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耀健
曹荻秋（1909～1976）， 四川省资阳县人。192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成华县中心区委宣传部部长，1930年10月参加广汉起义，代理苏维埃主席兼任第二纵队政治委员。起义失败后撤退到重庆，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此后一直参加民主革命，1949年6月任西南服务团总团副主任兼第一团团长，随军南下，重返山城。
废寝忘食忙接管
1949年12月11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电令，重庆市人民政府成立，陈锡联任市长，曹荻秋任副市长。当时重庆为中央直辖市，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国民党垮台，旧人员跑的跑，藏的藏，机关学校群龙无首。当务之急，是要建立新政权，运转国家机器。
曹荻秋领导的西南服务团重庆支队，定额2472人，进军途中很是壮观，但要接管这座上百万人的大城市，却显得捉襟见肘。当时，重庆有厂矿企业464家，学校352所，还有大量银行、仓库、房产、公共设施等，到处需要人手。盘算下来，像101钢铁厂（后更名为重庆钢铁公司）、民生轮船公司这样的大型企业，最多只能派出1个军代表和3个联络员。所有干部都派出去了，告急的电话依然响个不停。
市委召开紧急会议，曹荻秋在会上提出“宁缓勿急，稳步前进，广泛发动和依靠工人、职员，自上而下按系统有秩序接管”的方针，随即成立了政务、军事、后勤、房地产、财经、交通和文教7个接管委员会，按系统归口对物资、财产、档案和人员全面接收。
曹荻秋安排召开各界代表座谈会，邀请刘伯承、邓小平到会讲话，安定人心，号召代表联系群众，协助接收。这样的座谈会在12月内就开了5次，对象分别为工人、学生及青年代表、文化教育界、工商界和上层统战人士。
为解决人手不足问题，曹荻秋除敦请短期培训性质的西南革命大学分配学员，请原川东地下党同志协助工作外，还请示西南局，获准留用一部分政治上无问题的旧人员，特别是学有专长的工程师、会计师、教师等。
全市同时开展肃清反动势力活动，1950年1月抓捕匪特1315人，解散了由旧军警组成的“保民军”；市政府颁布《户籍登记管理办法》，对户籍进行核对、清查、重新登记；解散旧码头工会，惩办了恶霸连绍华；成立车辆登记处，整顿交通秩序；收容散兵游勇、妓女乞丐。
曹荻秋领导的西南服务团发挥了骨干作用，短短53天顺利接管重庆，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社会秩序初步建立，老百姓基本安居乐业。他事必躬亲，文件、报告、讲话稿都自己动笔，凡是找他的电话都自己接。罗士高（曾担任重庆副市长——编者注）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荻秋同志工作勤奋，很少业余爱好，工作之外还是工作。由于睡眠不足，他的眼睑浮肿，由于做报告、开会讲话过多，很长一段时间声音嘶哑。”
1950年10月，市长陈锡联调任炮兵司令员。1951年1月，在第二届重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上，曹荻秋当选重庆市长。
惊涛骇浪巧应对
树欲静而风不止。解放初期的重庆，银元券挤兑风潮和投机倒把同时袭来，威胁新生政权。
为统一流通币制，人民政府宣布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国民党时期发行的银元券1万元，可兑换人民币1元。
起初这种兑换还井然有序，但刚过一天，一个谣言不胫而走，说人民政府此举是袭用聚敛的老谱，意在搜刮民脂民膏。还有些面目可疑的人，站在街头高价收购银元，散布对人民币的不信任情绪。接着，又有谣言掀起轩然大波：兑换率说不定哪天就要缩水，如不及时脱手，到头来将会变成一张废纸。
饱经忧患的重庆市民从前吃够了钞票贬值的苦头，担心惨祸重演，翻箱倒柜，将金元券、银元券乃至不值钱的铜板全部带上，马不停蹄跑到最近的银行，排成一条长龙。
可怕的挤兑发生了。每个兑换点都被围得水泄不通，市民的呼喊声汇成一股震耳欲聋的喧嚣，压倒了汽车的喇叭声、轮渡的汽笛声和警察的哨音声。人们争先恐后挤向银行紧闭的铁栅栏，烟雾和灰尘在上空团团翻滚，那些淌着汗水的面孔涨得彤红。
各兑换点的干部缒窗而出，站在长条板凳上，举着个铁皮话筒，一遍又一遍地保证人人都能兑换。但他们越是解释，人们越是不听。
人民币的库存迅速下降。人民政府的信誉，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曹荻秋向邓小平求援，邓小平把部队所带的款子暂时拨给地方，并电告中央从邻近地区空运一批钞票来。
3天后，一辆辆运钞车开到各兑换点，银行干部干脆把钱放在铁栏杆后面，堆得像座小山，人人都能看见。狂暴的人群安静下来，变得心平气和，像突然发作时一样，挤兑又突然平息下去。曹荻秋到银行时，兑钞者已寥寥无几。
1950年春节前后，米、油、糖、棉纱等基本生活品物价狂涨，投机粮商以政府牌价购进大米，待脱销时以高出一倍以上抛出。几个面粉厂老板四处抢购小麦，一度造成面粉缺货，人心浮动。
曹荻秋率领市财委干部深入调查研究，分析预测。他一方面请求西南财委从川西、川南紧急调拨粮食支援，一方面向市粮食部门提出惩治奸商的措施：“他们涨，我们也涨。待奸商们大量抢购后，所有粮店统一降价，敞开供应，使他们得到教训。”这一招十分见效，囤积居奇的投机者都遭到沉重打击，再不敢轻举妄动，全市物价趋于稳定。
曹荻秋的脚步不止于此。他随即推行保值措施，以熟米3市斤、双喜白布1市尺、菜油1两、盐1两、合槽煤3市斤为1个折实单位，以此核发公教人员工资，并发行公债，吸纳社会游资。
他在斗争中学习斗争，思考的重点逐步从革命转变为执政。
抓好生产促发展
101钢铁厂在解放前夕陷于停工，不冒烟的红砖大烟囱，矗立在凋败的厂房上。轨梁车间一片死寂，油漆斑驳的行车爬满蜘蛛网，马丁炉涨鼓鼓的肚子沾满粉尘，冷却池早已干涸。在长江边有几座日益缩小的煤堆，缺乏燃料的工人家属三三两两从那里把煤炭拿回家。
陪同西南工业部部长段君毅前来视察的曹荻秋倒吸一口凉气，这哪像是西南最大的钢铁厂呢？破破烂烂的，比垃圾站好不到哪里去。
军代表边走边介绍情况，厂里主要机器设备是抗战时期从外地撤迁来的，其中最老的是汉阳炼钢厂晚清时进口的，老掉牙了。
曹荻秋直奔主题：“成渝铁路即将开工，等着钢轨用，101厂要尽快复产。”
军代表反映说，解放前国民党为了加紧军需生产，指令厂里日夜加班，根本顾不上维修，所以不少设备需要仔细检修。轨梁厂恢复生产大约需要3至5个月，还要看零配件齐不齐。动力厂、焦炭厂的情况也差不多。还有就是厂里的工人几个月未拿到工资，有技术的已外出谋生。
曹荻秋叫军代表把所缺零配件列成表格，派人去华东采购。对凡是回厂上班的工人，工资照发不误。外出的工人要派人去找，互相通知。
101厂复工那天，曹荻秋亲自去作动员报告。他说：“修建成渝铁路，是四川人民多年的一个梦想。希望你们发扬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多产钢，多轧钢轨，早日建成新中国第一条铁路！”
天府煤矿是卢作孚早年在北碚开发的，抗战时期与孙越崎的“中福”公司合并，年产量最高达45万吨，可提供重庆二分之一的能源。曹荻秋数次前往，关心生产。那些日子，企业开工压倒一切，他为此而会见专家、请教学者、听取汇报、拟发文件。
1950年的“五一”劳动节，101厂轧制出第一根钢轨，保证了成渝铁路铺轨需要；中国民航首批开航5条航线，其中有4条通往重庆；民生轮船公司的“沅江”号登陆艇，装载首批供应成渝铁路的蒸汽机车、货车车厢等物资，驶抵九龙坡码头，随即投入使用；在天府煤矿，煤车滚滚，满载着希望运出窑洞。经曹荻秋协调，部分私营工厂也获得订货单，开工生产。
曹荻秋向中央人民政府报告：重庆经济正在复苏。
聚集人心讲政策
新生政权建立后，曹荻秋历任重庆市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二、三、四届主席。1955年2月，他被选举为重庆市政协第一届主席。
曹荻秋十分重视和善于做统战政协工作。担任市政协主席后，他就制定了市委与各民主党派紧密联系的“双周座谈会”，这个传统延续至今。当了解到由于种种原因，重庆当时只有民盟、民建、农工3个民主党派，成员仅547人，低于其它大城市，他非常关心，要求统战部主动协助他们，重新登记和发展民主党派组织。
在市人民政府委员人选问题上，曹荻秋注重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的安排。在第一届33名委员中，他安排党外人士13名，占全体委员三分之一；市工商局成立，他安排一位工商界党外人士任副局长；市卫生局成立，任命著名老中医、党外人士宦世安为副局长；市企业局成立，又安排党外人士徐崇林任局长。此外，安排党外人士l3人为全国人大代表、9人为全国政协委员；向西南局推荐百货业巨头、“宝元通”公司老板黄凉尘出任西南贸易部部长，在党外人士中引起很大反响。
当党内有人表示不理解时，曹荻秋说：“我们要安排党外人士，让他们有职有权，使他们感到‘朝中有人’。团结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就可以团结一大片，就可以把一个阶层的人团结在党的周围，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
曹荻秋对工商界人士坦诚相待，肝胆相照，经常找人谈心，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带头做到对他们“政治上信任，工作上依靠，生活上关心”。他在第二届“各代会”上当选市长后，尊重党外副市长胡子昂，要求市委办公厅在各方面为其创造条件，使之有职有权，一呼百应，政令畅通。他还对市工商联党组书记余跃泽说：“工商联的日常事务由胡子昂作主，人家是内行，你要协助他。”陈云在中央财经会议上有个重要讲话，涉及重庆一些问题，曹荻秋也叫余跃泽专门到胡子昂家中去传达。胡子昂感动地说：“市委和曹市长对我这样信任，没有把我当外人，我一定努力做好工商联的工作。”
遇上政治运动时，他也尽可能照顾统战对象。土改初期，地方农会擅自持枪进城抓人，索讨押金，导致上层统战对象恐慌。经请示刘、邓首长，市委成立城乡减租退押协进会，下乡调查工商业者的土地关系、租佃情况，研究保护城市私营工商业者少受或不受影响；吸收工商界代表人士参加推进减租退押工作，动员工商业兼地主者回乡协商办理减退手续，号召资本家拥护和支持农民，自觉割掉封建尾巴。
时任分管农业的市委副书记辛易之在回忆录中写道：“荻秋同志坚持党的统战政策，在退押和土改运动中保护上层统战人士过关。他自己掌握了一个名单，哪些人应该保护，他心里有数。”
园林处处传佳话
随着经济的恢复发展，市民的文化需求也提上了议事日程。群众反映，重庆只有一个早年修建的中山公园，节假日缺乏娱乐场地。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指示，不仅要让群众打物质牙祭，还要打文化牙祭。他提议修建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并要求市委、市政府搬迁，让出“王园”“渝舍”，分别改建为公园和少年宫。
曹荻秋以此为己任。在中山二路与中山三路之间的石马岗，有一所川东师范学校，创办于1906年，是清政府在重庆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1950年下半年，该校酝酿与女子师范学校和重庆大学的文科合并，组建西南师范大学。曹荻秋正愁无地建公园，闻讯喜出望外，决定在此修建文化宫。
不待学校搬迁，他就派人去搞规划设计，要求大气端庄，与西南大区的地位匹配。园林专家送来图纸，他逐一过目，对借鉴苏联式圆柱大门、影剧院、浮雕、喷泉等赞赏有加，说是多花一点钱也要做好。
1951年7月文化宫动工兴建，曹荻秋参加奠基仪式。那天气候炎热，不少人只穿衬衣，他却一丝不苟穿着中山装，冒着骄阳揭下覆盖基石的红绸。他说，为劳动人民建造公园还是头一遭，心里真高兴。
施工期间，曹荻秋几次到工地视察，随时解决问题。1952年7月文化宫竣工，邓小平为之题词，曹荻秋出席了开宫仪式。
“渝舍”紧邻中山二路，内有小别墅数幢，其主人杨森，是国民党政府的旧市长。“渝舍”作为官僚资产被接收，市政府迁入其中。曹荻秋考虑腾出这里，用以修建少年宫。一些干部舍不得这里的好环境，住家又多在附近一带，上下班方便，对搬迁有意见。
曹荻秋在干部职工大会上说：“小鸟长大后，知道去寻找食物供养母亲，这就叫反哺之恩。过去老百姓支持咱们打江山，流血流汗，现在该是报答他们的时候了。”在办公用房格外紧张的情况下，市政府迁出“渝舍”，少年宫开建。
“王园”建在枇杷山顶，可俯瞰两江，风景绝佳，原为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公馆，接收后为中共重庆市委驻地。1954年11月，西南大区撤销，市政府迁入人民路原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市委迁入中山四路原中共西南局驻地，搬出“王园”。
1955年，“六一”儿童节少年宫落成，同年枇杷山公园开放。曹荻秋还指示在临江门修建了大众游艺园，每天演戏、放电影、表演杂技、演出曲艺。对这些往事，老市民至今津津乐道。
人民公仆美名扬
曹荻秋任市长后，住在“渝舍”一个套间里，那既是他的宿舍，也是办公室。白天人来人往，夜晚通宵达旦。他3餐都在食堂打饭吃，外出开会和检查工作，总是尽量赶回机关用餐。他不吸烟不喝酒，喝茶则自带茶叶。进城后他一直穿军服，直到庆祝重庆解放一周年，要陪邓小平检阅游行队伍，行政处才给他做了1套粗呢子制服。其家属来渝，全家6口搬到罗家湾宿舍。秘书结婚没房子，又让出1间给秘书作新房。
他如此克己，对群众之事却件件上心。
修建文化宫时川东师范学校搬迁，校内有一幢小楼，属于老校长聂荣藻的私产，对方虽然表示愿意无偿捐献，曹荻秋还是叫财政局作了补偿。有一位老教师去世，家属无力另觅住处，曹荻秋请房管局分配了公房，全家老小很感激。
“淑德”女子中学校舍窄小破旧，没有活动场地。校长龚灿光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登门求见市长。曹荻秋不仅和蔼接待，记录了学校的情况，十多天后还亲临学校视察，批示教育局将该校迁到新划拨的黄桷垭校区扩建。当龚灿光一再道谢时，曹荻秋的回答是：“旧社会一些开明士绅对办教育尚且尽财尽力，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更应该有这个觉悟啊。”
他指示在朝天门建起搬运工人大厦，在大溪沟、小龙坎建起工人新村。他改造了主要马路干道，引进了无轨电车，完善了自来水管网，新增了路灯。
曹荻秋与广汉起义时的老战友刘连波谈心时说：“我们都是幸存者。大革命时期许多同志都倒下了，他们来不及做的事，我们要完成。”他说，人民抬举他做市长，系在自己行为杠杆上的，不能只是数据统计排名上的小输小赢，更不是三年五载的台上台下。他要切实为人民谋福利。
曹荻秋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争取”二字。不是强硬的命令，而是委婉的要求。打仗要争取胜利，企业要争取完成指标，学生要争取高分。没有到手的东西，不争取就到不了手。已经到手的东西，不争取就不能巩固，甚至会重新丧失。争取就得少说点空话废话，多做点真事实事。
中央人民政府每年编制预算，他总要尽力争取为重庆多拨一点款。1953年，贺龙提议成立西南川剧院，修建以演出川剧为主的“重庆剧场”。市财政困难，无力承担。曹荻秋讲争取，叫市财政先拨一些启动经费，其它依靠社会赞助和演员演出捐款，居然建成了一座像模像样的大剧院；失业工人为数众多，还要安插部分游民，有的单位叫苦。曹荻秋又讲争取，提出“两个人的饭3个人吃”“低工资高就业”的办法，保证每个家庭至少有1人就业。
曹荻秋在重庆工作了6年，1955年11月调上海任职。老同事对他的评价是：“全面、稳重、勤恳、简朴、正派。”
（作者系重庆文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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