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1月15日电 (张湘忆)今天是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纪念日。人民网邀请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蔡仁照，党史学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石仲泉做客访谈，以“传承红色文化 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为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党史学家石仲泉在访谈中指出，遵义会议被称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由于它实现了三个重大转变。
石仲泉指出，党的“历史决议”高度评价了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认为它是在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要理解这个评价，就要回顾中央红军长征以后，突破敌军封锁线血战湘江的那段惨烈历史。
中央红军从赣南出发长征时有八万余人，过前三次封锁线损失了两万多人。过第四次封锁线，进行湘江战役的时候，前后打了9天，战斗异常残酷和惨烈。这次战役，红军损失了三万多人。这是人民军队创建以来在一次战役中受创最重、伤亡最多的。碧绿的湘江成了赤水河。老百姓说，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广大指战员无不对红军的前途和命运担忧。中央军委俄文翻译、长征时为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在《七律·历史转折》诗中叹道：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由于国民党军前堵后追，中央红军几乎陷入绝境。然而遵义会议后，红军渐渐由被动转入主动，使国民党围堵之军疲于奔命。如他们自己所说：胖子拖瘦，瘦子拖死。同一支红军，局面却完全两样。为什么会有这么巨大变化？最重要的是实现了三大改变。
党中央领导核心 此前的中央领导核心是六届五中全会形成的，毛泽东在六届五中全会上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没有进入中央书记处，不参与中央决策。从长征开始，他就是“跟着走”。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时地提出建议，以改变长征过程中的被动局面。红军在湘江战役受到重创后，周恩来主持召开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等都采纳了他的意见。这可视为他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中央常委的前奏。对于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核心产生很大影响的，还有两次重要谈话。
一次是遵义会议前的“张王橘谈”。黎平会议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老城东门内橘林休息时，张闻天和王稼祥交流看法，认为仗这样打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出来，他打仗有办法。随后这个信息在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赞成毛泽东出来指挥。这为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作了舆论准备。
另一次是遵义会议后的“周博长谈”。遵义会议上严厉批评博古，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对此，他一直想不通。在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村子进一步改组中央时，周恩来同他有一次长谈。周恩来推心置腹地说：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了军队，但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对毛泽东，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个大局。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史称的“博洛交权”，张闻天成为一把手。张、王、周，特别是周，对于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这时不是一把手，为什么说他成了领导核心呢？还是如周恩来对博古说的：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上起到了这个作用。正是基于此，说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
党的思想路线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始，中国共产党内就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按照陈云说法，就是唯书、唯上、不唯实。在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后，党的思想路线的这个错误更加突出。动辄马列本本如是说，对共产国际怎样指示奉若神明。一些重大决策完全是想当然的主观主义。比如扩大红军的指标。中央苏区在鼎盛时期的总人口才400多万，红军才只有13万，但在第五次反“围剿”已丢失许多区域后，还要扩红100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红军长征时最后只有8万6千多人。这是典型的“书本子主义”指导思想。这样的指导思想，10个有10个是要失败的。遵义会议后完全改变了这个状况，一切从实际出发来作出指示和决策。例如，对于在何处建立新根据地，黎平会议决定到川黔边，但到遵义会议时，由于敌情变化，决定红军北渡长江，改到川西去，随后北渡长江也不可能了，才有四渡赤水出奇兵。这种不固守既定方针的指导思想而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的思想路线，使战争局面完全改观。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被红军牵着牛鼻子走，红军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因此，遵义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党的军事战略方针 在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博古完全听从李德的指挥，不仅让他参与战略战术的制定，而且还让他发号施令，直接指挥前方军事，广昌决战就是这样遭致失败的。遵义会议决议指出：敌人在五次“围剿”中，采用堡垒主义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财，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的堡垒战术达到了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部分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这条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取消博古、李德有最高军事领导权的“三人团”，改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后来，中央常委分工，又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周恩来很注意听取和尊重毛泽东的意见，这样党的军事路线就完全改变了。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不仅二渡赤水后抢占娄山关、重进遵义城，取得了长征以来久盼的第一个大胜利，而且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改变了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局面，实现了中央红军由被动到主动、由愁眉苦脸到扬眉吐气的精神状态转变。
主要由于上述三大改变，遵义会议成为“党和军队的转折点”。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转折点”，如1981年的历史决议所说，它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这就是它的伟大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