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社会主义建设要从本国实际出发
——解读陈云 1956年两次涉外会谈中对经济建设的思考
[摘要]1956年4月，陈云对越南进行了五天的访问，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人以及越南工、商、财务等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了多次会谈。在回答越方提出的问题时，他根据越南的实际国情，对越南的工业化提出了“先轻后重”的建议，并认为实行合作化是越南农业增产的有效措施。此外，他还对越南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发表了看法。同年 12月，陈云在接见南斯拉夫的访问代表团时，就双边贸易、订立合同等经济问题进行了会谈。这两次谈话所蕴含的陈云关于搞社会主义建设要从本国实际出发的思想，从人民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出发的思想及其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情怀，今天仍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关键词 ]陈云；越南；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
陈云1956年4月初就越南经济计划草案问题的谈话及1956 年12 月同南斯拉夫政府和经济代表团的谈话（参见本期《党的文献》。），以前均未公开发表过。两篇谈话的对象都是外国人，所谈均为经济问题。迄今为止，陈云涉外会谈的档案文献公诸于世的还相对较少，两篇谈话的发表意在略补此欠。
1956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多事之秋。苏共二十大错误地全面否定斯大林，虽“揭开了盖子”，但也“捅了娄子”，引发了思想混乱。中国和其他一些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既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下一步的路子将如何走，这是大家面对的一个共同课题。在两篇谈话中，陈云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经济建设实际情况的同时，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也作了深刻总结，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搞社会主义建设要从本国实际出发。
一、从越南实际国情出发，提出“先轻后重”的工业化道路和农业合作化等建议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在党内长期主持经济工作。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他亲身参与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所有重大经济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因此，1955 年6 月，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政府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商谈需要中国援助的一些项目时，中越双方便约定：在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时，由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前往河内，参加中苏两国对越南经济援助等问题的会谈。
据此，1956 年3 月20 日，中共中央接到苏共中央关于米高扬将到越南公开访问的电报后，立刻致电越南劳动党中央，告之陈云将以不公开的方式访问越南。同日，陈云致电中国驻越大使馆转中国驻越南经济代表处代表方毅，请其即在中国专家之间收集一下越方可能提出的有关经济和其他问题，以便事先作些准备。随后，4 月1 日至6 日，陈云对越南进行了为期5 天的访问。因为陈云这次来越南是不公开的，所以，他没有参加越南劳动党欢迎米高扬的一切公开集会。4 月1 日下午到达河内后，当晚出席了越劳中央政治局举行的欢迎宴会。2 日晚至5 日晚，他同米高扬一起同越劳中央政治局进行了五次会谈。此外，他还单独同越劳中央政治局长征、范文同等领导人进行了一次会谈，并应邀单独同越南计委和工、农、商、财务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了三次谈话。
在这些会谈中，越南方面向陈云提出的问题有九个之多。由于时间关系，陈云重点谈了三个问题。
（一）越南的工业化道路。关于这个问题，陈云话题的切入点，是越南有限的国力应当如何有效配置。取得政权的越南劳动党不能不面临两重任务：一方面，要在南北对峙的条件下拿出资金来养兵备战；另一方面，又要用建设的成就来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有限的财力要用于两个方面，必然此多彼少、相互掣肘。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
越南劳动党实际上面对着一个经历战火破坏的殖民地经济废墟。陈云指出，殖民地经济的突出特点是“既没有重工业，也没有轻工业”。也就是说，越南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什么现成的工业基础可以利用。在这种条件下，陈云建议解决矛盾的办法是：“首先是增加农业生产，其次是增加各种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生产。”
这就自然涉及到越南的工业化道路问题。越南劳动党所提出的经济计划中，给重工业安排的投资比例较大，而给轻工业安排的则较少。对此，陈云坦诚地指出：“越南工业化，不外这三条路：（一）重轻并进，即重工业和轻工业一齐搞；（二）先重后轻；（三）先轻后重。就越南现有的条件，即资金、技术、干部的条件来说，第一条路是没办法走的，第二条路怕也走不通，可选择的似只有第三条路。”
陈云从三个方面谈了越南应当走“先轻后重”的“第三条路”的理由。
其一，因为没有工业基础，所以，从生产日用工业品入手，可以逐步把工业生产的触角延伸到重工业上来。也就是说，“先搞轻工业，是为了要搞重工业”。其发展顺序是：“日用品工业”——“有原料并且销路有保证的出口品工业”——“必需和可能搞的重工业”。这是一个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过程。
其二，越南在经济计划中重视发展农业。农业发展了，农民收入增加了，农村对工业日用品的需求也就会增加，同时也会为轻工业的发展提供原料（如经济作物）。可见，“先搞轻工业，也是为了发展农业”。
其三，日用品工业自身的特点是“容易办、得利大、收效快”。“办这样的工业，国家可以增加收入，为进一步办重工业积累资金，又可以满足农民购买力提高后的需要，还可以进一步解决城乡职工的就业问题。”也就是说，越南在工业化道路上走“第三条路”，可谓一举多得。
陈云建议越南劳动党走“先轻后重”的“第三条路”，这是从越南当时经济的实际条件出发的。其实，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之初，也曾设想过先搞农业和轻工业，以便为工业化建设积累资金。后来，根据国际国内条件反复论证，才逐步决定走“先重后轻”的“第二条路”。诚然，斯大林曾倡导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并把在苏联主张走“第三条路”的布哈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但中国并不是简单照抄照搬苏联的做法，而是注重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也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此前，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口各部汇报时曾指出：“陈云同志管财经工作，苏联的有些东西，他也不学。”（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 501页。）陈云在这里建议越南走“第三条路”，说“这样主张是从实际出发，不是右倾”。事实上，他在这里解除了那种把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简单地等同于“先重后轻”观念的束缚。
陈云提出的这些建议，得到越方的积极响应。在陈云访越后，越方重新编制的三年计划把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提高了，并向中国提出请求援助 13个轻工业工厂的项目。对此，中国政府给予了积极支持。
（二）越南农业增产的主要措施。越南劳动党的三年计划草案中，提出了许多农业增产的措施。其中包括开荒、水利、施肥、选种、改进农具及其他技术和发展互助合作等。从长远看，这些措施都是有用的。但是，在短期内见效的措施是什么呢？陈云总结中国的经验，指出“在这方面，中国摸索了六年才找到一条走得通的路”，这就是合作化。
为了说明合作化的好处，陈云对几项主要措施进行了比较分析。开荒，在中国的自然条件下往往“花钱多，收获却不大”；搞大型水利工程，虽然防灾的作用显著，但也“不能满足在短期内大增产的要求”；合作化则“是中国在短时期内国家花钱最少而又可能实现最大增产计划的一条路”。他以搞小型水利建设为例指出：“合作化之后，组织起来的农民自己动手搞水利。例如，中国河南有耕地一亿二千万亩，其中原只有水浇地一千三百万亩。合作化高潮到来之后，河南农民决定今年增加水浇地四千万亩，明年再增加水浇地四千万亩。中国有史以来五千年，河南只有水浇地一千三百万亩，现在一年就要增加水浇地四千万亩，增加几倍。”他还指出，许多以前不易办的事，如积肥、改良农具和种子、改进耕作技术等等，合作化以后都不难了。
陈云从越南的实际条件出发，认为搞合作化，比开荒更有利于增产。越南的经济计划中，由于受苏联开荒的影响，原定在一些高原地带和山地开荒 50万公顷，移民 40万人。陈云指出：苏联把开荒作为增加农业生产的主要措施，有其合理性。“苏联开荒的投资，一年产品的价值就可以抵偿。那是因为苏联天寒人少地多，土地一般只种一造，很难用人工打井改旱地为水浇地。”中国不同于苏联，要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就要在北方打井、把旱地改为水浇地，在南方蓄水、增加复种面积。所以，搞合作化，动员群众搞小型水利是增产的主要措施。相比之下，“越南旱地改为水浇地，条件比中国好”。越南降水量比中国大得多，打井平均七公尺就能见水，也比中国的平均 20公尺容易得多。越南应把重点放在合作化上。即使要开荒，搞了合作化后，困难也会少些。
会谈中，陈云还谈到越南试种中国棉种和试种甜菜问题。他说，中国的棉种适合天寒雨少的北方，建议越南“研究巴基斯坦、埃及等条件同越南较相近的国家的棉种”。甘蔗是越南的传统作物，且甘蔗制糖又比甜菜制糖要合算，他对越南试种甜菜也未表示赞同。
合作化的速度和规模，关系到合作化工作的健康开展。对此，陈云强调：“合作化的发
展速度、规模是一个政治问题，应由越南劳动党根据实际情况，好好考虑，任何外国人都不能代出主意。”他提醒说：“搞得太快太慢，都会造成农业减产。”中国由于合作化工作中有时要求过急曾引发出不少问题，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农业合作化，一两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化到普遍办高级社就是如此。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邓小平文选》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316页。）陈云当时作这样的提醒，是很有必要也很及时的。
（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谈这个问题时，陈云首先回溯了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搞统一战线的历史，说明要对资产阶级“既斗争又联合、既联合又斗争”。
随后，他重点谈了三方面的问题。
其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政策，是分步提出的。按照原来的设想，中国共产党本打算在新中国成立后搞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虽然“也说要搞社会主义”，“但没说马上就搞，只说五种经济并存，国营经济要处于领导地位，这种情况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然而，由于在私营工商业调整和“三反”“五反”中把私人资本主义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同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编制中得到苏联对重工业项目的援助承诺，使搞社会主义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才开始进行。中共中央作出这一决策是十分慎重的。陈云说：“中国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公布总路线，虽然事前一年，中共中央就决定了。”陈云这样说，意在告诉越南同志，目前应“多做少说”，何时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要待时机成熟后再说。
其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的和平改造，是分步进行的。“第一步，工业搞加工订货，商业搞经销代销，批发业主要归国营掌握，主要的几种商品如粮食、花纱布、油料等由国家统购统销；第二步搞公私合营，从重点个别合营和采用“四马分肥”的方式，进到全行业合营和采用定股定息；第三步是国有化，实现全民所有制。”其所以要分步进行，是因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每一步工作，都必须适应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必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相反。
其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的方针是，“一定要改造，同时也一定要给饭吃”。在中共中央的分工中，陈云主抓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小商小贩（包括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他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商人，包括小商小贩，没有雇用店员的比有雇用的多”这个特点，对民族资本家和资方人员既进行改造，又合理安排，以极其细致的工作防止“出乱子”，在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中保持社会稳定。
中国实行的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一大贡献。在这次谈话中，米高扬多次赞扬“中国按照列宁的思想，搞和平改造，实现了列宁的理想”；“中国的经验对越南是有用的，越南同志要好好研究”。陈云则指出：中国与越南有共同点也有差别，要了解情况，越方可派人来中国看看。当然，这绝不是要越南照抄照搬。
陈云根据中国发展工业、农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的经验，并根据他所掌握的越南的基本情况，客观、全面地回答了越方提出的问题。他提的意见有分析，有提醒，有建议，十分中肯，切实可行。越南领导人认为陈云的这些谈话“把许多论点弄明确了，这等于给越南同志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课”，“听后狂为兴奋，觉得增加了信心和力量”。但陈云始终向越南领导人强调说，关于越南的经济建设问题，中共中央的态度是既不以中国为主，也不以苏联为主，而是以越南为主；中国专家的意见可以提，但要以越南劳动党中央的意见为主。由于米高扬把留越时间缩短了一天，越方向陈云提出的另外一些问题，如物价、资金积累、发行纸币、货币流通量、财经机构等，陈云没有顾上谈。对此，越方曾派专人到陈云下榻处探问，知道日程无法改变时，表示失去良机，十分可惜。
二、坦诚向南斯拉夫解释中国不能扩大贸易额的实情，阐释“自力更生”原则
陈云同南斯拉夫政府和经济代表团的谈话事出有因。南斯拉夫在 1948年被错误地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中断了同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联系。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调整对外政策，同南斯拉夫建立了外交关系。1955年 1月，中国也同南斯拉夫建立了外交关系。为了弥补长期未曾来往的遗憾，南斯拉夫很希望扩大同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1956年 12月，南斯拉夫派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政府和经济代表团，来中国商谈 1957年贸易问题。他们抱着很高的希望，想要购买中国的农产品，希望中国订购他们制造的船舶和工业成套设备。但由于额度有限，中国尽管从对其他国家的一些贸易额中挤出了一定数量，却仍与南斯拉夫方面的期待有很大距离。
为了减少南斯拉夫方面的误会，外贸部于12月 13日致电陈云代总理（ 1956年 11月至 1957年 2月，由于周恩来总理一直在国外进行访问，陈云担任了近三个月的代总理。)，报告谈判情况并建议在订船上力争不令对方完全失望，并请陈云代总理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12月 15日，陈云在外贸部的来电上欣然批示：“长期购船问题需慎重、不作决定。我可以见一次。”
12月 20日，陈云接见了南斯拉夫政府和经济代表团。在会谈中，陈云着重谈了以下几点。
第一，在开场白中，他感谢南斯拉夫派这么大的一个代表团来中国，不仅谈贸易，还介绍南斯拉夫的经济组织工作，认为这对中国是很有帮助的。他说：“我听说团长同志曾到我们的经委、计委和五办进行座谈，因为我也是做经济工作的，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可惜没能参加。”他的这些话，并不是简单寒暄，而有其丰富内容。他接着说：“我要看看记录，研究一下，因为我们想研究兄弟国家的经济组织工作，研究在人民民主国家计划经济下面，如何使生产和市场更活跃一些。”他还说：“在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研究了如何在计划经济下搞一部分自由市场。”实际上，陈云在中共八大上提出“搞一部分自由市场”新构想，同南斯拉夫在经济组织工作中提出“工人自治”主张一样，都是在探索摆脱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而“把经济搞活”的新路。
第二，关于贸易问题，陈云主要谈了四点：
其一，明年贸易额不能再增加，有些长期性的经济合作问题现在还不能谈，这并不是由于政治原因。中南在政治上是根本一致的，即使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和意见，也丝毫不影响两国政治上的根本一致。“我们两个兄弟国家的共同点大到不可比拟。”“我们深深了解南斯拉夫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是要打倒帝国主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
其二，贸易额不能再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财力和物力十分紧张。在财力上，1956年为了充分利用可能性进行建设，基本建设多支出了 15亿元，银行信贷储蓄有 10亿赤字。再加上支持农业合作社贷款、提高工人工资总额等，“造成信贷和财政上大体有二十五亿元的不足”。为了平衡这个不足，商业部动用库存卖了许多东西，这又导致物力紧张。无论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如钢铁、布匹、纸张等等都很紧张，东欧兄弟国家想购买的粮食猪肉和油料也紧张。为了维持国内市场，供应人民需要，“猪肉和油料不能多出口。一九五六年冻猪肉出口原定十九万吨，减少了五万吨”。“一九五七年油料出口将从一九五六年的三十五万吨减至二十五万吨。冻猪肉将从一九五六年十四万多吨减至五万吨。”陈云强调：“这些减少对于国内说来是必要的。”
陈云反复说明为什么不得不减少这方面的出口。他指出：“现在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还实行配给制的国家之一。油是配给的，北京上海配给量最高每人每年三点七五公斤，中等城市二点二五公斤，农村不过二公斤。大家知道，按我国购买力水平还不能买牛油，牛油也少，这点油就是所能吃到的全部脂肪，不能再减少了。但如要保持去年的出口量，就必须再减少国内供应，那样会引起人民的不满。”
其三，目前中国同兄弟国家订立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成套工厂的时机尚未成熟。一是中国还没有动手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到时候
财政收入究竟有多少还说不准；二是中国的计划工作经验不够，现在要力求慎重，以免犯了错误影响六亿人民的生活，也给兄弟国家造成困难。所以，购买船舶和成套设备的问题现在还不能谈。
其四，陈云介绍中国对东欧兄弟国家贸易中的一个经验，就是中国要进口的主要是自己不能制造的大型、精密机器和成套设备，由于外汇缺乏和国内生产成本低，“今后即使是国内勉强能生产的机器，我们也不能进口”。陈云讲的这一条，实际就是“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
陈云同南斯拉夫政府和经济代表团的这一谈话，十分坦诚。他表示：“我谈这些情况就像在党内开会一样，不是在普通的外交场合。 ”他希望代表团的成员听后，消除不必要的误解，理解中国不能与其过多扩大贸易额的真实情况。
在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陈云所谈的主要问题，虽是贸易额不能多增这样一件具体事情，但以小见大，反映了新中国经济工作开创者对中国建设细致入微的思考。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新中国要搞工业化，就只能从农业上打主意。农产品在出口商品中占到75%，以此换回发展工业所需要的技术设备，以便迅速打下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这就必须在财力物力十分“短缺”的情况下，在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之间，千方百计维持一种“紧张的平衡”，以求统筹兼顾，处理好“吃饭”和“建设”、“内需”和“外销”、“自力更生”和“扩大对外贸易”等诸多方面的关系。
陈云的这些谈话，虽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之前，但其中所蕴含的关于搞社会主义建设要从本国实际出发的思想，从人民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出发的思想，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情怀，在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仍然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作者赵士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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