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邓伟摄
老兵档案
高振中（曾用名：高夫）
河南省内黄县田氏镇刘屯村
1922年12月13日
1941年至1942年，冀察战区司令部
1942年至1944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
1941年参加安阳县黄河屯村抗日游击队。
当年秋天，加入冀察战区司令部，属于后勤部队。
后转移至河南洛阳，并入第一战区司令部，直至抗战结束。
老兵愿望
“希望祖国强盛，希望年轻人能铭记历史，学会珍惜。”
老人说，是战争让他十几岁就离开父母、离开家乡，也是战争让他目睹了太多的生离死别，这种经历很痛苦。如今，祖国日益强大，社会安定和谐，不再有别国敢肆意侵略。
老人希望祖国强盛，青年人铭记抗战历史，懂得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珍惜幸福安定的生活。
19岁那年的离家逃难，虽已过去了74年，高振中依然记忆深刻。
豫北平原，黄河故道上有一座县城，名曰内黄县，这里是商鞅故里，也是项羽“破釜沉舟”之地。1922年12月13日，县城附近的一户姓高的人家弄璋之喜，父亲给儿子取名——高夫，希望孩子能成为高家的顶梁柱。
这个叫高夫的男婴，就是高振中。
1941年，洪水淹了县城，19岁的高夫跟着家人离家避难，在黄河屯村落脚。这并不是个安全的所在，40多公里外的安阳市区已被日军占领。
后有洪水，前有日寇，高夫一家随着黄河屯村的村民再次转移，走走停停，硬是走了数百公里，进入河北武安，藏进山中。
躲，并非长久之计。一起逃难的村民一合计，成立了游击队，保护妇孺。高夫的父亲也带着儿子加入了游击队，“不打跑日本人，我们永远都要提心吊胆、东躲西藏。”父亲的话，至今仍回响在高振中的耳边。那时，他心中只有一个心愿：要当正规军，赶跑鬼子，再不用躲躲藏藏。
那年秋天，机会来了。
高夫与其他16名年轻人被选中加入冀察战区司令部。“抗战一天不胜利，失地就一天不能收复。”长官的话，让年轻的高夫热血沸腾。“终于当上正规军了！”他想马上告诉父亲这个好消息，可那天，父亲正在山里要道上站岗。军令如山，说走就走，高夫他们当天就要开拔前往河北邢台。直到出发，高夫也没能和父亲道别。走下山梁，高夫还在频频回头，他不知道，这一别，是否还能再见到父亲。
走到冀察战区司令部，天色已晚，高夫等人匆匆喝了点儿小米粥，就被分配了岗位。高夫被任命为电话排勤务员，领到了正式军装。老人至今还记得第一身军装的颜色，“军装是黄色的，左胸前有个白色的符号，那个符号代表着一等兵。”说到这儿，老人挺了挺干瘦的胸膛。
当时日军步步紧逼，司令部仅有一个手枪排，无法与其正面交锋，只能不断转移。1942年1月初，司令部接到命令，要从河北邢台向河南洛阳转移。
高夫和战友们日夜兼程地赶路，以躲避日军的围追堵截。正值深冬，又赶上下雪，高夫脚上的布鞋早就磨破了，脚趾踩在雪地里，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最难熬的还是饿。”老人回忆，行军途中，司令部物资短缺，经常三五天都吃不上一顿饭。那时的高夫，身高不到一米七，很瘦，常常饿得胃疼，有时甚至会在行军途中饿得晕倒。
很多士兵不堪其苦，偷偷离队，躲到附近的村里当了逃兵。高夫咬牙坚持着，他时常想起和父亲在游击队中的日子，“我可不能当逃兵，要是逃了，以后哪儿有脸回去见父亲。”虽然没有父亲的音讯，但高夫始终相信，父亲一定在家等着他，他绝不能让父亲失望！
正是这个信念，支撑着高夫，一直没有掉队。即使看见战友牺牲，高夫也没有沉溺于悲伤，只是加快脚步，向目的地前进。
整整走了三个月，部队终于抵达河南洛阳，此时，电话排里和高夫一起出发的20多个战友，只剩下不到10人。由于人员缺损严重，冀察战区司令部与第一战区合并。曾在电话排当过勤务兵的高夫，被任命为第一战区司令部话务员，由一等兵升为下士。
这是高夫第一次操作交换机。纷杂的电话线能排列组合成70条线路，高夫不识字，线路上的字符看着都眼晕。但他心里，兴奋多于惶恐，他知道，瞬息万变的战情，将通过自己的双手插拔线路，传递出去。“这就是我的抗日战场。”时至今日，老人的眼中，仍有当年的豪情。
除了吃饭睡觉，高夫基本都坐在交换机边，把每条线路的位置、联系哪个部门，都刻在脑子里。他看一会儿，就会闭上双眼，一条条线路在脑海里串连成图，不断变化；双手时抬时落，模拟着插拔线路……一个多月后，高夫闭着眼睛也不会接错线路，他接一通电话，只需要3秒钟。
作为战时最重要的通讯工具，为了安全和隐蔽，交换机被放置在地下20多米的防空洞中，24小时有人值守，每一班岗至少7个小时。
防空洞里阴冷、潮湿，高夫经常冻得瑟瑟发抖，还时常因为缺氧，头晕、恶心。实在难挨，高夫就紧紧单衣，使劲跺跺脚，双手拍打脸颊，努力瞪大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岗位。赶上晚班，高夫打盹儿都竖着耳朵，交换机一响准醒。有的战友偷懒，接班迟到，高夫从不抱怨，他的心里只绷着一根弦——不能漏接电话。因为漏接一个电话，就可能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性命。
在交换机旁，高夫曾和死神擦肩。
1943年，日军加密了空袭的频次，不断向战区司令部投掷炸弹。一天，一颗日军的炸弹在防空洞洞口炸响，飞起的土石将洞口封死。
当时正赶上高夫在防空洞里值班，他只觉得一阵地动山摇，头顶簌簌落土，随后就是漆黑一片。黑暗中高夫伸出双手，四下摸索，直到手指碰到交换机，确认完好无损，他才心中稍安。
“要是没被发现，我就会被闷死在防空洞里了。”老人说到这段时，一脸平静，仿佛说得不是生死，“当时就想着，就算是今天死了，也绝不能扔下交换机。”
所幸，两个多小时后，战友们终于挖开防空洞，救出了高夫。
日军的残暴刺激着高夫的血性，这个22岁的小伙子，每天都梦想着能上战场，手刃日寇，但始终未能如愿，他的抗日战场，始终在交换机旁。不过他明白，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守护好交换机，一样是为抗日尽力。
这一年，高夫改了名字，他把代表小家的“夫”字改成了“振中”。“没有国，哪有家！”高振中希望自己不仅是家里的顶梁柱，更能为“振中”出力，他也期盼着破碎的中国，能重新振作起来。
胜利终于来了！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开始在军营中流传，大家兴奋地谈论着，高振中也激动万分，“我反复大喊着一句话：咱们中国胜利了，是时候收复失地了！”老人提高音调，双手握拳。
兴奋之余，高振中想起已经4年未见、生死未卜的父亲。分别的日子里，每到夜深人静时，高振中就会想起父亲，泪如泉涌。“他在哪里？他是不是还活着？我还能不能见到他？”
1949年1月，离家8年的高振中终于又回到了内黄县城。离家越近，他的脚步越慢，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团圆，还是噩耗。
已经能看见家门了，高振中站住了，他不敢再走近一步，就那么远远地望着。
突然，一位老人出现在门前，那正是他牵挂了8年的身影，“是父亲，是父亲，他还活着……”高振中心脏狂跳，喜极而泣。他高喊一声“父亲”，飞奔上前……父子俩抱头痛哭，异口同声地喃喃着相同的3个字：“还活着，还活着……”
原来，儿子离开游击队后不久，父亲也加入了29军大刀队，上阵杀敌，1947年复员回乡。战斗中，父亲曾3次身负重伤，死里逃生。父亲解开衣衫，前胸后背，有数十处伤痕，肩膀、肋骨和大腿上，各有一处十几厘米的刀疤。高振中轻轻摸着那些伤疤，泪流满面。
如今，父亲早已去世多年，但他身上那些狰狞的伤疤仍然印在高振中的心头，也让他引以为傲，因为那是家族的“勋章”。
高振中也有自己的勋章，他郑重地戴在胸前，那是一个公益组织送给老人的礼物，勋章上写着“献给为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抗日英雄”。
“我没有赫赫战功，甚至没有像父亲那样上阵杀过敌，更没有以死报国，‘抗日英雄’我不敢当。”说到这儿，老人眼中依稀泛起泪光，“但在抗击侵略的战火中，我曾是一名坚守岗位的士兵，这已足够令我骄傲。”
如今，老人已四世同堂，他的重孙已经两岁半了。老人盼望着，再过几年，能带着重孙去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给他讲讲那场战争中的高家父子兵。（石滢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