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旭
华国锋学生时代即投身抗战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战火中锻炼成长为共产党基层领导干部。艰苦卓绝的岁月，留下了他一串串闪光的足迹。
追求进步的少年
1921年2月16日，山西交城县城南关街一个叫苏庆惠的制革工人家里诞生了第二个男孩儿。有一定文化的苏庆惠给这个男孩儿取名为苏铸，还给男孩取了一个字———成九。这个男孩儿，就是后来的华国锋。
华国锋家境贫穷，父亲原是交城杜家庄人,15岁到县城当学徒。满师后靠皮革手艺赚钱生活，娶妻王氏后，生有二子，生活开销增多，靠着夫妻二人勤劳节俭，勉强维持生活。苏庆惠为养家糊口而操劳过度，在华国锋6岁时即离开了人世。此后，华国锋兄弟二人在寡母王氏抚养下艰难度日。为了让苏家后代也有一定文化，王氏省吃俭用，供两个儿子读小学。大儿子小学毕业后，王氏为了一家长远生计，让他继承父业，也去学制革手艺。华国锋读书刻苦用功，成绩很好，小学毕业后，王氏舍不得让他辍学，让他考入交城商业职业学校读书。1935年14岁的华国锋进入商业职业学校，直到1937年，在这里读书3年。商业职业学校是当时交城县城里的最高学府,相当于现在的初中。在这所学校读书的华国锋依旧刻苦用功，成绩突出。他继承了父母的良好品格，性情平和、内向、沉稳,待人诚恳，因此在同学中人缘好，威信高。
交城商业职业学校是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新式学校，教员大多受过新式教育，思想开放，积极传播进步思想。其中有一些教员用各种方式向学生传播共产主义书籍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这使追求进步的华国锋一进入这所学校就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认定这是实现人类解放、世界大同的真理。华国锋在商业职业学校读书的第二年，1936年3月20日,已经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东征打到交城。由于阎锡山的守军武器好，人数多，又早有准备，加上交城的城墙高大厚实，易守难攻，红军深夜攻城未克，便转兵进入山区，在农村发动群众，红军到过交城90多个村子,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还清匪反霸，开仓救济百姓，宣传抗日。红军到交城，对当地百姓来说是一件大事，红军的行为、主张，在交城广为传扬，也使追求真理和正义的华国锋由衷钦佩。阅读进步书刊和初步了解红军行为，使华国锋认识到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是坚决抗日的。
1936年日寇为了侵占中国北方，策动德王“独立”。这年2月21日，在中共西蒙工委和乌兰夫的领导下，“蒙政会”保安处科长云继先、朱实夫与“蒙政会”进步官员保安队教官纪贞甫、云蔚等带领保安队官兵千余人在绥远的百灵庙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后，部队被国民党军包围缴械。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国民党被迫将他们改编为蒙旗保安总队（后改编为蒙旗独立旅、新编第三师），乌兰夫任代理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委书记，成为一支抗日民族武装力量。山西紧挨内蒙古，声讯相通，守望相助，利害相关，这件事很快传到交城商业职业学校，只有十几岁的华国锋听到这个消息也深受震动，他一方面感受到民族危机加深而内心充满抗战激情，一方面也认识到，只有像乌兰夫那样的共产党才是领导人民抗日的中坚力量。1936年11月,日本指使蒙奸进攻绥远东部, 傅作义率部抗战，绥远百灵庙抗战爆发，交城沸腾了，人民踊跃参加抗战。交城商业职业学校、城内初小、高小两级小学校、北门女子学校的学生，在中共地下党员郭萱、石思明和阎怀才老师组织下宣传抗日，他们通过演文明戏(即话剧或活报剧)，筹集资金捐助绥远抗日将士。本来不擅长文艺的华国锋，出于抗日激情，也积极参加演剧，每次演出，他都扮演抗击日寇的勇士，除奸的好汉，他高大的个子，浑厚的声音，一身凛然正气，还真把剧中人物演得活灵活现，受到观众好评。他和同学们每次参加演出筹集到的钱，都仔细登记入账，每一分都捐献给了抗战前线的将士。华国锋还和同学们上街游行请愿，翻印传单,张贴标语,宣传抗日。
日寇的加紧侵略，兵锋进逼交城。华国锋和同学们决心直接投身抗日战争中去，不惜为国捐躯。为此，他和同学们积极参加军事训练，为直接参加对日武装斗争做准备。训练中，华国锋也是最刻苦、认真的。他从那时起学会了使用步枪、手枪和大刀，初步掌握了军事知识，为他后来训练民兵打下了基础。抗战武器短缺，华国锋就和同学们自己动手试制。配制火药，熔铁炼钢，华国锋都是把好手，做得最多，质量也最好。制造手榴弹是最危险的活，厚道善良的华国锋，抢着把这个活全部包下来，不让其他同学近前，自己整天冒着危险装药造手榴弹。由于他的沉稳、认真，倒是一次也没有出现事故。务实的华国锋还主张先集中力量修理破旧枪械，这样省工省时，见效快。修理好全部旧枪械后，再去制造枪械。他这个主张受到同学赞成。他们在学校里修好的和新造的枪械，大多数送到前线支援抗战，由于前线国民党军队退却，少数没有来得及送到前线的枪械，后来成了交城游击队最早的抗日武器。华国锋的热情、积极、正直、厚道，以及他说话办事既入情入理，又稳重的风格，使他在同学中享有很高威望，很快就成了商业职业学校的学生头头。
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 1935年12月2日毛泽东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1936年5月5日，红军发表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在日寇和蒋介石步步进逼下，阎锡山经再三考虑，最后选定了“联共抗日”这一条路。隐蔽在阎锡山政府机关和各社会团体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于1936年下半年发出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的号召。后经阎锡山审定改为“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于1936年9月18日在太原成立。但这个组织从一开始便是在共产党实际领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
这个抗日组织在山西发展很快。1937年7月,牺盟会赵向荣特派员和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张培民在交城挂起了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交城分会的牌子,工作重心是思想活跃的交城职业学校、城内初高级小学校、北门女子学校。充满抗日激情的华国锋，在交城牺盟会刚一成立就加入了这个组织。在牺盟会中，华国锋是个既有激情又头脑清醒的青年骨干，他在参加牺盟会组织的抵制日货,惩治卖日货的商号行动时，总是先做大量说服工作，激发某些商户的抗日热情，争取他们自动销毁日货。他工作扎实认真，惩治顽固坚持卖日货的商号前，事先做好调查核实工作，把哪家商号有哪些品种日货，数量多少，都搞得清清楚楚，采取惩治行动时，使这些商号无法隐瞒，老实交出日货。
七七事变后,山西成为抗日前线，交城首当其冲。但国民党军队却接连失地，一路败退，相反，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于8月东渡黄河到山西,一路北上,迎击日寇。9月25日,林彪、聂荣臻率一一五师取得平型关大捷,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消息传来，交城人民欢呼雀跃。对比国民党和共产党行为，交城人民认识到了共产党是抗战的中坚力量。华国锋从心里钦佩共产党。他关心战事,关心前方八路军的行动，天天和同学们打听、议论八路军在前线作战的情况。
1937年11月7日,日军侵占太原。13日,日本骑步兵500人占领了交城县城,疯狂屠杀抗日民众，烧毁房屋，抢掠财物，汉奸在交城东街成立日伪维持会,无恶不作。在日寇和汉奸压迫下的交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日寇猖狂搜捕屠杀下，交城牺盟会由县城退到山区,坚持抗日救亡工作，还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打击侵入农村的分散日寇。华国锋找来几个进步同学一起商量，感到现在不能在城里从事抗日活动了，一致决定参加抗日游击队，直接打击日寇。1938年6月的一天,华国锋回到家里悄悄收拾了几件旧衣服，瞒着母亲，傍晚离开家门,和同学连夜步行80多里,找到牺盟会，毅然参加了交城牺盟会抗日游击队。
华国锋在商业职业学校受过军训，参加游击队后，他掌握的军事知识派上了用场，行军、打仗，得心应手，加上他做事踏实，严以律己，作战勇敢，善于动脑筋，办法多，很快就成了游击队里的骨干。他为人老实厚道，真诚爱护战友，作战、执行任务，总是冲锋在前，把危险留给自己，因此他在战友和领导中有很高威信。共产党组织看到华国锋是个人才，为了培养他，于1938年10月派他到中西川的会立村，参加一二○师工作团和牺盟会太原中心区举办的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那时，凡进入这个训练班的青年，为了日后便于开展工作,不牵连家人, 大都接受组织建议，改名换姓。华国锋这个名字，就是这时他自己由苏铸改叫的,意思是：“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这个名字从此伴随了他一生。
华国锋的表现使他被共产党组织列为发展对象，而华国锋本人加入共产党的心情也十分迫切，多次找共产党组织要求入党。1938年10月，他进入训练班不久,经中共文(水)交(城)工委民运部长李伯林(陕西人,老红军)介绍，华国锋加入了共产党，年仅17岁。
宣传、组织群众抗日
抗日战争形势逼人，共产党急需大批干部，不可能用很长时间培训干部，因此那时共产党办培训班时间都很短，但学习的内容精、管用。华国锋在训练班只学习了两个月。这两个月，却为华国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培训班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炼、通俗、系统的讲解，使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中国革命史、共产党历史和经验的讲解，使他对中国革命问题有了较深的理解。他本人悟性好，务实，善于结合实际理解和运用，这为他后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处理各种实际问题奠定了良好基础。培训班的游击战军事训练和群众工作方法训练，非常务实，教的都是最精干实用的内容，华国锋在这里打下了扎实的群众工作原则、方法，以及游击作战知识。
12月，华国锋在训练班结业，被分配到牺盟会汾阳县分会工作，任党小组组长。当时的牺盟会党小组长，是牺盟会实际领导人，可见组织对华国锋的重视和重用。山西汾阳县牺盟会分会地址在北部的熬坡村。华国锋来这里工作后，足迹踏遍了汾阳北部边山的每个山庄窝铺，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宣传抗日道理，发展会员，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会员人数增长了十几倍，还组织了有几十人参加的游击队，经常寻找机会，伏击分散的日伪军，使汾阳县的日伪军不敢分散出动到农村去抢劫烧杀，全县农村民众由此得到保护，心中有了依靠，他们宣传、发动群众工作也更有效果了。他们缴获的一部分武器，加强了游击队战斗力。华国锋还对阎锡山顽固势力保持高度警惕，同他们的分裂行为作斗争。1939年12月，一门心思排挤共产党力量的蒋介石、阎锡山联手发动了企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即抗敌决死纵队）的十二月事变。事变前，蒋、阎的人以为华国锋老实巴交，不那么精明强干，待人处事和缓，好对付，因此预先定下了出其不意一举全歼共产党的计划。不料，为人厚道的华国锋内心却很机警，预先发现征兆，即秘密组织共产党人准备反击。一天半夜，华国锋住的屋子里仍然点着油灯，一个高大的身影仍然坐在油灯下。蒋、阎的十几个人悄悄摸近，突然破门而入，照着油灯下的人就是一阵乱枪。就在此时，他们背后却冲上来几十个人当场把他们按倒捆绑起来。他们仔细一看，乱枪打中的是一件挂在椅子上的衣服，华国锋从里间屋子出来，当场审讯。他们交待出幕后指使者。华立即组织人押着他们带路到指使者住处敲门。指使者以为他们派出的人已经大功告成，开门迎接，不料，迎接他们的是几十个枪口。这样，蒋、阎的人刚刚发起向共产党的进攻，华国锋就机智果敢地将他们镇压。共产党的组织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起来，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也扩大了。
1940年1月，组织调华国锋去群众工作相对薄弱的交城，任牺盟会交城县分会秘书，党内职务为民运干事，实际上就是派他来做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工作以改变交城群众工作薄弱的局面。华国锋到任后，走村串户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组织民众抗日，很快就在多数村庄建立起了抗日组织。务实的华国锋看到，仅仅发动农民还不够，便经常在县城里向手工业者、商户、学校师生做宣传组织工作。同时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交城的国民党地下人员联合行动，短时间内即把交城群众组织起来。5月，交城县各界抗日救国团体联合会（抗联）成立，华国锋任县抗联主任兼分区农民部部长，中共交城县委宣传部部长。
此后，华国锋在交城承担起发动群众、配合八路军主力消灭日伪军、顽军和抗日动员等重要任务。他走遍了交城县的所有村庄，宣传抗日，组织民兵武装。他还到煤矿的井下建立工人抗日组织，通过创办业余夜校、组织抗日剧团，开展爱国教育，极大地激发了群众抗日热情。他组织的农救会，组织群众变工互助，发展生产，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推行合理负担政策。他组织的妇救会，在各村组织了妇女识字班，教唱革命歌曲，讲解妇女求解放和男女平等道理，启发阶级觉悟;教育妇女关心国家兴亡，劝夫送子参军;调解家庭纠纷，处理婆媳关系;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组织妇女做军衣、军鞋，缝手套、子弹袋、粮袋;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参政掌权，投身抗日队伍。他组织的青救会，成为组织青少年站岗放哨，动员青年参军的组织。经过扎实工作，他把包括工人、农民、妇女、青少年、儿童的各阶层人士，都团结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
华国锋宣传抗日救亡，有自己的特点。他讲话实在，没有套话空话，都能讲到民众心里。他常常借农村集会的机会、煤矿工人集中吃饭的机会，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经常召开时局讲演会，讲日军侵华暴行、东北沦陷惨景、华北告急危机，号召民众组织起来，共同抗日。他宣传工作重点是学校。经他宣传做工作，交城中小学80%以上的师生加入了牺盟会。
华国锋的抗日宣传组织工作中，发动群众反奸除霸，推行合理负担政策，实行减租减息，是最实际的工作。除奸反霸，是危险性很强的工作。华国锋慎重考虑后，建立了情报小组、锄奸小组，摸清汉奸、恶霸的底细，行动稳妥而果敢。抓到汉奸恶霸后，他不怕遭受报复而牺牲，自己出面审判并亲自动手杀汉奸、恶霸。他这样做，群众有了主心骨，也敢于反奸除霸。牺盟会里阎锡山的人不赞成减租减息，华国锋有理有据地批驳他们，他说话语调平缓，语速不快，但句句实在，并且讲到要害，使反对减租减息的人哑口无言。有的地主虽然有抗日之心，但怕自己吃亏，不愿意减租减息。华国锋就耐心说服他们：国难当头之际都应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和日军决一死战；头可断，血可流，民族气节不可丢，日军不打倒，国亡家难存。在他动员下，地主们自愿减租减息。他经过减租减息试点后，在交城大部分村废除了按人口摊派，改为按地亩摊派。减租减息又使民众看到共产党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真心实意跟共产党走。华国锋还对个别坚持反共立场的村政权进行了改选，从群众中推选出大家拥护的爱国分子担任村长，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贫苦农民抗日的积极性，拥护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积极分子日益增多。
筹集军粮、军费、枪支，开展各项劳军工作，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是华国锋宣传、组织抗日的重要内容。抗日统一战线时期，阎锡山的势力在交城还不小。他们对给八路军筹集军饷百般刁难。华国锋与他们斗争的方式特殊，一方面，他讲话和气，但句句占理，使人心服口服，另一方面他工作扎实细心，筹集到的粮款，到底有多少，哪天运来的，存放在哪里，他一清二楚，阎锡山的人想隐瞒也瞒不住。
牺盟会与阎锡山的关系完全脱离后，华国锋即以共产党地方领导人的身份，独立组织群众抗日，主要是有序开展扩兵、做军鞋、献金、献粮的“四大动员”。经他动员和组织，民众中涌现出许多感人事迹。华国锋组织交城青救会员动员当地青年自愿报名参加八路军。有一家，已经有一个男孩参加抗日牺牲，只有14岁的弟弟坚决要求参军抗日，但父母不同意他参军，华国锋也考虑，这个男孩是这家的独苗，亲自找这个男孩谈话，劝他在家照顾父母，好好参加生产，支援八路军，也是抗日；但这个男孩坚决要求参加八路军，他父母见华国锋这样通情达理，替群众着想，就改变了想法，主动送这个孩子参加了八路军。有一个村子，曾遭受日军烧杀后，人口已经不多了，但老乡们考虑到，年轻人不参加八路军也会被日本人杀掉，主动送年轻人参加八路军，一夜间就动员了20多名青壮年参军。在动员群众做军鞋问题上，华国锋很务实，他根据各户贫富不均的情况确定任务：有钱人家妇女每人做一双，再摊派一定数量的布料，中等人家妇女自备鞋料做一双，贫穷人家妇女只出工做鞋。华国锋动员商人、老财和富裕人家献金、献粮时，对主动捐献的大力表扬，对不愿捐献的人家，摸清底细，分派任务，限期完成，然后组织群众，将献出的粮食和金、银、首饰、玉器、珠宝等集中运往晋西抗日根据地。许多妇女献出戒指、耳环。许多贫苦农民自己吃糠咽菜把省下的粮食捐献出来，但华国锋却把一些粮食返还，让贫苦人能够吃上饭，此举深得人心。华国锋还亲自做一些富裕户工作，多为八路军捐献。在他说服动员下，有一个爱国商人自愿献出100石粮食，并用100块大洋买来枪支和子弹送给八路军。华国锋还收集国民党前线溃兵的枪支，送给八路军，部分用来武装当地民兵。在华国锋宣传组织下，交城民众的劳军工作热火朝天，群众自愿组织起来，为部队磨面、碾米、蒸馒头、烙大饼、扎担架、送情报……华国锋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的成效也十分显著，抗日期间，经他组织、动员青壮年参加八路军的就达到一万多人，足够组建一个师。这些人中不少人后来在战火中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华国锋的“四大动员”为晋西北抗日政权克服财政困难，补充八路军兵源，起了重要作用。
培育民兵英雄的政委
交城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出民兵英雄最多的一个县。著名民兵英雄段祥玉、崔三娃、韩凤珠在抗日战争时被授予“晋绥边区特等民兵战斗英雄”的称号,曾于1944年12月到兴县出席晋绥边区群英会。作家马烽、西戎慕名采访他们,根据他们的战斗生活写成小说《吕梁英雄传》,广为流传。但是人们并不知道，这些民兵英雄都是华国锋培养的。交城许多抗日老干部曾建议写一写华国锋培养民兵英雄的贡献，但华国锋生前坚决不允许，也不允许任何人搞这方面的宣传，但交城人民却记在心里。
华国锋当交城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本来是抗日联合战线组织头头，但当年交城抗日的特点是：由救国联合会主任承担组织抗日武装和对日伪军作战的任务。华国锋实际上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力量的组建者和最高领导人。
华国锋工作重点自然是组建游击队和领导游击队作战。日军侵占交城后，交城各地涌现十几支抗日武装，少的有十几人，多的有一百多人，有的是共产党组织的，有的是农民自发组织的，有的是过去的土匪武装，有的是国民党派人组织的，有的是阎锡山手下的散兵游勇。这些武装互不统属，除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外，其他武装纪律不严，武器装备很差，有的武装以大刀扎枪为主，只有几杆土枪，枪略多一点儿的，也破旧不堪，子弹很少。华国锋的任务是把这些武装统一起来，由共产党领导。他只带一两个人，徒步穿行于交城山沟中，找到各抗日武装，做动员和组织工作。华国锋真诚坦率，讲的道理直白实在，让不同种类的抗日武装人员由衷信服，都愿意听他的指挥。在华国锋努力下，交城短时间内就把这十几支抗日武装组织成县游击大队，由共产党领导。按照组织安排，华国锋担任县游击大队政委，统一领导县游击大队。华政委，就是从那时叫起来的。
刚刚组织游击队时，参加游击队的农民很散漫，不会打仗，也没有很高的觉悟，华国锋亲自对民兵进行思想教育，手把手地教他们使用武器，进行军事训练。经过训练，参加游击队的青年不仅提高了抗日觉悟，增强了组织纪律性，还很快掌握了游击作战的要领。华国锋还亲自带领他们作战，使交城游击队成为远近闻名的打击日伪军的善战队伍。
当时日军士兵武器是“三八大盖”，射程远，杀伤力强，而交城游击战士一半人配的是大刀扎枪，另有一半人手中有枪，还是“汉阳造”，威力远逊于“三八大盖”。日军平时每人每月训练实射子弹500发，作战时子弹更加充足，而华国锋领导的游击大队，平均每条枪只配一两发子弹，平时训练舍不得打，只有作战时才能用。这种情况造成了日军射击准确度高，而我方射击准确度低的现实。华国锋认真考虑了这一现实情况，想出了一个提高我方射击准确度的办法：重点培养那些觉悟高，悟性强，作战机智勇敢，杀敌多的民兵，将相对好一点儿的枪发给他们，子弹也多配给他们，平时将他们集中起来，枪下吊着砖头刻苦训练无弹射击，让他们成为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同时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组织纪律性，作战时，培养出的这些人，极大提高了游击队战斗力，杀伤日军的数量非常多，这些人很快就成为在当地以至山西省都有声望的民兵英雄，日伪军也闻之丧胆。
华国锋培养民兵英雄不限于培养神枪手，还培养“全面手”，培养的重点地区在文水和交城交界的晋绥边区八分区。华国锋在抗战8年时间里一直住在八分区的会立、关头的游击队根据地。这里离太原仅55公里, 是敌人重点“扫荡”的地区，日本人的汽车一个多小时就到，抗日最艰苦的日子里，日伪军几乎每天都来“扫荡”，因此，八分区是晋绥干部、战士、群众牺牲最多的地区之一。华国锋曾回忆说:“交城的地域非常重要,靠近太原,像一把尖刀似的插在那里。交城付出很大的代价,山区里面的人基本都杀光了。”敌人残酷的烧杀也激起民兵更强有力地打击日寇。他们在华国锋指挥下，埋设地雷，打麻雀战，打伏击战，消灭大量日伪军。敌人派重兵“扫荡”，他们就在山沟里牵着敌人转。游击队员穿的都是土布衣，颜色和当地土山一样，埋伏或者转移时，日军很难发现。日军经常在追着几个民兵时，不一会儿，就找不见人了。待敌人疲劳时，华国锋再组织游击队发起突然袭击，打得敌人蒙头转向。没有战斗时，华国锋就引导游击队员苦练无弹瞄准，作战时沉着射击。短短一年时间，八分区民兵射击水平甚至超过八路军正规部队，还涌现出10多个神枪手。华国锋每到一定时间，就统计战果，评比组织纪律性，民兵受到鼓励，作战积极性更高了，像段祥玉、崔三娃、韩凤珠那样的民兵英雄就是这样产生的。
交城民兵英雄人物的事迹，通过《吕梁英雄传》，流传下来。华国锋虽然决不让人宣传自己，但当年他因为培养出大批民兵英雄受到了中共山西省委的多次表扬。党组织也进一步委他以重任，先后任命他担任交城、阳曲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领导民兵打仗。
漂亮的伏击战
华国锋擅长指挥民兵打伏击战。有一次漂亮的伏击战，值得一提。1939年春，住在熬坡村的华国锋获知，驻扎在罗城据点的日伪军300多人，到农村烧杀抢掠后，回去时要经过开垣庄村。华国锋分析后认定，这些日伪军横行霸道，骄横惯了，国民党抗日部队被他们打跑了，他们就不把当地抗日武装放在眼里，更不知道当地民兵组织已经建立起来。他决定趁敌不备，打一次伏击战。他从各村游击队调集来200多人，分析敌情，决定在游击队人数少于敌人，武器更落后于敌人的情况下，用地雷炸敌人。他派出几个民兵远出打探敌人行止，然后亲自选定敌人必经的太汾公路，将两公里的道路破坏，让敌人行进困难，然后指挥、并和游击队员一起，在开垣庄村东口埋下大量土法造的地雷，另外派民兵坚壁清野，组织群众转移到山区，防止敌人报复杀人。当300多日伪军走到地雷阵时，华国锋下令拉响地雷，当即炸乱了敌人队伍，炸死炸伤10多个敌人。趁敌人惊魂未定时，华国锋下令游击队员向敌阵甩手榴弹，炸得敌人血肉横飞。当敌人刚刚清醒过来准备反击时，华国锋早已率领民兵撤退到山沟里了。这场伏击战，打死打伤日伪军60多人，而游击队无一伤亡，是游击队以少量部队打击人数较多敌人而代价却极小的漂亮战役。
独立作战
1940年至1942年是晋西北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到1942年10月，晋西北根据地人口由300万减少至100万；交城山抗日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三分之二以上，有被日伪军吃掉的危险。而华国锋领导的晋绥八分区，则处于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南大门，对敌斗争最前哨。交城山根据地能否保住，八分区能否生存下来，关系晋绥抗日大局。此时，华国锋担负起了保游击队生存、保根据地存在的重担。
挑起这个重担并不容易。当年，由于晋绥地区日伪军反复“扫荡”,实行“三光政策”,交城抗日根据地大部分已经不存在了。八分区根据地只剩下距离敌人据点远的17个行政村子(有的只有两三户人家)和没有建立“维持会”的100个自然村。这些村子分散在深山丛林中,人口稀少,总共只有几千人。敌人深入到根据地的岔口、芝兰、榆林山、归化、草头庄等地设立据点,修筑碉堡。驻扎在八分区的日军达4000人,伪军2000多人。四周都是敌人占领地区，八分区孤立无援，成为独立作战的地区。
与上级音讯隔绝，没有物资给养，没有补充的枪弹，没有药品，又面临强大敌人把游击队和根据地赶尽杀绝的猖狂“扫荡”，一切都要年轻的华国锋独立判断敌情，独立决定行动路线，独立制定作战方案。就是在这样艰难情况下，华国锋却带领抗日民众和游击队坚持下来，并且独立作战，频繁打击敌人，牵制了大量日伪兵力。
华国锋从敌我形势实际情况出发，确定把保存实力放在第一位。敌人数量多，武器好,火力强,因此他率领的游击队，决不与敌人硬打硬拼，而是频繁转移，让敌人摸不到游击队的行踪。离敌人30里地的地方，他们决不停留一顿饭的时间，白天决不在村子里住，夜晚才回村里住，天刚蒙蒙亮，就爬上高山,隐蔽在密林之中。华国锋曾回忆那段岁月时说:“晚上,我们将帽子向下一拉就进村,住到堡垒户。群众节省一点莜面、白面尽量地给我们吃。群众要依靠我们赶走日本人……交城的乡亲们实在好。交城的人民实在太好了。”
为了扩大游击队活动和转移的范围，华国锋按照实际情况，正确对待“白皮红心”的村公所。这些村公所的村长，对共产党的游击队、阎锡山的顽固军、伪军，都接待，各方面人物来村公所，都穿着便衣,表面上看不出谁是哪部分的。但白皮红心的村长心里向着共产党。华国锋他们经过做工作，大部分村公所成了共产党的接待站和暗哨。他们一到某个村子，首先找村公所。华国锋后来回忆时多次讲：这些村长真有本事,一见你,说上几句话,他就能分辨出你的真实身份,应对自如。
3年艰苦岁月的独立作战，华国锋领导的游击队发展起来了，原来只剩17个行政村、几千人口的根据地扩大了。到1943年，八分区根据地全部恢复，还摧毁了许多日伪军建立的据点。
智取草庄头
华国锋领导八分区独立作战摧毁日伪军据点的典型战例，是智取草庄头敌人据点。
草庄头位于交城县以北20公里，北距古交县(今太原市古交市)30公里，东南距清徐县16公里，是控制3县的战略要地，太原的交通要道，也是晋绥根据地的重要出口，日伪军在这里苦心经营，建立了规模很大的据点，驻扎日伪军100多人，武器装备也是当时日军中最好的。日军企图用这个据点，控制3个县，保障太原北部地区交通顺畅，同时在1941年华北实行“强化治安”运动中，以此为支点，把手伸向交城山根据地，进而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交城全部抗日武装。
华国锋对这个日伪据点的危害十分清楚，也认识到，拔除这个据点，对于切断敌人交通，孤立和各个击破敌人意义重大。因此他早就想拔除草庄头据点。为了顺利拔除敌据点，他临时组建了交城草庄头对敌斗争领导小组，领导这次战役。考虑到据点敌人数量和装备情况，华国锋首先做的事是集中兵力。他把八分区最精锐的部队调来，专门组成交城支队，任命分区副参谋长吕怀忠当支队长。他又把交城县游击大队中包括神枪手、爆破手、侦察能手的民兵英雄全部调来，组成精干的武装工作组，又调集附近村庄民兵，在草庄头四周驻扎，形成了一个宽大的包围圈。
之后，华国锋召开草庄头对敌斗争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分析草庄头据点敌情，研究拔除方案。会上，有人主张派爆破员先炸敌炮楼，然后组织民兵主力强攻；有人主张长期围而不打，把敌人困死。华国锋认真听取大家意见后，提出了自己反复考虑的意见：草庄头工事坚固，敌人火力强，又早有准备；这个据点距清徐、交城两座县城近，如果强攻，会造成民兵很大牺牲，而敌人援兵一到，我们的部队会受到夹击而遭受重大损失；长期围困，也不是上策，因为据点中的敌人有充足的物资储备，加上这个据点与清徐、交城两座县城的交通没有中断，敌人定期派重兵押送粮食和弹药供给这个据点，困不死敌人，而这个据点多存在一天，对我根据地的威胁就存在一天，必须尽快解决。
怎么拔除这个据点？华国锋决定智取。他反复思考，想出一个办法：把据点内的中国人争取过来，里应外合，奇袭据点。他经过分析，认定据点里为日军做饭的伙夫王贵生和采买员可以争取。就先派敌工科的同志和这两个人的亲属谈，这两个人有一定觉悟后，华国锋就亲自和他们谈。华国锋和他们谈话很实在，几句话就摆明了利害关系，还很实在地把我们的作战方案告诉他们，交待他们，只要半夜起来打开据点大门，发出信号就行，还替他们想好了保护自己，能够全身而退的办法。这两个人也痛恨日寇，又觉得华政委这样信任他们、关心他们，很感动，表示哪怕牺牲也愿意为八路军做好这件事。此时，日伪军抽调兵力“扫荡”晋西北根据地，后方空虚，华国锋认为智取草庄头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再次召集对敌斗争领导小组会议，周密筹划了攻打时间、采取的方法、兵力安排及具体战斗计划。最后，华国锋拍板：9月18日夜拔除草庄头据点。
9月18日午夜，华国锋率交城支队、武工队和附近各村民兵，依次摸到敌据点山脚下。夜里11点半，王贵生在日军接班前打开据点大门，并打出信号。华国锋即率部队悄悄摸入敌据点，解决了敌哨兵后，突然闯入敌兵营，开枪击毙试图反抗的日军。华国锋事先安排好的三部分人，一部分把敌人所有枪支收缴，一部分人把敌人的衣服裤子抱走，一部分人冲上去用绳子捆敌人。只用了20多分钟，全歼日军30余人，俘虏伪军及接受投诚者70余人，缴获迫击炮、重机枪、步枪等大批武器和大米、白面、罐头、饼干、香烟等大量物资，撤走时一把火烧掉这个敌人据点，在我方无一人伤亡情况下彻底摧毁了日军这个据点。
拔除草庄头据点，解除了日伪军对我根据地的威胁；我游击队控制此地后，反过来又对交城县、古交县、清徐县的敌人造成强大压力。彭德怀、刘伯承得知后，称赞说：“你们这一仗打得很不错，用了黑虎掏心战术，是一个很好的战例。”
“挤”走日寇
芝兰村是个较大的村镇，处于西治川、原平川、屯兰川的交界处,是八分区党政军机关驻地———关头的门户。日寇在这里的兵力多，武器装备好，给养充足。而我游击队则没有粮食、油、菜,只能吃野菜、榆树皮、黑豆,冬季没有棉衣、棉鞋。时间一长，游击队员体质下降，非战斗减员越来越多。敌人长期盘踞这里，也使我抗日武装行动不便。把芝兰村日寇赶走，成为华国锋日夜思考的问题。
1942年秋天,毛泽东提出“挤敌”的方针后，华国锋开始反复思考如何挤走芝兰村敌人的办法。他到离敌人据点十几里地的双龙村召开区委、一营负责人、民兵干部会议，提出：要认真领会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挤”字。现在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我们没有能力“打”“赶”敌人,只能“挤”。怎么“挤”？华国锋认定，“挤”，就是围困。大家都赞成他的意见。于是会议决定：动员芝兰镇附近15里的群众搬到我军控制的晋绥根据地去，对芝兰村实行坚壁清野。1943年2月底，华国锋派民兵在山上监视敌人的行动,命八分区部队和民兵先后掩护芝兰据点周围15里内的群众只用一晚上就全部迁到根据地，使据点周围一夜间成为“无人区”，敌据点成为孤岛。日军找不到粮食吃,找不到柴烧,只好从城里运来，而当敌人运输粮食、柴草时，我游击队则找机会伏击敌运输队，把运输队打回去，芝兰村的日寇得不到给养，就跑出15里外从老百姓手里抢。华国锋就组织游击队沿路伏击敌人，让日军付出极高代价。为了彻底把敌人“挤”走，华国锋决定游击队集中于敌人据点周围活动，白天敌人出来，就派神枪手打冷枪毙伤敌人，半夜则时常放鞭炮，敲锣打鼓惊吓敌人，使敌人惊惧不得安睡。他还决定卡断敌人水源。芝兰村只有一口井,离炮楼有数百米,日寇每天出来挑水吃。华国锋就指挥民兵中的神枪手，躲在山梁上专门射杀挑水的日军。日军往往派许多人掩护几个人挑水，却被我民兵神枪手射杀，挑不到水。歹毒的日军知道抗日游击队不打老百姓，干脆抓来老百姓逼迫他们为日军挑水。华国锋见此情形，心生一计：将死猫、死狗扔到井里,让日寇无法喝。日寇渴急了，逼老百姓将井水淘了照样喝。华国锋听取一位老人的计策：把头发剪碎了扔到井里。日寇淘不尽碎头发，只好放弃在这口井取水，转而组织了一个毛驴队到附近山沟里驮水，并派出大批日伪军联合护卫。华国锋根据这个情况，在日军驮水毛驴队必经之路埋伏下多个民兵小分队，见到毛驴队过来，只瞄准日伪军开枪，打完就跑。日军驮水毛驴队每走一两里路就遭到伏击一次，驮水一次，就要伤亡多人。而驮水的老百姓却毫发无伤。当地老百姓编了一个顺口溜：“鬼子汉奸护驴队，一天三时来驮水，水没驮上往回跑，喝点驴尿尝尝味。”日军喝不上水,再也无法生存了。1943年7月21日，芝兰村的日军，在文水和东社据点敌人接应下，炸毁碉堡，撤兵西逃，八分区腹地三分之二的土地获得解放，敌进我退的被动局面转为敌退我进的主动局面，进而把对敌斗争的中心由山区转向晋中平川。
1944年9月，毛泽东得知交城芝兰日寇据点被“挤”掉的消息后，当即向晋绥分局电示：“在其他各分区也令他们开展八分区那样的战斗，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时年22岁的华国锋指挥的芝兰战斗规模不大,却成为抗日游击战的典范之一。芝兰的群众至今仍记得这场战斗,他们在那口水井上建了一个棚子,作为抗日战争的文物保存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