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国内政治局势正在急剧变化，华北已成为时局的焦点。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占中国东北后，又把侵略势力迅速向华北扩张。1935年秋冬之交，日本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把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接着，又在北平近郊的通县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傀儡政权，割据冀东22县。日本军队经常在平津一带公然举行军事演习，军用飞机不断在平津上空呼啸掠过。华北五省已危在旦夕，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而国民党政府依然没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对日退让。12月9日，北平学生1万人，在刚刚成立的北平学联发动下，冲出校门，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运动迅速扩展到各地，在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在王明“左”倾错误指导下丧失殆尽，但在华北还保留下一个河北省委，设在天津，由高文华担任书记，柯庆施任组织部长，李大章任宣传部长。它同中共中央北方局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北平、冀东、冀南等地都有党的组织，由河北省委的特派员联系，在艰难的环境下坚持斗争。一二九运动，就是在北方局领导下发动起来的。直接站在运动前列的北平学联的骨干，由共产党员彭涛、郭明秋、姚依林等组成。在冀南，还有党所领导的规模不大的游击队。这是一个十分可贵的工作基础。
但是，由于北方局在很长时间内无法同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保持联系，对瓦窑堡会议作出的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等重要决定也不了解；过去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特别是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在党内仍有很大影响，没有得到清算；随着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范围的普遍高涨，工作局面急遽扩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已难适应迅速发展的形势。因此，这种状况急需改变。
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期间就考虑派一个“得力的同志”到华北去。会议结束后第四天，12月29日，当时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派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去领导北方局的工作，得到一致通过。张闻天在会上这样说：“北方局目前有三个人在那里工作。工作情形怎样不清楚，只听说反帝工作有开展。不论工作怎样，它管理范围很大，与满洲、太原、热河、察哈尔都有关系。为加强对北方局的领导，需派得力的同志前往。少奇可以去。我已和少奇同志商量，已得到少奇同意。他去可代表党中央在那里领导工作，名义是中央驻北方局代表。”“他去的任务主要是加强对反日学生运动及游击战争的领导。目前学生运动要提高，要与游击战争联系起来。除了北平之外，还要加强对热河、满洲的领导。在游击战争方面，直南（指河北南部——编者注）与豫晋游击队要向西发展，与我们东进取得联系。”
1936年二三月间，刘少奇到达天津，开始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领导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
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
韩广富 曹希岭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