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公校欢送部分学员参加军政学校学习时的合影
1938年9月肖华率部抵达乐陵县城,受到当地万名群众的热烈欢迎
冀鲁边区的战士在表演文艺节目
1938年。
7月初的一天清晨,张一然随身带上枪弹,独自从河北省南皮县董村绕路到庆云县,然后转身由东向西走来。
9月中旬,仉鸿翰谨记哥哥仉鸿印的叮嘱,离开家乡河北省盐山县仉小庄,跨过鬲津河由北向南走来。
10月5日,李光远从宁津县起身,一路穿村绕巷由西向东走来。
春节刚过,吕本支带领10名青年,从黄河岸边济阳县启程,经过商河县城由南向北走来。
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到了同一个地方:乐陵——冀鲁边区抗日军政学校。
冀鲁边区办“抗大”
黑云压顶。风丝不透。
处暑里“秋老虎”发威,热得夜睡人躺在炕上翻烧饼。
午夜时分,乐陵城里蓦地窜出一彪人马,他们偃旗息鼓,轻装简从,悄无声息地疾步西行。似一阵风吹过,青纱帐发出沙沙声响,夜猫子(猫头鹰)止住叫声,路边野兔仓惶钻进草丛,惊奇地看着这支队伍呼呼走过。
后来在淮海战役中负伤致残的团政委刘文正清楚地记得:这一天,是1938年8月25日(处暑第二天)。当时他17岁。
这一天,刘文正和百余名八路军战士在永兴支队二营六连周保才(一为周志飞)连长带领下,去执行一项重要的特殊任务:前往鲁西夏津县接应几十名抗日军政学校教官。
两年前,不满15岁的“小小鬼”刘文正在陕西参加了“铁滚”——中国工农红军,当了红二师政委肖华的勤务员。今年8月,肖华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来到他的家乡冀鲁边区。
抗日战争打响后,冀鲁边区遍地燃起抗日烽火,边区民众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纷纷拿起刀枪抗日杀敌。到1938年底,抗日武装发展到1.5万多人,乡村党支部、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纷纷建立。随之存在的问题凸显出来:部队人员多数由农民、学生、教师组成,间杂三教九流人员,其成分复杂,思想复杂。战士抗战热情高,但不会打仗,不懂战术,干部不懂训练和管理部队,急需提高军事和政治素质。再就是部队严重缺乏干部,制约了战斗力。因而,在挺进纵队到来之前,第31支队和先期到达冀鲁边区的永兴支队,已着手举办抗日干部培训班、军政训练大队。然而,因缺少教官,影响培训质量。
肖华到达冀鲁边区根据地了解情况后,立即从纵队直属机关和永兴支队抽调部分干部充实到各部队,同时确定仿效延安“抗大”,在纵队司令部驻地乐陵兴办冀鲁边区抗日军政学校,培养军队和地方工作干部。纵队向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求援,派优秀干部来担任教官。师部同意了请求,提出,这些干部身经百战、文武兼备,是革命的宝贵财富,他们前来途中要通过敌人封锁区和津浦路,必须确保他们的绝对安全。因此,必须派出部队前往接应。肖华与参谋长邓克明、政治部主任符竹庭等同志反复研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周保才连长。因为肖华的爱人王新兰也在这次调配干部之中,刘文正受命参与了这次行动。
从乐陵前往夏津县有两条路,一条是南路经过德平(现为临邑县德平镇)、陵县、恩县(现为平原县恩城镇),一条是西路经过宁津、吴桥、德县(现为德州市德城区)、恩县或武城县。纵队领导分析,南路近,但沿途党组织和地方抗日武装力量薄弱,民众基础差,一连人长途跋涉中一旦遭遇敌人,没有接应,容易闪失。西路较远,但沿途一半路程地带是抗日根据地,相对安全。由此,选择了走西路。
行前,肖华、符竹庭嘱咐周保才:“这次任务特殊,没有告诉沿途地方党政组织和武装,你们单独行动,遇到敌人尽力避开,非打不可不要恋战,绝对保证教官们安全。”周保才立正敬礼:“首长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接近中午时分,周保才率队行进到宁津县西面王圃囤村附近,前方传来几声枪响。侦察员气喘吁吁跑来报告:“连长,有敌情!有一股‘小红门’的红枪队在村头路口跟侦察班接火了。”
当地“小红门”人数众多,组织的红枪会投靠日伪军,如果被他们纠缠住,会很快引来驻扎在宁津县城和津浦路一带的日伪军,那样情况就严重了。红枪会不经打,但是今天打它不是时候。周保才当机立断:“机枪班!”“有!”“你们靠近了红枪会突然开火,打他个措手不及,全体战士随后跟进冲过去!”“是!”
“哒哒哒、哒哒哒”,枪声爆响,突如其来,十数个红枪会员倒下去,其他人随即乱作一团,四处逃避。枪声戛然而止,“哗”地刮过一阵旋风。待惊魂未定的红枪会员回过神来,周保才他们已无影无踪。
越过津浦路,走出二三十里,又遭遇冯二剥皮手下一股顽军的阻击。周保才考虑战士们经过半夜半天强行军已经疲惫,甩开敌人绕路而行,对这一带地理情况不熟悉,若敌人尾追堵截,将造成被动。当下上策就是打退敌人,直冲过去。两强相遇勇者胜。周保才指挥一排正面吸引、压制敌人火力,命令二排、三排从两侧包抄过去,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敌人溃退。
周保才带领战士赶到夏津八路军驻地。师部首长了解了路上经历,又增派一个连护送教官。9月2日早晨,战士们身披霞光,迎着朝阳,兴高采烈地高唱着《八路军进行曲》大步走进乐陵城:“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苦斗十年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一旦强虏寇边疆,慷慨悲歌奔战场；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游击战,敌后方,铲除伪政权；游击战,敌后方,坚持反扫荡；钢刀插进敌胸膛。巍巍长白山,滔滔鸭绿江,誓复失地逐强梁。争民族独立,求人类解放,这神圣的重大责任,都担在我们双肩。”
随后,冀鲁边区军政训练大队改为抗日军政学校开学了!由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符竹庭任校长,曾庆红任副校长,朱子伟任教育长,学制由1个月一期改为3个月一期。
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
嘹亮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从古城乐陵丁字街头东侧中学校园里飘出,飞向广袤的枣乡原野。来自八路军、地方抗日武装、边区党政基层和友军的战士、爱国知识分子、热血青年们,在军校上午学习,早晨、下午军训,晚上讨论。他们怀揣一个共同的目标: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学习艰苦而快乐。
马冲(建国后曾任广西农业厅林业处处长等职)对此记忆犹新:“当时没有自己的政权,军队大部分时间打游击,随处筹粮食菜金,规定指战员与学员同样,每人每日小米一斤,青菜一斤,猪肉五钱,油盐各三钱,每月每人津贴猪肉一斤或黄烟半斤的折价金,每年单衣两套,棉衣一套,每月布鞋一双,毛巾一条,两月一双袜子,一季一把牙刷牙粉,棉被一般三年一床,棉衣被换季时交公。”
“那时我们的学习条件非常困难,课本只有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是铅印本,也很难得到,其余如游击战术、马国瑞同志的抗日民运原则、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讲话等,则全靠特委机关和部队政治部用手刻蜡纸油印。刻印的小册子,字小而密,却非常精美清晰,本子小巧易藏。得到一本大家争相传抄,以读为荣,当时求知若渴而得一识一息却不易,所以读后印象很深,讨论也更认真。”
清晨,学员全副武装在枣林里排兵布阵。列队、展开、卧倒、匍匐前进、瞄准、射击、投弹、冲锋、刺杀……“抗战已发生,大炮响连声,前方我弟兄,勇敢杀敌兵,拿一把青龙大刀显威风,活活像关公。天色正黄昏,大炮刚刚停,前方我弟兄,冲杀鬼子兵,看他们一个一个脸发青,刀下送了命。男的上前线,妇女随后跟,男的去打仗,妇女看伤兵,你看那男女老少齐上阵,痛杀鬼子兵。男女齐上阵,痛杀鬼子兵,杀声喊连天,打败日本鬼,你看那老头小孩齐欢呼,胜利真光荣!一二三四!(《抗战歌》)”
上午,操场上400多名学员列队席地而坐,鸦雀无声,聆听肖华司令员作《放弃武汉后的形势与当前的紧急任务》报告。肖华讲到关键处挥动着手臂:“同志们,武汉失守后,日寇更向纵深扩展,敌军战线拉得越长,越力不能及,越有利于我军开展敌后游击战。同时也要看到,日寇为了保住占领区,下一步可能要以重兵回师扫荡。目前我们的任务是,克服一切困难,坚定必胜信心,打垮日、伪、顽匪的四面围攻,借打胜仗迅速地发展抗日武装；大批培养军政干部,提高战斗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放手发动民众,依靠民众,逐级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动一切抗日力量,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争取最后胜利。”
中午,毒辣的太阳晒爆了大地。一声哨响,学员冲出宿舍奔向操场。教育长朱子伟已经风纪扣紧扣、身板笔直、立正站在烈日下。学员们知道,大雨滂沱、风卷飞雪天气里中午的哨声,多数是朱子伟吹响的。朱子伟高声说:“同志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它前一个名字叫红军,我们是劳苦大众的队伍,目标是解救全中国劳苦大众。现在,日本鬼子强占了我们的国土,眼看要亡国亡种,我们绝不当亡国奴!八路军是抗日救国的先锋队,你们是先锋队的排头兵。同志们要发扬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练身骨,练意志,练本领。练兵场上多流汗,到战场上就少流血。”
李光远终生难忘:“为了锻练学员,一夜行军五六十里,次日又夜行军八十余里,连续两夜的长途行军,人困马乏,不少人脚上磨起了泡,有些害怕吃苦的人开了小差。副校长曾庆红、教育长朱子伟召开大会讲话,勉励学员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勇敢前进。同时公布愿意回家者,允许回家。凡回家者,另列出一队,随即离开了队伍。对多数留校的学员,进行了整顿。”
晚上,豆油灯下,学员们分组讨论、交流学习体会。“小鬼子占了大半个中国了,我原先发愁,啥时候才能把鬼子打出中国去呀。听了符(竹庭)校长讲毛主席《论持久战》的三阶段,我心里算真亮堂了:持久战跟两个人撂跤一样啊,开始咱身子骨弱,撂不过对方。随着不断长劲儿,两人撂个平手了。接续着再长劲儿,就把对方撂倒了。”
“啥叫游击战?邓(克明)参谋长讲得好啊,游是走,击是打,游而不击是逃跑,击而不游是拼命,这两个办法都不行。‘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进我退,敌退我追’,这16字诀把游击战术说到家了。”
“还有王(国华)主任讲的兵民是胜利之本,咱们八路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有老百姓支援咱们,瞧着吧,一定能打败小鬼子。”
锣鼓敲,琴弦奏,学员自编自演文艺节目,校园充满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文救会主任吕器创作的《难民参军小调》搬上舞台:
左手拿着个瓢哟,怀中婴儿抱,举家逃荒,就把饭来要。
“你家住在哪里?”
“家住在山东省,乐陵城正东,我的庄名叫‘高廷’。”
“老乡,你为什么来要饭?”
“同志们,你问那干甚么?提起这事来很伤心,止不住两眼泪纷纷。”
“去年的夏天,大水波浪翻,满地的庄稼全被大水淹。”
“这水是谁放的呢?”
“问水是谁放,都是那小东洋,鬼子放水淹了地,使得遍地闹灾荒。”
“你们要饭,要到何处算一站呢?你们参加八路军不好么?”
“同志们的一席话,提醒我梦中人,咱们大家齐去参加八路军。”
“参加八路军,还不快走么?”
“走、走、走,干、干、干,赶走日本鬼,大家得平安。”
文艺骨干燕明(建国后任上海市农委副主任、党组成员等职)后来说:“那时候,学员还直接参加边区的重大政治斗争。”1938年10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来到乐陵,他对国民党乐陵县长牟宜之参加抗日活动极为不满,冲着牟宜之大发雷霆,拍着桌子申斥牟宜之:“你是我的人,为什么要听共产党指挥?!”牟宜之坚持立场,跳起来慷慨陈词道:“我牟宜之长这么大只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谁坚持抗日、为民众谋福利,我就听谁指挥,把钱粮就送给谁,你就是把手指拍断了也丝毫改变不了我的主张!”沈鸿烈恼羞成怒,以升迁为名要强行带走牟宜之。
肖华对此早有预料,提前作了充分安排,组织万人请愿挽留抗日县长牟宜之。燕明、石青等军政学校学员按照司令部和边区特委部署,围住沈鸿烈的轿车,高呼口号:“拥护牟县长主乐!”“挽留主张抗日的牟县长!”“坚持抗战,反对摩擦!”几百名白发苍苍的老大爷、老大娘,跪倒在地,面对沈鸿烈卫兵架起的机枪毫不畏惧。众怒难犯,沈鸿烈看难以带走牟宜之,只得狠狠地把他推下汽车。学员从中经受了锻炼。
冀鲁边区的“抗大”,是培养军政干部的摇篮。从1938年7月到1940年3月,前后共办了7期,一期最短的1个月,最长的3个月,最多的一期学员1000多人,共培养了2000多名干部。这期间,边区地方抗日武装发展到2万多人,党员发展到2.5万人。1940年3月,肖华所部八路军主力分8批从冀鲁边区转战鲁西、鲁南地区,从这里带走了近2万名子弟兵。
驰骋疆场杀敌寇
1938年初冬的一天,河北省东光县县大队长王哲走出冀鲁边区抗日军政学校大门,兴奋地边走边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眼下,王哲再唱《松花江上》这首歌,心情已由极度苦闷转为斗志昂扬了。
1937年5月,因叛徒告密,哈尔滨党组织遭受破坏,正在外地“读书”的王哲接到“祖父病危速归”的电报,躲避叛徒、日伪军追捕,从黑龙江省来到河北省吴桥县焦庄他姐夫家。王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如同天天生活在黑暗中,他记不清一天里多少次悲愤地哼唱《松花江上》。不久,王哲几经碾转找到了中共津南特委负责人马振华,接上了关系,投入发动民众参加抗日的工作。1938年9月,王哲入冀鲁边区抗日军政学校学习。
今天学习结业了,王哲按照组织派遣,到吴桥、德县、德平三边地区发展抗日武装。这年冬天,王哲参与建立了德县“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担任大队长。第二年9月,王哲同抗日军政学校学员、德县的武连鹏和德平县的张龙组建了“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二游击大队”,他任指导员。之后,王哲先后任德县和东光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县游击大队长。他率领游击队员在青纱帐里打伏击、交通要道上埋地雷、打炮楼、拔据点、炸军火库,出奇制胜,神出鬼没,打得日伪军寝食难安。
日伪军打不垮王哲领导的游击队,便拉拢引诱,给王哲送来伪县长的委任状,被他当场撕得粉碎。敌人又派一名伪军潜入游击队做内线,王哲识破后将计就计。一次,他故意把作战行动方案透露出来,那个伪军准时送出“情报”。第二天夜晚,日军少佐中尾率大队人马前来“清剿”。王哲布下埋伏,敌人刚摸进埋伏圈踏响了地雷,游击队战士们冲向敌人,枪声、喊杀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日伪军遭到突然袭击,乱作一团,慌忙迎战。此战打死打伤日伪军300余人,缴获敌人枪支500余件,子弹数千发,大获全胜。日伪军对王哲恨之入骨,贴出告示:“有斩八路王哲头来献者,赏大洋1000块,生俘王哲来献者,赏大洋2000块。”
1943年4月27日,王哲和东光县委书记李光前率领县委、县政府机关干部和战士80余人,在河北省东光县西大吴村被日本少佐中尾和大汉奸李文成(吴桥、东光等5县“剿共”总司令)的近千名日伪军包围。王哲组织战士奋勇突围,刚刚杀出一条血路,又被冲上来的敌人堵死。敌人饿狼般地扑来,王哲和战士们的子弹打光了……终因寡不敌众,李光前、王哲等60多同志壮烈牺牲。王哲英年30岁。
1938年12月,马冲在抗日军政学校学习结业后,受冀鲁边区特委委派,回到临邑县组建了中共七县(临邑、商河、济阳、齐河、禹城、陵县、平原)工作委员会(简称“七县”工委),他任工委书记。接着,白手起家组建抗日武装。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经过周密计划,1939年7月7日清早,由尚精贵、何风岐、刘来魁、蔡德礼等人,化装成赶集的农民向临邑城东门走去。走到城门前,正遇上一个伪军开门上岗,几个人突然冲上前去,捉住伪军,用毛巾堵住嘴,捆绑起来。由蔡德礼看守,尚精贵同何风岐持枪飞快闯进伪军宿舍,用枪口对准还在睡觉的伪军,大喊一声:“不许动!”刘来魁等人上前把挂在墙上的枪支摘下来,卸下枪栓捆在一起,命令伪军起来穿衣服。就这样,一枪未发,俘获一个班的伪军11人,缴获长枪十支,弹药一宗。
继而,马冲、尚精贵带人接连消灭了伪军一个班和一个排,他们从开始的十几人很快发展到80多人。7月下旬,打出了“抗日环城大队”大旗。后来,这支近400人的队伍改编为八路军鲁北抗日支队临邑县第一大队。1940年春,在马云齐的带领下,随肖华司令员所率八路军开往鲁西战场,成为威震敌胆的一支抗日武装队伍。
李光远在抗日军政学校学习结业,一路西行回到宁津县。八年抗战,他大部分时间在这块土地上战斗,真可谓是走刀刃,踩刀尖,步步惊险。回忆这段经历,他感慨不已:“1941年夏天,我被任命为中共宁津县长兼县大队长。宁津是日伪军的治安‘模范县’,驻有日伪军2400多人,敌人在这里实施了所谓‘治安肃正’、‘总力战’、‘保甲制度’等统治手段,对村民实行十户为甲、一村为保的保甲制,甲设甲长,保设保长。村村设情报员,村民都发良民证,实行连坐法。辅之以‘囚笼政策’,全县821个村庄,设立了122个据点、岗楼；开挖了220多华里深宽都是一丈五尺的洪沟,再用挖出的土在沟边筑成一道高墙；修筑了46条总长475华里的汽车公路。县境内据点林立,洪沟纵横,公路如网,把根据地切成条条块块,使抗日武装主力无法展开,小股部队都难以活动,企图把抗日武装扼杀在‘囚笼’中。”
极端残酷吓不倒八路军英雄汉。李光远领导县大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换下军装,隐蔽行动。
他们在我方掌控的村庄实行“二五减租”、分半减息、雇工增资、合理负担,赢得民众支持。
他们到近敌区村庄贴标语、散传单、演出抗日节目,召集民众开会:“乡亲们,黑暗是暂时的,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够打败小鬼子。”
他们发动民众开展打狗运动,便于抗日武装夜间活动。
他们夜晚带上刀枪和手榴弹,摸到日伪据点、岗楼前喊话:“伪军弟兄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小鬼子在中国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不要死心塌地给他们卖命!”
他们悄悄走进伪军家里做工作:“告诉你们的亲人不要作恶,抗日政府和八路军建有红黑点功劳簿,谁作恶就在上面记个黑点,谁帮助八路军就记个红点。”
他们出其不意地突然出现在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面前,杀一儆百,震慑敌人。
1944年8月1日,全县军民总动员,一夜即将敌人用一年时间修成的洪沟、多年来建成的公路干线和全部电话线,都进行了大破坏；将伪编乡、保甲制、情报员完全解散取消了,户口册、“良民证”统统收起销毁了,使敌人各个据点、岗楼都陷入了孤立瘫痪状态。到这年初冬,宁津全境只剩下5个据点,日伪的“模范县”彻底垮台了。
……
历经风雨沧桑,不变的是那段历史事实。几十年后,学员辛国治(建国后任南海舰队副政委等职)、王猛(曾任武汉军区副政委,国家体委主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等职)等将军说起冀鲁边区抗日军政学校饱含深情:“我们在那里转变了世界观,由单纯的抗日爱国思想转变为共产主义思想,学到了军事战术。这些学员成为冀鲁边区党政军基层干部的中坚力量,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啊,抗日军政学校,冀鲁边区抗日武装的摇篮!（朱殿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