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惠僧在北京地区的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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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早期党员包惠僧曾于1922年6月至1923年9、10月间，在北京地区从事过一年多的革命工作。时间虽然短暂，却对北京地区革命运动尤其工人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包惠僧与北京地区党的活动

包惠僧于1922年夏来到北京。他的到来并不是进京“高升”，而是被迫的人事调动。包惠僧与当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张国焘素有不和。早在“一大”会议期间，张国焘主理党的财务，负责经费及其开支，包惠僧等代表就对其“作风不正，公私不分”的行为有所不满。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包惠僧等一行人开会时被捕，张国焘不经过与中央任何人商量，私自公开发表宣言，“虽然是把陈独秀恭维了一番，可是把陈独秀一切革命的关系都暴露了，使反动统治阶级便于提防他压制他，使他动弹不得。”[1]而包惠僧与陈独秀私交甚笃，自然对张国焘有所不满。两人时有摩擦，中共“二大”准备召开时，包惠僧已经在武汉主持党的工作，并负责在京汉铁路的工运工作，张国焘为了阻止包惠僧参加中共“二大”会议，便以中央名义通知包惠僧说“武汉工作重要”，叫包惠僧不要离开武汉，可先派代表出席会议。包惠僧虽然识破是张国焘小组织思想作祟，但是又不能争着出席会议，于是就提名入党只有不到一年的项英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此事过后不久，1922年7月，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在郑州召开，张国焘带领林育南、许白昊前往出席会议。包惠僧认定此二人是张国焘小组织分子，利用工人纠察队阻止他们出席会议。张国焘十分恼怒，回到中央后以无组织无纪律为名，坚持要开除包惠僧的党籍。

对此，中共中央意见不统一。陈独秀认为，包惠僧就是有错误，也没有到被开除的程度。在陈独秀的力争和保护下，中央决定将包惠僧调离武汉和京汉铁路，而不再另作处罚。包惠僧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了北京。

这时候北京地区的革命环境比较其他地方而言，还相对宽松。邓中夏1923年12月16日在一封信中，谈到“北京现在革命潮流正高的时候，须委人地熟悉者留守”，“弟默察各地（除湖南）活动，皆不如北京之自由，北京曾常虚声恫吓，逮捕我们，实际他们还不致有那么胆子。上海帝国主义与军阀勾结，侦探密布（侦探比京中高明万倍）其活动比京中难得多”[2]这时二七大罢工已经失败，邓中夏尚能如此轻松地谈论北京形势，可以想见在1922、1923年之际，北京的革命环境还是不错的。

包惠僧一到北京，由范鸿劼和邓中夏两人安排住在马神庙北京大学第一院宿舍范鸿劼的房间里，当时的北京区委工作地点就在宿舍对面的一所民房里。在李大钊的安排下，进入北洋政府交通部工作。虽然中央把他调离了京汉铁路，但他却又被交通部总长高定庵（高洪恩）分派到了京汉铁路，调查交通系在京汉铁路上的小集团及其骨干人物的活动情况，以便清洗交通系在各铁路上的势力。而他到京不久，恰逢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7月召开改选会议，他与范鸿劼、张昆弟被选为委员。何孟雄、安体诚被选为候补委员，5个人组成了新的中共北京地委。范鸿劼任委员长，包惠僧兼任秘书。从这可以看出，之前与张国焘的摩擦丝毫没有影响他在北京地区的活动。

据1923年《北京团员名册》记载，包惠僧与张昆弟、丁勒生、张维周同为第17小组，包惠僧与丁勒生都住在骑河楼华成公寓[3]，离北大沙滩红楼和北京区委工作地点马神庙都很近，非常方便开展革命活动。

1923年2月，共产国际派鲍罗廷来华，以促成国共联合战线的工作。鲍罗廷在北京时，就国共合作的问题约集了李大钊、包惠僧以及其他中共北京地委的同志共七八个人，在东交民巷苏联驻华使馆座谈。

包惠僧等多数北京地委的同志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党，只有领导，没有群众；只有高级干部，没有中下层干部，而且有许多堕落腐化的政客，很难在他们身上找到革命的因素，担心同他们联合，既失去阶级立场，又损害我党的纯洁性，所以不赞成关于国共合作的意见，李大钊持支持态度。

李大钊一面同意鲍罗廷关于国共建立联合战线的重要性，一面也同意共产党的阶级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他说：“今天革命事业中的客观形势，是需要发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种革命任务不是现在那样的国民党所担当得了的，必须要加上新的血液，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不过，如果由共产党来担当这个使命，恐怕为时尚早；因此建立两党的联合战线就成为必要的和适时的了。但是国民党的缺点很多，无组织无纪律无群众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孙中山有决心有把握把国民党大大地改组一下，确定它的政策方针，还是大有可为的；如果不这样，仅就国民党的现状来谈国共两党的合作，那就不成了。只要国民党有改造的可能，孙中山有改造国民党的决心，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是有可能的。”[4]

这一次的讨论非常激烈，会议从晚上8点一直开到了半夜，李大钊对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国共两党的状况进行了准确的分析和定位，他的意见得到了鲍罗廷的重视。同时，包惠僧等北京地委的几位同志也接受了李大钊的思想。事实上，后来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定三大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了李大钊这一主张的影响。

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大钊为中共中央驻北京委员，成立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负责领导北方地区的建党工作和开展工、农、兵运动。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与北京区委合并，称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兼北京地方委员会，何孟雄任委员长。包惠僧因要调回武汉，不再在北京党组织中担任职务。

二、亲历二七大罢工

在到北京之前，包惠僧在武汉就已经有一些工人运动的经验。他是1920年成立的“武汉临时支部”的负责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共武汉临时支部十分注重发动、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他们有计划地深入工厂、铁路及码头工人中去，调查研究、宣传演讲。用简明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宣讲要求解放的道理。包惠僧曾以记者的身份去工厂调查研究，并写了《我对武汉劳动界的调查和感想》一文。此文发表后，引起了武汉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注意。文章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揭露了劳资的不平等，号召工人们“快快团结起来，推翻资本制度，实现人类的福利”，最后提出通过“劳工教育”、“劳动俱乐部”的办法来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5]这些思想，也成为他日后领导工人运动时的指导思想。

1921年9、10月间，包惠僧任职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主任，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两个机构，实际上是一套人马。武汉区委成立后，包惠僧与组织委员陈潭秋、宣传委员黄负生商定，区委的工作除发展党的组织以外，重点放在组织发动工人运动上。此后，他们开始在工人中开展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帮助工人筹组成立工会，在工人中发展党员：组织成立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领导了汉口租借人力车工人反对老板增加车租的同盟罢工、指导了陇海铁路罢工、筹备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等一系列工作。

这些工人运动的经验为包惠僧在北京从事工人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北洋政府交通部任职期间，包惠僧利用职务的便利，以开展调查为由，跑遍了京汉铁路沿线各站各厂。上世纪20年代，京汉铁路是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有三个总段，即长辛店、郑州和江岸，规模很大，工人也很多，是北洋政府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命脉，在这开展工人运动很容易产生全国性的重大影响，极具价值。但京汉铁路是吴佩孚的经济力量，也是他的重要政治本钱，因此他很重视，费尽心机来牢牢掌控京汉铁路，因此，在他的眼皮底下做工人工作，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是相当有风险的。包惠僧则借职务掩护，深入京汉铁路沿线调查，每到一处，他就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吃住在一起，了解工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倾听工人的要求，帮助工人们调解劳资矛盾和内部纠纷，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具体困难，得到了工人的信任、理解与帮助。

1923年2月1日，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京汉铁路各段各站各厂的工人差不多都组织了起来，决定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地点设在郑州。但是，这一行动受到了反动军警的镇压，工人代表经过6天与反动政府交涉未果，2月7日，整个京汉铁路各厂小站工人罢工全部被军队用武力进行了镇压，12小时内，共牺牲40余人，被捕百余人，负伤500余人，失业流亡的工人近千户。

“二七”工潮爆发后，高洪恩被免职，由吴毓林继任交通总长。吴想借“煽动工潮”之名，定包惠僧和其他几个人罪。幸亏包惠僧平时非常注意人际关系，他于1922年8月调到育才科当视学，时任科长的黄统是吴佩孚的亲信，也是李大钊留日时期的同学，包惠僧受李大钊叮嘱特别注意与他搞好关系，因此惨案发生后，黄统从中调和，证明“二七”罢工期间包惠僧等5人天天到部办公，并没有参加罢工活动的迹象，才使得他们免于被查究。

在京汉铁路罢工过程中，北京比武汉的情况还复杂、沉重。罢工被镇压下去以后，包惠僧在北京展开了政治宣传与办理善后工作：

一方面，组织在参众两院请愿，联合众议院议员中的几个湖北籍议员胡鄂公、彭养光、范叔衡、白玉桓、吴昆等对吴佩孚、萧耀南（湖北督军）、赵继贤（京汉铁路总局局长）等提出弹劾。弹劾案由胡鄂公提出，但在征求连署人的时候，吴佩孚的名字被勾掉了，因为当时北京政府吴佩孚是一个实际的支持者，议员们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所以弹劾的对象仅是萧耀南和赵继贤。在弹劾的同时还发动提出劳动立法案，争取工人的集会结社和罢工自由。劳动立法案的提出还算顺利，连署的议员也很多，虽然没有经过大会的通过，完成立法程序，但在政治宣传上起了相当的作用，工人的集会结社罢工自由运动，经过了“二七工潮”和“弹劾案”“立法运动”有了不少的进步。[6]通过合法斗争，虽然在斗争过程中做了一些妥协和退让，但终究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另一方面，对罢工工人进行善后救济工作。罢工后，在运动中死亡的工人需要进行安葬，死者家属和数百名失业工人要生活，被关监的工人要营救，这些问题对于年幼的党和年轻的干部来说，都不容易解决。事实上，善后救济工作确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向各国兄弟党募捐来的救济金因为缺乏经验，没有做好监督工作，造成京汉铁路南段张连光和北段的张德惠携款潜逃，一时间混乱一片。

面对这种情况，党内有些同志开始互相责难，有些工人也因为误会而有意见，给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不少的困难。为此，在一次北京区委的党委会上，李大钊说：“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比较短，工人的阶级觉悟还很差。工人从来没有掌握过大批的钱，尤其在失业以后，有的人就会为自己的前途担心。张德惠、张连光这种行为固然恶劣，但是这不能说不是存在决定意识的一种表现。我们如果有钱，就替他们背上这个包袱，把这两个人挽救过来，这是上策；如果没有这一笔钱，就把真实情况向死难工人的家属及失业工人说清楚。最要紧的是应该救济的还是要设法救济。对张德惠和张连光也不要太叫他们难堪，他们还知道一些工人运动中的秘密，如果他们投到敌人那边去了，麻烦就更多了。我们不能用衡量共产党员的尺度去衡量一般的工人。工人运动究竟是一种群众运动，我们想要求群众都同我们一样，是不切合实际的。”[7]

但是当时的北京区委包括包惠僧在内的几位干部大都年轻气盛，没能领会李大钊的思想意图，并没有被说服。此后不久，张德惠果真和政客袁正道、郭祖贲等以及黄色工会的头子混在一起做了工贼，并且专门对红色工会进行破坏，给包惠僧等人在工人中开展工作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工会组织一度受到了很大的破坏，直到这时，他们才意识到李大钊的意见是正确的。

三、与李大钊的几次交往

包惠僧在北京开展的革命工作，是在当时中共的负责人之一李大钊帮助和指导下进行的。李大钊对中国革命的深刻见解以及宽厚的人格魅力，都对包惠僧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首先，包惠僧到京任职交通部，是中共中央通过李大钊精心安排的。这对当时在党内争论是否要开除其党籍的包惠僧，无异于是事实上的极大支持。

1922年夏包惠僧初到北京，当天晚上，邓中夏就陪着包惠僧来到了西城后闸胡同35号李大钊的家里。

两人初次见面，李大钊先是代表中共中央肯定了他在武汉工作的成绩，说到：“你把京汉铁路南段的工作开展了，我们很高兴，中央为了你们工作上的方便，由我设法把你们五个同志[8]安置在交通部，职务虽然很小，可是很自由，对工作上很方便。”[9]

因为从来没有在“衙门”工作过，也没有和那些大官们打过交道，不知道工作该如何做起，包惠僧有些为难。李大钊看出了包惠僧的思想活动，就对他讲了许多开展这项工作与党的工作、与发动工运工作的关系，他说：我们做党的工作是为了革命，搞劳动组合的工作也是为了革命，今天我们有机会打进了资产阶级的政府工作还是为了革命。这个职务既可以掩护我们的秘密活动，把工作做得更快更好；又可以让我们从这些实际生活中学一些行政工作上的技巧，以及对人处事的方法，可以多认识一些人，多了解一些事。革命党人要从实际生活中去认识世界，然后才能从实际斗争中去改变世界，老在学生工人中兜圈子是不够的。

李大钊还告诉包惠僧，交通部总长高洪恩是学科学的，还有书生本色，没有时下的政客气息，他痛恨交通系的贪赃枉法，想把交通部所属的各部门严格地整顿一下。因为没有适当的助手，要李大钊在北大找几个有为的青年给他们帮忙。本来要包惠僧这五个人都给他当秘书，在总长室或者在秘书厅工作。但是李大钊想到一方面我们的同志都不曾当过官，作秘书工作不在行；而且坐在衙门里面不方便，就建议他把大家放下去分派在京汉、金浦、京奉、京绥、正太这五条铁路上，先做调查工作研究改进方法。[10]

李大钊还要求包惠僧他们五个人用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在各路上扎下根基，对高洪恩交办的任务要适当地作出建议，取得他的信任。并再三叮嘱这份工作面很宽，接触的人很复杂，要注意待人接物的态度，不要暴露了自己的政治身份。

两人的谈话一直进行到了晚上十点半，李大钊非但没有任何倦容，还在握手告别的时候叮嘱包惠僧，在工作上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找他。

其次，包惠僧在交通部工作期间，李大钊一方面利用自己的经验对其开展工作给予指导，另一方面利用和当时社会上层人物的关系，客观上掩护了包惠僧，给他们开展工作减少了不少困难。在北京工作期间，包惠僧遇到工作上的问题总是去找李大钊，李每一次都热情的接待，对同志们的意见也总是虚心听取、慎重考虑，从不会因为自己的工作忙，就把区党委交代过的任务推出来或者压下去，也从不会因为自己见多识广就不重视其他同志的意见。李大钊经常对包惠僧等人说：“列宁在流放中还在进行组织工人、发动群众；沙皇的统治比中国军阀的统治残酷得多，俄国的共产终于在列宁的领导下战胜了沙皇，真不是偶然的事。如果我们不深入群众，不经过长期的斗争，我们的革命前途很难想象。”[11]

1923年9、10月间，李大钊找到包惠僧，通知他中央要调他回武汉任武汉区党委书记。包惠僧再一次面临困境，不想南下：从工作上说，北京区的工作在“二七”工潮以后，经过一番整顿刚上轨道，而此时武汉的工作还没有恢复正常，党内有些同志与京汉铁路的工人之间还有分歧，工作不太好开展；从个人生活上说，包惠僧的爱人因为快分娩已回北京准备进协和医院，这是包惠僧的第一个孩子，所以从个人实际困难出发希望能不调动或暂缓调动。

但是，中央没有批准包惠僧的请求，而是要李大钊敦促他马上南下，李大钊再一次把包惠僧约到了自己家里，告诉他生活上的事情组织上自会安排妥当，不必费心，对于工作上的问题，李大钊说：“工作在哪里都是一样，只要党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服从党的调度就是服从党的纪律，也就是党性的体现。这些大道理你都知道，也不必我多说……现在就是因为工作上有困难所以调你去，难道说我们共产党人还怕什么困难不成吗？[12]”

这样，在李大钊的劝说下，包惠僧第三次回到了武汉，在那里继续领导工人运动。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会后，包惠僧按照中央的要求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此后包以双重党籍的身份进行公开的活动。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包惠僧东奔西走，为国民革命事业出力不少。

四、结语

在北京工作这一段，是包惠僧革命经历中重要的一页。从差点被开除出党，调离武汉和京汉铁路，到在北京有声有色地开展工人运动，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包惠僧实现了角色的转变，他以更为成熟的革命者姿态回到了武汉出任区党委书记，这时他在党内的地位和工人运动方面的经验比之前显然提高了一大步。

包惠僧在北京的工作也对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铁路工人中开展实际工作的过程中，上自交通部，下至厂长、员司，发生的冲突事件大小不下10余起，都得到了较好的化解，包惠僧深得工人的信任，使工人运动在铁路工人中得到迅速、普遍的发展。他在京工作的11个月时间里，继江岸工人俱乐部和郑州工人俱乐部的成立，江岸以北的广水、信阳、驻马店、郾城、许昌各站的工人俱乐部陆续成立。郑州以北，长辛店以南各站，如琉璃河、高碑店、保定、正定、顺德、彰德、新乡也在发动组织中。全路工人较多的车站，如江岸、广水、信阳、驻马店、郾城、许昌、郑州、新乡、彰德、正定、保定、高碑店、琉璃河、长辛店、北京等16个站，经过半年多的筹备，都成立了工会，其他各较小的站，也组织了工会小组或工会委员会。[13]

虽然在大革命失败后，包惠僧消极脱党，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但是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在北方工人运动中所做的工作和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1][4][7][9][10][11][12]《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62、361、358、358-359、360、363页

[2]《邓中夏关于中校移粤及北京革命形势活动意见等问题给国昌诸同志的信》，载中央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1926年》，第31-33页。

[3]《北京团员名册》，载中央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1926年》，第37页。

[5]上海《国民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4月9日。

[6]《回忆共产党初期武汉劳动运动与项英烈士、包惠僧》《“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2页。

[8]在北洋政府交通部工作的5位同志：包惠僧（京汉路）、张昆弟（津浦路）、何孟雄（京绥路）、安体诚（京奉路）和陈为人（正太路）

[13]《中共北京党史人物传》（第七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