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书架

孙中山读书之多，尤其是读西文图书之多，为很多中国近代名人所不及。

胡适曾拜访过孙中山，目睹了他的书架。并从他的朋友那里，得知了他的阅读情况。

胡适在1925年9月26日《现代评论》上发表了刘熙来信的“附言”。虽说是“附言”，实际上是一篇独立的文章。胡适在文中说，青年学生如想参与政治，应该注重学识的修养。接着，他谈到了孙中山的书架和读书：

你们不听见胡稚晖先生说孙中山先生没有一天不读书吗？民国八年五月初，我去访中山先生，他的寓室内书架上装的都是那几年新出版的西洋书籍。他的朋友都可以证明他的书籍不是摆架子的，是真读的。中山先生所以能至死保留他的领袖资格，正因为他终身不忘读书，到老不废修养。其余那许多革命伟人，享了盛名之后便丢了书本子，学识的修养停止了，领袖的资格也就放弃了。

孙中山嗜好读书，使得博学的胡适为之钦敬。据胡适说，孙中山寓所的书架摆的都是西文书籍，而且是那几年新出版的；孙中山的书架摆那么多的书，不是做做样子的，是真读的。孙中山的思想能跟上时代潮流，得益于一生坚持读书，未尝一日废书。

张国焘曾多次见过孙中山，并且见过他的书架，了解他的阅读情况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东方出版社出版）中，写到了1920年的一天，去天津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寓所，拜访孙中山：

在我们和中山先生谈话后约十天光景，孙先生又约我去单独晤谈。……他问我：“听说你喜欢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吗？”在我给予肯定的答复之后，他又说了一大篇话，大意是：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其中的一派。他在欧洲的时候，与社会主义各派领袖人物都有过接触；各派的理论他也都研究过。他参酌了社会主义各派的理论，汲取它们的精华；并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形，才创立三民主义。他指着一个摆满了英文书籍的书架说：“我这些书都是讲社会主义的，你都可拿去看。”

据张国焘说，孙中山的一个书架上，摆满了英文书籍，都是阐述社会主义学说的。这些书，孙中山都读过，研究过。孙中山告诉他，在创立三民主义的时候，参酌了社会主义各派的理论。

孙中山视读书为人生必需，读书成了他的嗜好。他曾对人说过：“我一生除革命外，唯一的嗜好就是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生活。”这是一句实实在在的话，没有一丝夸张。

孙中山不但在顺境中抓紧读书，而且在逆境中发愤读书。正是在颠沛流离之中，他读了许许多多的书。1896年月10月23日，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被囚禁将近两个星期后获释。这之后，他大量阅读政治、外交、法律、经济等书籍。他在伦敦一直待到1897年7月，花了相当多的时日，在大英博物院图书馆阅读钻研。在那儿，他开始接触卡尔·马克思、约翰·穆勒、亨利·乔治的思想。

在日本时，孙中山利用住在日本友人宫崎滔天家里的短短的10天时间，翻完了他家几乎全部藏书。

关于读书，曾任孙中山主任秘书的邵元冲与孙中山有一段对话。邵元冲问：“先生生平对于政治经济社会学宪法学实业问题的书籍，都很努力都很有兴味的去研究，究竟先生对于哪一种学问是比较专门的呢？”孙中山回答说：“我没有专门的。”邵元冲又问：“然则先生所研究的究竟是哪一种学问呢？”孙中山答道：“我研究的是革命的学问。……”

孙中山阅读西方书籍，没有同时代某些人的偏见：既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重西方科学技术，轻西方政治制度和理论，也不是照搬照套、生吞活剥、“全盘西化”。孙中山在学习西方哲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思想家的学说时，吸收的是于中国有用的东西。他根据世界潮流，根据中国国情和需要，吸取他们学说中的精华，并加以改造、丰富、发展。

孙中山通过读书，融通中西文化，并依据世界潮流和中国需要，提出和发展了三民主义。对于这一点，国民党元老邹鲁有以下的说明：

总理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思潮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又说：“兄弟所主张的三民主义，实在是合集古今中外学说，顺应世界潮流，在政治上所得的一个结晶品。”惟其顺应世界潮流，依据中国需要，所以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固非因袭欧洲，亦非因袭中国；即非全属唯物，亦非全属唯心，而是总理的新独创。

无日不读书，终生不废书，古今中外的书都读，读了能从书中“跳”出来，使得孙中山能始终顺应世界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