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的历史意义

王海蛟

2015年01月08日13:54 来源：北京党史

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胜利之际，国共两党就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建设大计所进行的一次历史性会谈。从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经过43天谈判，国共双方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重庆谈判及达成的《双十协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希望和曙光。虽然国民党统治集团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悍然撕毁《双十协定》，但其历史意义和启示仍是非常重大的。

每当历史发展进入重要转折关头，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都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而这一规律总是受其自身发展的必然性所影响和支配。当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结束之时，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在美国支持下，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妄图篡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建立全国性的独裁统治，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热切要求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斗争，成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形势的显著特点。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成为非常紧迫的，关系和影响着未来中国命运与前途的重大课题。

当时，民主与进步是世界发展的主流。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入分析，充分认识到，“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残余势力、反民主势力和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才能有最广泛的人民的胜利。到达这一天，决不是很快和很容易的，但是必然要到达这一天。” ①战后的中国是国内外进步与反动势力之争的一个焦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的美国，倚恃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积极向全球扩张，企图建立由美国主宰的世界秩序。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表面上保持独立，实际上听命于美国的中国，以便“遏制”苏联。从这个目的出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起，美国的对华政策由“援华抗日”转变为“扶蒋反共”，这一政策成为中国人民民族解放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苏联为避免爆发新的战争，保持其远东的安宁环境，在诸多问题上亦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承认美国在远东的领导地位，支持在蒋介石的领导下统一中国，并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领导人一方面防止美国插手东北，一方面向国民政府表示，中共没有能力领导统一中国，只承认并支持国民政府这个“唯一合法政府”，甚至向中共表示，“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②苏联此时奉行的这种对华政策，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带来一定困难，并使中国共产党在确定自己的革命策略时面临着复杂的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处在历史发展重要转折关头的中国将向何处发展，是中国人民急切盼望找到答案的问题。中国没有像南北朝鲜、东西德国那样分疆而治的环境与条件，中共没有像南斯拉夫等东欧民主国家共产党居于执政地位的优势，更不可能走像法共、意共那样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到资产阶级政府中去做官的道路。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的出路到底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判断，提出了“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 ③的号召，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国家。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前，中共就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希望通过谈判使国民党同意结束“训政”，成立联合政府。而抗战胜利时，国民党军队主力尚在西南、西北地区，立刻发动内战有很大困难。于是，在蒋介石１９４５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电邀下，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政府进行和谈，磋商建国大计。

经过43天耐心、艰苦的谈判，让步与激烈的斗争，国共双方终于达成《双十协定》。国民党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及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也承认了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地位和数目；尽管国共双方未能就解放区问题达成一致，但同意留待政协会议解决。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虽然最终没能阻止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但是仍如周恩来所说：“我们并不因为蒋破坏了这些协定，就以为没有了收获。因为全中国人民都承认了这样的事实，认为中共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④ 《双十协定》的签订使国民党接受了中共的“和平建国”方针，这样就延缓了全面内战的爆发，为战后国内和平发展带来了希望。《双十协定》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实际上就是中共早就提议召开的党派会议，是战后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一个重大进展。

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的签订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历史发展中的大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得到国民党方面承认，成为战后解决国内问题的根本方针

战后的中国，和平民主团结与内战独裁分裂的可能性并存，因此，争取和平建国、制止内战爆发是重中之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方针反映了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愿望。国共双方在重庆谈判中达成“和平建国”方针，使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在政治上取得了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主动地位。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⑤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提出的“结束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化”等政治主张符合时代发展的方向，使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方针受挫。蒋介石看到其一党专制的“法统”局面很难维持，就在谈判中针对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等重要问题一再向中共方面施加高压，一度使谈判陷于僵局。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也向中共发出恫吓式的“最后通牒”：“要么承认政府的统一，要么谈判破裂”，“毛泽东可以随时回延安”⑥。毛泽东则从容不迫地表示不承认，但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 ⑦中国共产党从中国革命和全国人民意愿的角度出发，用极大诚意争取和谈的成功，击破了国民党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也击破了美蒋要让中共承担破坏谈判责任的诡计。

《双十协定》在“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问题”、“人民自由问题”等方面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双方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之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这就在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制止内战爆发方面取得了政治上的重大胜利。同时，由中共负责起草的《双十协定》也赢得了国内外的一致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和威信大为提高。延安《解放日报》在1945年10月13日发表的社论中谈到，重庆谈判“乃是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也是具有伟大国际意义的事件。它不仅是战后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关键，而且也影响着远东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会谈的成果是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进步的巩固意志的表现，是中国政治家的智慧与远见的表现。”⑧

二、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坚持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凡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谈判双方都有交易的条件，而交易的条件总是以各自所代表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取舍的最大限度为依据的。

为实现“和平建国”的光明前途，中国共产党准备在谈判中作出重大让步，以诚促和。1945年8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富有预见性地指出，重庆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他还设想了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让出广东至河南地区；第二步让出江南地区；第三步让出江北地区；但“陇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⑨。并指出，“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⑩同年9月3日，中共方面向国民政府提交了进行谈判的十一项要点，核心内容是：“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以民国十三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宣言为标准）”；“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三、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八、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各项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这里面既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原则，也有明显的让步，特别是第二条、第三条，蒋介石感到特别满意，曾亲自批写了“甚佩”两字。当然，对于“和平建国”方针以及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等，蒋介石是不能也不敢公开反对的。

在解放区和抗日军队整编问题上，中共在谈判中坚持原则，决不轻易妥协让步，即便是在谈判陷入僵局，一度中断，蒋介石、赫尔利不断施加高压的情况下，中共仍然不为所惧。为什么？就是为了坚持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原则。如：中共提出，在国民党军队留有263个师的前提下，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编为48个师，但蒋介石却只给中共12个师的编制。这其中既有数量对比上的巨大差距，也反映了平等合理整编国共军队的原则问题。首先，国共两党的军队问题是历史发展所形成的，要承认现实，用平等的原则解决问题。263个师与48个师的对比是5.5：1，而263个师与12个师的对比则是22：1，这明显是不平等的。蒋介石企图借整编之机削弱人民军队，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在赫尔利提出1/5的方案后，中共主动表示，可以将人民军队的数量让到整编后全国军队总数的１/７，“即中央现有二百六十三个师，我方应编有四十三个师；……中央军队如缩编为一百二十个师，中共应有二十个师。” 11对中共作出的这一重大让步，蒋介石也不得不表示“可以考虑”。当然，能比蒋介石要求的12个师多保留8个师，对人民军队总是有利的。中共在军队问题上坚持的另一个原则是，抗日军队必须在双方军队公平合理地整编后，同时交给民主联合政府，即在政治民主化后，军队才能国家化，而不是把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交给国民党所领导的党治政府。1945年9月21日，当谈判陷入僵局时，周恩来严正指出，“今日我等之商谈，系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现在政府尚在国民党党治时期，我们何能将军队、政府交与一党政府。” 并且正告国民党和谈代表，“双方商谈不能拖延，亦不容僵持。”?輥?輰?訛对于解放区的人民政权，蒋介石坚持要取消，声称保留“绝对行不通”。中共的根本原则是可以作一些让步，但绝对不能在实行政治民主化之前就取消。为表明诚意，中共主动表示愿将海南岛、广东、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等地区的军队撤至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绥远及陕甘宁地区，但国民政府仍然不作任何让步。对此，中共方面只好提出将此问题暂时搁置，留待政协会议去讨论，蒋介石不得不表示同意。

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的数量问题是重庆谈判中最重要的方面，也是双方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中共方面虽然作出了最大程度的让步，但双方仍未能达成一致。中共之所以坚持底限，而不盲目地让出解放区和人民军队，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解放区和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长期斗争所取得的成果，而且符合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在全国来讲是进步的，当然不能说取消就取消，说解散就解散。真正需要改造的是国民党的军队，这才是符合全国人民利益和社会进步要求的。第二，保存解放区和人民军队是向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过渡的重要保证。因为一旦交出解放区和人民军队，中共就将丧失一切。中共代表团在解放区政权和军队数量问题上据理力争，使国民党蒋介石不得不作出某些让步或留待政协会议解决，从而使其迫使中共交权交枪，搞一党专制的图谋未能得逞。

三、中国共产党在重庆与各民主党派的交往推动国内和平民主力量的凝聚与发展

毛泽东亲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是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重庆也随之沸腾起来。不光是普通百姓，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的到来也成为各民主党派议论和关注的焦点。在会见各方人士时，毛泽东、周恩来等积极宣传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为推动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人士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他们在与宋庆龄、于右任、张澜、柳亚子、郭沫若等中共老朋友的多次交往中，就抗战胜利后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面临的“两条道路”等诸多问题开诚布公地、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共同切磋解决问题的办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重视，对各方民主人士的尊重。中国共产党用真诚拉近了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距离，与之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和更为深厚的友谊。柳亚子在《赠毛润之老友》诗中，满怀热情地写到：“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亲青旧同舟”，表达了民主派愿与中共在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中继续风雨同舟、共同奋斗的意愿。谈判期间，毛泽东多次会见中国民主同盟和“小民革”的领导人，勉励大家“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 12毛泽东在同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中，一是交流政治见解，并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二是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实际情况，争取理解和支持；三是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大后方以及国外人们的情况和想法。在回到延安后的一次干部会上，毛泽东这样评价了他在重庆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交往，“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13有了毛泽东和各民主党派领导的直接交往，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更密切了，从而推动了国共谈判向着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方向发展。《双十协定》的签订，是中国共产党经过尖锐、复杂的斗争，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达成的。

毛泽东、周恩来等赴渝谈判及与各民主党派的交往，极大地促进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凝聚和发展，促进了民主党派力量的发展和壮大，促进了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推动了中国的民主运动向前发展。首先，一些民主党派逐渐恢复了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发展与活力。中国致公党是20世纪20年代由海外华侨建立起来的组织，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曾一度宣告停止活动，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具体帮助下，致公党逐渐恢复了活力，并积极领导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其次，一些爱国进步人士纷纷组织起来，新兴的民主党派如雨后春笋般地展露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九三座谈会”原本是重庆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为抒发对时局的看法而自发建立的组织，经过中共谈判代表的指点、勉励和推动，正式更名为“九三学社”，成为永久性的政治组织。此外，以知识界和实业界的中上层人士为主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以文化、教育和工商界爱国人士为主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也先后成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发挥各自的作用。各民主党派纷纷团结起来积极支持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并为政协会议通过各项协议以及协议的具体实施进行努力。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期间与民主党派的交往，为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四、重庆谈判为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和平建国协议奠定了基础

应该说，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是重庆谈判的延续和扩大，重庆谈判则为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作了良好的铺垫，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政协会议的召开是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在政治生活方面，为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积极进行斗争所取得的成果。重庆谈判时，国共双方虽然达成了《双十协定》，但在军事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国民大会及受降等问题上都存在严重分歧，而且即便是双方完全同意和意见相近的几项也仅仅达成了框架性的协议，而倍受全国人民关注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使宣传口号变成了行动口号。国共两党解决不了的问题就由全国人民、各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来共同解决。从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政协会议期间，国民党、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代表主要讨论了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事、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等问题。经过协商，最终达成了五项协议，即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和宪法草案案。这五项协议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局面，有利于和平建国方针的顺利实现，有利于避免国共两党之间内战的爆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联合各民主党派共同斗争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蒋介石在撕毁政协决议的同时，也就完全失去了人心，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重庆谈判为新中国的建立树立了一座里程碑。作为战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交往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的签订带给我们很多启示：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已经由宣传口号进入到具体的实施阶段。无论是举国一致的坚持和实施，还是某些人或党派企图否定和推翻，它都将是战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行之顺之则昌；毁之逆之则亡，社会必将走向进步，而绝不可能走向倒退。

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实现“和平建国”方针的努力和斗争中，团结了拥护这一方针的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爱国民主人士及海外华侨，推动了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尽管这时统一战线的力量还是比较薄弱的，甚至还有人幻想走什么“中间道路”，但是随着斗争的发展，它必将日益成为一种巨大的政治力量，因为它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在会谈中采取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谈判技巧，所坚持的基本原则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这个前提下作出尽可能大的让步，使谈判最终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这是人民力量的胜利，更是中国共产党谈判技巧的展现，为以后国共两党之间继续谈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历史的发展，重庆谈判已经过去60多年了，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国民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是国共两党关于两岸和平统一问题的商谈却从未停止过。2005年的春天更是要被写入史册的，4月，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接受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邀请，率参访团访问大陆，开启“和平之旅”。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在相隔60年后实现的第一次历史性握手。近年来，国民党主席吴伯雄、马英九也不断为发展两岸关系而努力。60多年前，国共两党几经交手、几度合作、几度破裂，而每一次两党之间的合作与破裂都和中国人民的祸福、中华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人们，国共两党与两岸之间的“和平之旅”、“破冰之旅”、“融冰之旅”、“雨过天晴之旅”等等，终将实现海峡两岸人民的共荣。期望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为同胞谋福祉，为两岸创双赢，为台海争和谐，为中华开太平，携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①《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1032页。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页。

③《对日寇的最后一战》（1945年8月9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0页。

④《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1946年12月18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4页。

⑤ 《关于重庆谈判》（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9、１１５９页。

⑥《毛泽东的足迹》，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240页。

⑦《毛泽东传 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35页。

⑧《国共谈判的成果与今后的任务》，《重庆谈判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3页。

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26日）。

⑩《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4页。

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撰：《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记录（复制本）》（1978年11月）。

12《周恩来传 1898—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37~7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