部人类认识史的伟大成就”；“系统的论证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原理和规律”；“阐述了历史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关系，历史唯物论的根本论纲和研究对象、特点及基本原理”；“论述了社会的经济构造和社会的政治建筑及社会的意识形态，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深刻的见解。”⑤

《社会学大纲》突出体现了李达理论实践的学风和批判精神，对于读者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自己的行动，走上革命的道路，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作用。该书扉页上写有“献给英勇的抗日战士”的题字。该书第四版序言中曾这样写道：“中国社会已经踏进了伟大的飞跃时代，我无数同胞都在壮烈牺牲着，英勇的斗争着，用自己的血和肉，推动着这个大飞跃的实现，创造着这个伟大时代的历史。这正是有史以来空前的伟大奇迹！可是，战士们为要有效地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精神武装起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遭遇的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一部《社会学大纲》是能够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并锻炼知识的行动的方法，因此，我特地把这书推荐于战士们之前。”⑥

李达在《经济学大纲》中，准确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资本论》原理的著作之一。该书还强调不能为研究学术而研究经济学，而应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以探索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李达还撰有《货币学概论》这一重要著作，与上书同样是在法商学院所授课程的讲义的基础上整理而成。该书运用《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有关论述，系统分析了货币的本质。

李达将《社会学大纲》寄给了在延安的毛泽东，毛泽东看了10遍，在给李达的信中称赞李达是一个“真正的人”，说这部著作“是中国人民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并要李达再寄10本。对《经济学大纲》，毛泽东亦准备读10遍。在延安的革命队伍中争着阅读这两本书，甚至拆开分着看。⑦两书无论在抗日根据地还是在国民党统治区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三

李达，在北平学术界享有盛誉。曾在北平多所学校任教的张友渔回忆：“我虽然年纪与李达差不了几岁，但是，政治上他是先驱，理论上他是我的导师。我们30年代在北平相识，同在法商学院任教，他是当时最杰出的一个”，“在当时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他是最积极的，影响也最大。他的理论造诣最深，他在学生中威信最高。”⑧

当时在北平任教并同时翻译《资本论》的侯外庐也曾写道，李达到法商学院任教，“立刻是全校声望最高的一位教授”，“抗战前，在北平敢于宣讲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党内外都有，大家是很冒险的”，“但是，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我自得识李达同志，仅半年交往，便终生师事。”“当时正值宪兵三团在北平大搞白色恐怖，蓝衣社在大学里活动很猖狂，大学里教室的走廊上都有特务巡视，课堂讲什么外面听得很清楚。最艰难的日子，李达同志，不仅坚持到校讲课，而且坚持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李达同志对付教室门外的特务自有一套办法”，“他上课戴个大口罩，一言不发，用写黑板代替口授”⑨。

1935年1月始，北平《世界日报》连续刊载该报记者走访北平60多位知名学者的访问记，首篇就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名教授李达》，系统细致地对李达的出身、历史、著述、教学与生活作了介绍，赞许他的追求和品格，“如实地写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形象”⑩。编者在附识中写道：“处在国防第一线的故都——北平，一切差不多都已到了不堪言状的地步，勉强来撑门面的，还是依靠所谓‘教育界’，既已“学校林立，当然有不少的专门学者，对某一种学问，他们有深刻的研究，雄厚的权威。”11

此时，曾为李达学生的吕振羽在北平任教并从事进步活动。李、吕师生二人情感深厚，相逢后交往更为密切，常在一起切磋学问，讨论时政。为扩大进步力量，李达推荐黄松龄、吕振羽到中国大学任教，后来又将兼任的中国大学经济系主任之职让给了黄松龄。

国民党御用文人陶希圣著有《中国政治思想史》，讲授“中国社会史”等，将自己伪装成历史唯物主义者，并在北大、清华、师大等校讲课，对一些青年学生颇有欺骗性。李达对吕振羽说，这是“一个最危险的人物，我们要和他斗争！”为“保护马克思主义”，要与之针锋相对，“你也开一门中国政治思想史”，“可以和他唱对台戏”。吕振羽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揭穿了陶希圣的真面目，受到进步学生的欢迎。于是，北大等校的学生纷纷前去听讲。陶希圣受到冷落，听者越来越少，陶氏托人告之，要吕振羽将其在中国大学所讲政治思想史，让给他自己。李达对吕振羽说：“要他把在北大、清华等校的‘中国社会史’让给你，由你统一起来”12。陶再无技可施。后来，吕振羽将讲义整理成400余万字的著作，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划时代的著作。

吕振羽利用大学讲坛和发表论著，投入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李达鼓励他说“你搞历史很好，历史很重要，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是社会科学的中心一环。”他又指导吕振羽撰写《史前中国社会研究》一书，并为其撰写序言，推荐给书店出版。该书是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问题的重要之作。

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学校每年给教员发一次聘书，借以解聘进步教授。然而法商学院进步学生人多势重，如果解聘进步教授，会遭到学生们的反对，事情闹大了，学校就会关门。李达和吕振羽说：“要抓住这个矛盾，同他们斗争！”使进步教授得以继续占领这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吕振羽很有感情地说：“李达老师是学校进步师生与反动派斗争的一面旗帜，反动派对我们是既仇恨又害怕的”，“经常监视李达的行动，他仍然坚定不移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在几个大学讲课，同时勤奋地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著译，他在北平五年的理论成就是非常突出的。”13

四

李达，曾于1932年6月应冯玉祥之邀到泰山为其讲解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1934年1月，李达受中共地下组织的委托，应驻防张家口的冯玉祥再次邀请，为其讲课，兼劝说冯玉祥联合中共抗日。冯玉祥也借李达之帮助，取得了与中共组织的联系。中共派去了政治工作干部帮助其工作，冯玉祥扛起了察北民族抗日同盟军的大旗，奋勇杀敌。翌年8月，冯玉祥在泰山山谷深处立起了一块石碑，刻着他手书的“若不信辩证唯物论则我民族不能复兴”14。

1934年4月20日，由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提出，由宋庆龄、何香凝、李达等10人领衔1779人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指出：“中国人民在自己的痛苦的实际的经验中，已经深刻的觉悟到：要想依靠国民党政府来抗日救国，已经是完全没希望的事了。”中国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

一二·九爱国运动掀起的抗日运动高潮粉碎了国民政府的阻挠，各地抗日救亡组织相继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于1936年5月在上海成立，发表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立抗日政权。国民政府于1936年11月22日夜间逮捕了救国会的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七人，世称“七君子事件”。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民众的愤慨。11月24日，李达等109名北平文化界著名人士，致电国民政府，声援“七君子”，指出：“国难当头，端赖合作御侮，不容再事萁豆之争”，要求“即日完全释放‘七君子’”15。

李达的处境愈加险恶，经常被跟踪、监视，但他毫无畏惧。考虑到随时有坐牢的危险，他将行李和洗漱用具放于身边，还为在铁窗下写书作了准备。

193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几次下令北平高校解聘进步教授，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法商学院院长白鹏飞，尽力借故拖延不办。为抗议当局无理行径，李达和白鹏飞于同年6月去找冯玉祥，欲通过他去与蒋介石等进行交涉，让其收回成命，被拒。冯玉祥遂邀他们二位前往庐山休息，恰遇蒋介石，蒋妄图笼络他们，让二人当行政院参事，他们当即拒绝，李达愤慨地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做官！”16随即下山离去。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李达先后在广西大学、中山大学任教，但教育部强令将其解聘，遂困守家中五年。

①尹进：《鹤师早年在北平教学二三事》，《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1年第1期。

②天津《大公报》1935年6月11日。

③《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的讲话》（1935年11月19日），《一二九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④紫虹：《我所知道的李达老师》，《中国青年报》1980年10月7日。

⑤宋镜明：《李达》，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页。

⑥《李达文集》第２卷“序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⑦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解放军报》1978年12月28日。

⑧张友渔：《在首都理论界教育界纪念李达百年诞辰座谈会上的讲话》。

⑨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6~37页。

⑩李身炳：《马克思主义的一代宗师》，《纪念李达诞辰百周年——中国现代哲学与思潮》（续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北平《世界日报》1935年1月28日。

12 14吕桂生、刘茂林：《吕振羽的治史道路》，《文献》1980年第2辑。

13江明：《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和吕振羽的交往》，《文献》1980年第4期。

15《北平文化界致国民政府电》，（1936年11月24日），《救亡情报》第29期。

16《李达自传》（1956年3月10日）。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