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一凡
香港鲁班先师庙外观 司徒一凡 摄
“鲁班庙”在香港现存并不多
位于香港西环青莲台的“鲁班先师庙”，建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至今已有130多年的历史。这座被特区政府列为“一级历史建筑物”（相当于内地的“文物保护单位”）的庙宇，其规模虽然不大，但建筑内外却有26幅壁画，是港岛华人庙宇中壁画数量最多者。
仔细察看正门上方的11幅壁画，发现部分有“逵南”或“关逵南”的署名，应是画师的姓名；另见有“戊辰年”字样，当为画作完成的年份，与鲁班庙于1928年曾经重修亦相吻合。唯正门牌匾“鲁”字上方的那幅壁画，显得与众不同：但见画中有10余件残缺不全的书籍、信笺、纸条随意散落、叠放，其中更有民国戊辰年（1928年）重修庙宇的承建商“钟照记”之名。此画的落款有“重修于民（国）乙卯仲夏”字样及画师“谢青云”的署名。经查，民国乙卯年应为1915年或1975年。因“钟照记”是1928年重修时的承建商，故该画做应该是1975年绘制的。将承建商名号巧妙地置于壁画中做宣传（或许这可算是当年的“植入式”广告），此举当然很聪明，但事情远非这么简单，这幅壁画所采用的绘画形式竟然是曾经风行一时的“锦灰堆”！它在香港现存的历史建筑中并不多见，由此见证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在香港的传承和光大。
“锦灰堆”引发“废墟”情结
有资料显示，“锦灰堆”一词最早出自元代钱选的《锦灰堆》图卷，图中有文曰：“世间弃物，余所不弃，笔之于图，消引日月”。受其影响，历代不少文人画家纷纷创作“锦灰堆”画幅，后来在陶瓷装饰中也渐成风尚，甚至出现于建筑的门扇、屏风等内外装修图案中。“锦灰堆”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叶曾广为流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鼎盛。当时，上海各大公司的书画部皆售卖“锦灰堆”作品，供收藏者选购，其中公认的高手是画家郑达甫。
据《镇海县志·人物传》记载，郑达甫（1891-1956年），镇海浦镇人，他“家贫少孤，在家乡小学任教，性喜绘画，尤擅临摹。”20余岁时到慈溪一店铺司账，后来到上海，靠卖画为生。
当时上海有个叫杨渭泉的福建商人，好笔墨而不善画。他结识郑达甫后，便力邀郑留在杨家，专门为其代笔作画。而郑此时因生活窘迫，有人邀他代笔，正可聊解贫困，也就欣然接受。郑达甫书兼各体，仿于右任尤其逼真，画则长于工笔，“锦灰堆”恰可展其所长。
有了稳定的代笔人，精于谋划的杨渭泉便刊登广告推销“锦灰堆”。每幅画出售所得利润，杨、郑两人六四分账，郑达甫另需自费购买笔墨颜料等。这种奇特的合伙生意竟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杨渭泉一直坐享名利，后因战乱导致失去客源而终止。据说目前所见落款为“古闽杨渭泉”的“锦灰堆”画作，皆出自郑达甫手笔。
新中国成立后，这段隐秘的代笔史遭人揭发，郑达甫所绘的“锦灰堆”因此应邀参加全国第2届美术展览，并首次署上了自己的名字。他后来还被上海市文史馆聘为馆员，受到应有的尊重。
“锦灰堆”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中国流行并非偶然，而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审美理念以及视觉经验等有直接的关系。在那个年代，国土屡遭列强入侵，珍贵文物毁于战火。于是，“锦灰堆”画作，不仅引发了人们心中的“废墟”情结，亦见证了中国社会发生的剧变，同时也成为历史的真实写照。
表现形式与西方拼贴画相似
由于“锦灰堆”的表现形式与20世纪初期西方现代艺术中的拼贴画（Collage）极为相似，故也有人认为西方的拼贴画源于中国。仅就画作内容来说，拼贴画是以各种实物剪裁后拼贴成画面，而“锦灰堆”中的图像则完全是手绘的，两者在材质及制作手法上有明显的区别。
“锦灰堆”图案描绘极为细致，大多是用工笔手法对实物的直接写生，追求形似与逼真。它要求画者多才多艺，既擅书各种字体、精通不同画法，又熟知各种碑拓、青铜器造型，还能篆刻各种印章。此外，其布局奇特，看似杂乱无章，实则井然有序，不单有中国画的疏密聚散、浓淡干湿，更需相互映衬才能做到件件逼真。一般完成一件作品要两三个月，复杂的作品甚至需要1年。“颠倒横斜任意铺，半页仍存半页无。莫道几幅残缺处，描来不易得相符。”正是对“锦灰堆”创作的真实写照。
因绘制困难且耗费时间，所以“锦灰堆”在发展了几百年后逐渐没落，在当今中国书画界已难觅踪影，几成绝唱。为保护这种源远流长的传统绘画技艺，我国有关专家、学者已成立专门研究机构，挖掘、整理有关历史资料，并举办书画展览进行宣传推广。同时开始着手为“锦灰堆”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希望通过建立“锦灰堆”艺术馆、进行学术交流、培养传承人才、出版专著、开发相关工艺制品等方式，使“锦灰堆”艺术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