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地
父亲的“呆”尽管早有人说，但被叫响直呼“周呆子”其名的，据母亲回忆是老省长惠浴宇。此后，父亲的“雅号”被传为了美谈。有位作者还以《周呆子———周一峰》为题，写了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收录在《共和国第一代“父母官”》一书中。
在父亲百岁诞辰之际，我们觉得应该为父亲的“呆”说点什么，于是根据长辈们的述说，父亲老战友的回忆和父亲言传身教的一些尘封往事，来回顾一下父亲“呆”的片段，希望给后辈留下一点宝贵的精神财富。
“不会再回来了！”
小时候，我们竟然不知道还有个爷爷，直到“文革”初的一天，父亲被造反派抓走了。一夜之间，南通地委大院批判“头号走资派周一峰”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其中大量篇幅提到一个名字———周公谋，国民党少将，反动派，我爷爷？记得大字报旁还有一副对联，上书“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震惊之下，我们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文革”后才搞清楚，我们确有这样一个爷爷。
周公谋，广西鹿寨人，壮族。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求学期间就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了同盟会，先后担任中山先生的秘书、广州革命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委员。民国初期，又被中山先生委以重任，派往东莞和桂林当县长，以解决广州新政府的财源。1925年，中山先生逝世后参与了“倒蒋”活动，后被蒋介石削去官位，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的闲职，养在上海。政治失意，生活优越，十里洋场，花园别墅。父亲1915年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民国初年的官宦家庭。
父亲原名周民风。10岁时由于我爷爷娶了“二房”，奶奶一气之下带着父亲回了老家。听家乡的老人说：“那时很苦，你爹和我们一起放牛，一起捡柴禾；小伙伴被欺负了，他出头打抱不平，他就有那股子劲！”几年后，奶奶在老家忧郁而死，悲愤的父亲被爷爷强行接回上海。回乡的这段经历和老家农民的困苦境遇，在父亲年少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935年，父亲就读复旦大学经济系时，已经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一二九”学潮，父亲带头组织同学参加去南京请愿，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由于面目很“红”，被国民党当局秘密逮捕。当时曾祖母从广西老家赶来，要我那“少将”爷爷跪下，逼住要“大孙子”。爷爷使钱通关节，最后找到戴笠，才把人“捞”出来。出狱后的父亲更坚决地投身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1937年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时，被炸成重伤。据姑姑回忆，当时到死伤人员收容所翻尸认人，发现了父亲脚上的鞋，才将他救下。
淞沪会战后，上海沦为孤岛。已是共产党员的父亲，伤愈不久就奉中共江苏省委的指示，奔赴江北，开展敌后抗日斗争。父亲毅然走出了这个家，留下一句话：“不会再回来了！”是的，爷爷周公谋少年得志，中年落寞，纵有满腹经纶，一腔抱负，但没有勇气舍弃，终落入旧势力泥潭。父亲对此深恶痛绝，他没有再回去，他奔着自己的信仰去了。在他的影响下，两个弟弟周民震、周民霖也参加了共产党。舍弃舒适生活，投入浴血抗战，这头拴在裤腰带上，性命攸关，用上海人的话说，戆勿戆？但父亲选择了这条路！
小江轮缓缓地驶离了上海，面对涛涛浊浪，父亲凭栏沉思着：理想和现实是如此的遥远，要完成信仰赋予他的使命，就必须义无反顾地踏破眼前这惊涛骇浪，勇往直前！父亲的人生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保一旅的故事
在国民党如皋县常备二团（后扩编为保安一旅），父亲开始了孤军奋战的“地下工作”。由于他勤奋干练，处事机敏，又有文化，很快取得了顽军的信任，被提拔为营指导员。
当时保一旅盛传“周民风救了童瞍的命”。童瞍是旅长薛承宗的亲信，担任一团团长。一次，童瞍带人去安徽天长买枪，他看不起文职人员，让父亲在船上候着。结果因言语不合被当地民团抓了起来。父亲闻讯，挺身交涉，以理服众，使童瞍得以解脱，并买回了枪支。
通过此事，童瞍认为父亲有胆识、能应变、讲义气，向薛承宗要他到一团去当政训室主任。这距父亲离开上海还不到半年时间。
父亲在保一旅广交朋友，关心下属官兵疾苦，把自己仅有的津贴都拿出来，为他人排忧解难。他在教育团结爱国进步青年中，先后发展了朱国成、贾震、汤宗、季玲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推荐部分党员担任营连副职，从而扩大了进步力量，掌握了部分武装，为进一步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0年夏秋，父亲奉命撤出保一旅，改名周一峰。旧属十分怀念他，后来也参加了革命的张晓天，用京剧《追韩信》的曲调，编了一首唱词：“听说民风他去了，不由我晓天心内焦……”留恋之情，溢于言表。就连保一旅旅长薛承宗也不无感慨地和手下人说：“周民风虽与我等政见不同，但友情还好，他走应该告诉我们一声，也好备杯水酒给他送送行啊！”
当年曾任中共江北特委书记的唐守愚回忆说：周一峰是单枪匹马地在薛部开展工作的，他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打开了局面，站稳了脚根。由于工作开展较快，并且建立了秘密基层党组织，他深感一人力量有限，顾了上层统战工作，就顾不了基层党组织的发展和新党员的培养。因此，他向特委要求增派干部，加强党的领导力量。省委就把钟民和其爱人王本英派来。我最初曾经耽心这样的安排可能会影响一峰的情绪，因而在向他们分头宣布特委决定时，都告诉他们要注意搞好团结。后来事实证明我是过虑了。一峰将钟民安排到政训室当干事，将王本英介绍给薛承宗当家庭教师，为他们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工作条件。钟、周两人相处得很好，做到了相得益彰。由此可见，一峰在处人处事方面，不论是党外还是党内，都能够从革命利益出发，而毫不计较个人得失。
1940年秋，新四军东进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保一旅旅长薛承宗秉承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的指令，企图抢占如皋营溪，阻遏新四军东进。保一旅地下党员朱国成乘侦查之机到如西找到父亲汇报了这一情况。父亲沉着机智，现“绘”了一张新四军布防图，让朱拿回去。结果，保一旅冒进到营溪时，父亲发展的地下党员杨行健率领九连战场起义，新四军勇猛出击，一举歼灭了保一旅先头部队。事后新四军将俘获的保一旅副团长张元以下200多人放回，使得保一旅在之后的黄桥决战中消极应付、观望不前，大大削弱了韩德勤部进攻的势头。
同年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又掀起新的反共高潮。在曹甸一带，韩德勤摆开要与新四军决战的架势。为了策应曹甸战斗，陈毅命陶勇、刘先胜率三纵主力由掘港赴海安待命。此时，驻石港的国民党顽固派徐承德部，认为有机可趁，企图趁夜向通如海启抗日指挥中心掘港进犯，一场恶战即将爆发。
12月26日晚，保一旅特务营指导员胡维寅气喘吁吁地跑到马塘，找到时任新四军马塘办事处主任的父亲：“周先生，快走吧，他们马上要来抓你。代旅长詹长佑已和徐承德勾结，今夜就要进攻掘港了。”父亲处变不惊，对他表示感谢，并告诉他：“我们早已得到情报，正等着他们来呢。”送走胡维寅，父亲立即组织马塘抗日民主政府的干部、党员疏散转移。随后，他只身一人直奔掘港，消失在沉寂的夜色里。后脚詹长佑赶到马塘，折腾半夜竟未抓到一个共产党。真以为新四军早有准备，不敢配合徐承德了，只“作壁上观”。结果徐承德部单兵冒进，被严阵以待的掘港军民打得落荒而逃。
事后，陶勇司令说：“了解到战前马塘发生的这一情况，大家都很钦佩一峰同志，两个月来不辞劳苦地奔波在顽军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我党统战工作的这一胜利，已经形成兵不血刃，挫其一路的有利战局。”
“就是要公开的武装坚持”
1941年初，南通中心县委决定，组建中共南通县委，由父亲兼任书记。他派出民运工作组，深入通中、通东并逐步向边缘地区拓展，宣传抗日救国，培养抗日积极分子，大力发展党的基层组织。从1941年到1942年初短短一年时间，县基层党支部由17个发展到97个，党员人数由205人发展到1300多人。
这期间，日伪对苏中四分区实行残酷“清乡”，矛头首指南通县。面对凶残的敌人，严峻的形势，父亲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始终坚守在“清乡”圈内，像钉子扎在敌人心脏。他带领根据地军民坚持原地斗争，同生死、共患难，极大地鼓舞了南通县军民反“清乡”斗志，瓦解了日伪对“清乡”区的封锁计划。
有这样的故事，1944年2月，刘桥区委开会时，突然遭到日伪军袭击，到会的许多干部被俘牺牲。父亲闻讯，不顾敌情不明、路途艰险，只身带一警卫员穿越敌人封锁，毅然从几十里外星夜赶赴。侥幸脱险的刘桥区委书记程俊贤等人，看到父亲疲惫而坚毅的身影，眼睛湿润了：“周政委在，我们心就定了。”
解放战争之初，父亲在华野七纵队参加了“七战七捷”战役。主力部队北撤时，为坚持苏中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父亲又奉命回地方，与洪泽、梁灵光带着一个连的部队，组建苏中九分区。
1947年5月，为了打乱敌人的“清剿”计划，父亲和九分区司令员梁灵光、王治平、施亚夫等人分析敌情后，派七团南下海启，打掉了灵甸据点，并全歼增援敌人。这一仗，打在敌人“七寸”上，迫使敌人撤回了对通中、如东的“会剿”部队，支援了苏中一分区的对敌斗争，获得华东军区首长陈毅、粟裕、谭震林等的传令嘉奖。九分区部队随后又乘胜发起了太平庵桥、刘桥、余东、麒麟镇、阚家庵等据点攻坚战，屡攻屡克，并两次驰援一分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1.6万多人，夺回了根据地。为此，苏中区党委给予了高度评价。姬鹏飞政委说：“九分区坚持了原地斗争，战绩很大。九分区的武装，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下，胜利的完成了坚持任务”。
战绩赫赫，这是父亲狠抓地方武装力量建设的结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父亲一次次把县团和分区部队成团建制地输送到“主力”部队；又一次次“新起炉灶”，在战火中锤炼出一支支能打善战的部队；竟有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父亲就动员了8000青年参军。在他当年的“报告”里是这样说的：“根据抗战时期‘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所谓坚持，就是要公开的武装坚持，寻找战机，积极打击敌人，这样才能保存自己。”
当年的分区副司令谢中光说：“解放战争中，九分区之所以能顽强地坚持原地斗争，与一峰同志的这种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他还举了一反例：“与此相反，当年受命在一分区南线靖泰地区坚持的一分区副政委许某某，却强调说什么‘塘小鱼大’，反对扩大武装，将部队分散活动，在国民党军‘清剿’时，他带着部分部队逃到东台海边，受到苏中区党委的严厉批评。两种思想，两样结果。我对一峰同志的远见卓识，不禁由衷的敬佩。”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日子里，面对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强敌，父亲一次次坚持原地斗争，以命相搏，以弱胜强，他过人的智慧和舍生忘死的精神令人难忘。
“我当副手”
渡江战役前，父亲由南通地委书记调任华东警备第八旅政委。渡江后，华东局拟任命父亲为松江地委书记。但父亲考虑，地委由苏中渡江干部和山东南下干部组成，把正职位子让给山东同志，对协调工作会更有利。旋即向华东局提议由山东南下的张彦任正书记：“我当副手，配合张彦同志工作。”华东局同意了他的请求。
在工作上，父亲积极主动，毫不“谦让”。
松江地区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群众革命觉悟有待提高，显然，不能简单用老解放区的工作方法来开展工作。父亲带头深入基层，走访市民、农民和当地的工商业资本家。很快，松江一带群众的疾苦，城乡生产、生活状况和问题，他了如指掌。
用什么办法把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发展生产，建设家园呢？父亲想到党的“统一战线”，决定召集各界群众的代表会议，让群众从自身的愿望出发，建言献策，共商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和处理劳资纠纷等措施，再由政府研究、规划、落实。
父亲在松江县试点的方案，得到地委赞同并报告了华东局。当时的华东局主要负责人非常高兴，要亲自到松江县参加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949年9月30日，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举行，各阶层齐集一堂。代表们各抒己见，热烈讨论，有时争得不可开交，会议的民主气氛浓烈。县委、县政府汇集各方意见后，形成工作方案和公约规章，大家心悦诚服。松江地委将这一经验推广到全区，解放不到一年，“新政权”的工作局面迅速打开。
父亲创造的这条“人民当家做主，共产党领导、指导的方法”，在当时影响极大。当年10月13日，毛泽东主席向中共中央各大区局发电，要求各局领导“仿照办理，抓紧去做，并请你们选择一个县，亲自出席，取得经验，指导所属”。同时，毛泽东主席给华东局去电，称赞松江县做了“一件大事”。之后，《人民日报》、新华社向全国推荐介绍了松江经验。
不买“照顾菜”
上世纪60年代初，正是3年自然灾害期间，粮食、副食品供应都非常困难。当时机关食堂为照顾省级领导的身体，提供一些市场紧缺的副食品，名曰“照顾菜”。最高标准，也就是每月猪肉3斤、蛋品1斤半、猪油半斤和家禽1只。相当于现在3口之家一周左右的伙食消费。当时我们家老少9口人，孩子们都在长身体，父母没日没夜工作，确实也需要增加营养。可就是省里规定的这点照顾，也被父亲放弃了。但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做？《周呆子———周一峰》一文中把当时的情景还原出来：
一天，周一峰到苏北某地视察，看到当地群众，靠山芋叶子加玉米面熬汤糊口，有的人家玉米吃完了，用玉米芯磨粉，连水带渣吃，全家熬锅南瓜糊就算开荤了。这还算好的，门外还有要饭的成群结队。
回到省城家中，丈母娘见女婿风尘仆仆，全身疲惫，下厨炒了几个略带荤腥的菜。吃着吃着，苏北老百姓艰难的情形在眼前浮现，他眼睛湿润了。
“娘，以后不要到食堂买这些菜了，到街上随便买点吧！”
“民风，不是妈讲究，你看孩子们正在长身子，你整天操劳，又黑又瘦，顾斌不在家，谁要有个好歹，我怎么交代？再说，这是按规定的，又不是我们一家在那里买菜。”
“娘，你不知道，下面的老百姓生活多难啊！一天一人一两玉米面就算不错了，我们这些人有责任啊！”
在周一峰的动员下，老太太再不去买“照顾菜”了，每天饭桌上只有“飞机包菜”、萝卜干之类的菜了。
时间不过一个月，周一峰用自行车推着一个老太太去看病，老人说话吃力，身上肿的一按一个坑，眼都睁不开了。
“周省长，这是你什么人？”
“孩子他外婆。”
大夫愣愣地看着周一峰，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感谢作者为父亲留下的这些文字，我们很感动。父亲的这种“呆”，实在是一个执政者与老百姓同甘共苦的自觉。
父亲要求家里生活上要和人民群众同甘苦，不允许特殊化。当时外婆想方设法，在院子里养几只鸡改善生活，但粮食不够，饲料难买，于是，大哥小风还不过10岁，放学后的第一任务，就是挎个篮子出去挑鸡草，然后再做功课。大姐苏明在春节假日期间，一大早就穿着旧衣服去帮助推粪车。
生活在如此的“高干家庭”，我们是少了很多享受，甚至还吃了一些苦。但我们因此也少了一些高干子弟身上的骄娇二气，在日后“文革”的灭顶之灾中没有沉沦，反倒在逆境中成长起来，与此有一定因果关系。
下派的“福将”
1963年，“三年自然灾害”刚有好转，中央要求加强农业。时任南通地委书记的谢克东患肝炎，急需住院治疗。南通地区是粮棉大区，举足轻重。江苏省委主要负责人想到了当时担任省委常委、副省长的父亲。父亲解放战争时期就是南通地委书记，时隔10多年又要从省级领导职位回到原岗位。换作别人，会怎么想？但父亲二话没说，主动请缨。
当年的地委副书记王一香叔叔回忆：
一峰同志到南通以后，不是蹲在机关里，而是带一个秘书，两条被子，两双碗筷，一个县一个县地到乡村作调查研究。交通不便，他就踏自行车或步行。在村庄田间召开座谈会，现场察看，并且尽量抽时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由于一峰同志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他所到之处，干部群众无所顾忌地向他反映情况，提出意见。
从1963年到1966年，他除了参加必须要他主持的重要工作会议，绝大多数时间在基层蹲点劳动，调查研究。三年里有近两年在基层。有时，一个乡镇，一蹲好几天，几十天。在一峰同志的影响下，地、县两级机关，经常有近三分之二的同志工作在基层。全区上下形成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联系群众之风，现场解决实际问题之风。”
父亲刚到南通的那几年，民间也留下不少逸闻佳传：
刚到南通时，地委大院门前，经常看到一位衣着极为朴素，步行入院的人。每每这时，门卫都“警惕”地走上前去盘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地委接待室不在这边。”等他们看了工作证，无不惊讶地上下打量着这位新来的书记。
一天，周一峰到海门县一个生产队调研。一行人骑着自行车，数周一峰衣着最朴素，他骑的自行车也比较破旧。他们来到一块棉田，蹲下来看苗情。这时，生产队长知道地委周书记来了，赶忙跑来，走到一位比较“气派”的领导面前，激动地拉着他的手说：“欢迎周书记指导工作。”与周一峰同行的人大笑起来。
一次，周一峰在南通县金西参加担粪施肥，穿梭在群众之中。当群众得知这位五十上下的中年汉子竟是副省长，大家惊喜地传颂着“省长和我们一起担粪施肥了，我们更应该出劲劳动，争取丰收呀。”
父亲到南通的4年，南通地区获得了连续4年棉粮大丰收。1963年，全区粮棉总产量超过历史最好水平。1965年粮棉产量双双提前实现了国家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1966年，首次变粮食差进地区为差出地区。有人说父亲是“福将”。但又有多少人知道，为了给人民造福，父亲这个“福将”使了多大的“呆”劲啊。
1965年，省委书记江渭清去南通检查工作时，曾征求过父亲的意见：“南通的面貌已大有改观，是不是可以回省委工作了”。父亲却十分诚恳地要求再让他干几年。这种宁可放弃回省委做官的“呆子”精神，让江伯伯感动了，又一次同意了父亲请求。江伯伯“文革”后回忆这件事时不无感慨：“如果当时就决心将他调回省里的话，他就不会在南通被作为最大的‘走资派’挨批挨斗了。”
“吐血了再说”
1974年下半年，父亲在文革浩劫中被批斗、隔离审查已近8年，在一些老同志的努力下，被放回家“监视居住”。
此时，小儿子高中毕业，面临“上山下乡”。“文革”已进行八九年，因孩子生长发育时期，生活困顿，使得长期营养不良，加上几次肺炎没有很好地治疗，落下了“支气管扩张”的病根，一劳累就吐血。下乡插队去还是不去？父亲母亲的意见产生了矛盾，有这样一段对话：
母亲提议：“民风，我们已经很对不起孩子了，现在有病就应该留在城里，等治疗好了，找一个轻松点的工作。”
父亲反对：“有病可以治疗一段时间，但乡是一定要下的！”
母亲问道：“乡下条件差，生活又艰苦，吐血了怎么办？”
父亲坚持：“先去嘛，吐血了再说。”
母亲无奈：“人家没病还找个理由留城，你怎么这么呆啊。”
父亲执意坚持：“我看他现在治疗恢复得还好，可以下去，不要去争这个‘病留’！”
父亲坚持，母亲也不再说了。母亲的儿女心肠是柔软的，况且母亲已“解放”恢复工作，为儿子去争取个“病留”完全可能，也无可厚非，但她拗不过父亲。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凭父亲对信仰的执着和对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责任感，他必须逼着自家孩子去“响应号召”。当然还有一层希望，让孩子到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农村去经受历练，对日后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也不无好处。
小弟后来在农村一干就是5年，吐血也没有撤退，还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入了党，锻炼了才干。更重要的是，消除了“十年浩劫”笼罩在一个“狗崽子”心灵深处的阴影，增强了自信心，为以后的人生之路夯实了基础。这一切，要归功于父亲当年“呆”的坚持。
“有个地方住住就很好了”
父亲1956年担任副省长，长期主抓财经和工业，省内许多重点工程，都倾注着父亲的心血。
早期的镇江纸浆厂、南京钢厂、南京炼油厂和南京长江大桥，后期的南京化肥厂、仪征大化纤、金陵石化、扬子乙烯、连云港港区扩建、京杭大运河苏北段扩建、镇江大港的建设以及大屯煤矿、徐州电厂、谏壁电厂等等，都留下了父亲辛劳的足迹和汗水，有的工程还是他直接主持指挥部工作。他对这些重大项目，都是一抓到底，越是困难大，他越是狠抓不放。
为解决仪征大化纤征地问题，父亲亲自找县、乡干部彻夜长谈，并研究处理好工程建设和当地经济发展的关系。连云港港口扩建遇到困难，父亲逐一解决，逐一落实。扬子乙烯停缓建期间，多个省市争要此项目，父亲从优化资源配置角度主持科学论证，获得国务院认可：项目留原地建设，不动了！
曾经同父亲一起工作的同志对他的这种务实精神和深入细致的作风都留下极深刻的印象。省长惠浴宇说：“周一峰交代的工作，不会说不清楚的。”还打趣地说：“他电话费要比别人花得多。”
“四人帮”粉碎后，父亲恢复工作。母亲说：“父亲总是懊恼最好的年华、最能工作的时光被白白浪费了10年。他唯有加倍地苦干、实干，把失去时间补回来，浑然不觉自己已是年过花甲之人。”
1978年春，父亲担任南京石油化工总厂的代理党委书记。他像一头垦荒牛，每天东起栖霞山麓，西至燕子矶头，深入工厂车间调查研究，大至环境污染、小至“生活琐事”都亲自过问。他对燕子矶一带的“三条龙”污染（黄龙———硝酸烟雾，白龙———石灰水，黑龙———煤烟）研究治理方案，说“石油化工要发展，不改变环境污染，子孙后代是要骂我们的”；他对当时职工生活中的“三排”现象，即排队如厕、排队洗脸、排队吃饭问题，亲自协调解决，说“群众的实际困难不解决，人留不住，生产也搞不上去”。
1978年夏秋，父亲又负责组建省建设委员会。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建委的工作压力很大。当时省建委办公室就挤在几间车库里，父亲的办公室也只是在中间隔一层板壁，好几位主任挤在一起办公。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暖气，就这样度过了3个酷暑寒冬。同志们建议造办公楼，他总是说等经济情况好转后再说。他不知疲倦地为江苏省的建设呕心沥血，“安得广厦千万间”，却毫不在意自己简陋的工作环境。
父亲对自家的生活条件更是从不在意。1982年他重新担任常务副省长后，机关事务管理局曾考虑，让他搬到莫干路一幢单家独院的小楼去住。他坚决反对，看房也不去，说：“如今不少同志住房问题尚未很好解决，我怎能换好房子呢？有个地方住住就很好了。”
从父亲回省恢复工作后，我们家就一直在一个大院里和别人合住一栋小楼，直到父亲去世。
惠老的笑言
父亲从来不计较职位，只知勤勤恳恳地为人民工作，这在领导层和老同志中常被传为美谈。
1958年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张云逸提出要父亲去任自治区政府主席。确实，要选拔像父亲那样资历、水平、能力的壮族领导干部不容易。但江苏的经济建设需要他，他服从了组织安排。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央又征求江苏省委意见，要父亲去广西壮族自治区出任政府主席。他又表态尊重省委的意见，留在江苏工作。
1983年父亲受中央委派去广西处理“文革”派性斗争的遗留问题，得到了胡耀邦和习仲勋的充分肯定。“处遗”工作组和广西部分干部联名上书，请求中央将父亲留下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父亲得知后，向中央报告，以年龄为由辞绝。
父亲从未提起这些事，我们家里人就更不知情了。管文蔚伯伯有次给母亲说起，结果连她都不清楚具体情况。后来听母亲说，惠老（惠浴宇老省长）曾对父亲笑言：“你个呆子，你当一天都好啊。”当时父亲只是淡然地笑笑。
我们理解父亲。从参加革命那刻起就已抱定为理想奉献一切，所以他矢志不渝；所以他无怨无悔；所以他自始至终不去“争名争位”。他的“呆”，是真正从精神上跳出了这个俗套，真正践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
“要和周政委在一起”
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康林也曾为父亲的“呆”所折服。他回忆，一次打鬼子的伏击，缴获了几十万元钱款和一批枪弹。当时正处于秋季攻势阶段，部队日夜行军打仗，补给极端困难。他考虑把这批款子留给县委、警卫团用，其他同志也都同意。父亲却提出不同意见，说：“我们县、团确实困难，但上级财政困难更大，这笔款子上缴能派上更大用场。”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感动了大家。旅部收到这批款子后，陶勇司令员、姬鹏飞政委特地来电表彰。
康林叔叔和父亲相识在1944年。南通警卫团殷逸团长刚牺牲，他被调任警卫团团长。当时父亲是南通县委书记兼警卫团政委。康林叔叔担心自己是“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能否相处好？结果到任那天，父亲非常平和谦逊，互相谈得很投机。康林叔叔回忆说：“从那以后，我俩日日夜夜战斗在一起，互相承担着喜悦和忧虑。直到年底他调到地委工作，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分开。”
康林叔叔和父亲共事只有7个多月时间，却已结下深厚的战斗友情。“文革”期间，康林叔叔执意来看被“监视居住”的老战友。父亲动情地说：“老康，我还在被审查，你特意来南通看我。许多一起工作的同志都不敢接近，你却千里迢迢打上门来，真是战友情谊深似海啊！”
1991年，父亲去世时，康林叔叔老泪纵横，抱病写了悼念文章。也许那时，他已经作出一个决定。是的，1995年，康林叔叔逝世，按级别，他可以葬在北京“八宝山”，或者回革命根据地———江西老家。但他临终决定是“要和周政委在一起”！于是，在他们战斗过的地方———南通，一个“工农干部”，和一个“知识分子干部”生死相依在一起。康林叔叔是认同了父亲的“呆子”魅力，“黄泉”路上为伴，也是打虎亲兄弟！
我们为父亲的“呆子”品格感到骄傲，感到无上荣光！收集以上点滴，谨以此献给我们的好父亲———周一峰100岁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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