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近期出版了苑芳江博士新作《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该书从选题到材料，从方法到结论，做到了开拓性和创新性、思辨性和逻辑性、理论性和现实性的结合，对于拓展党史研究新领域，开阔社会史研究新视野，探索历史与现实互动研究新方法，具有启示意义，是即时跟进研究历史的一种可贵尝试。这里结合该书的选题和方法，谈谈即时跟进研究历史必须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即时跟进研究历史，需要正确处理如何看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问题。历史研究中，历史与现实总是充满张力。传统史家坚持“当代人不修当代史”。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历史尚未沉淀，不好妄下结论；二是容易受牵扯，立场、情感很难客观。但历史越写越近渐成趋势。相信并追求历史研究完全反映客观历史的兰克传统，自20世纪初期以来在欧美学术界屡遭质疑，先是经过相对主义思潮冲击，到上世纪末又遭后现代主义抨击。“现实”对研究者笔下“历史”的影响作用备受关注。科林伍德说：“历史学的终极目的不是再现过去，而是理解现在。”克罗齐更是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问题的启发意义是：历史虽然是已经过去的客观存在，不能更改，但人们对它的认识能力、认识深度则是不断发展的。时代发展不仅对历史研究提出新课题，而且提供新方法和视角，拓展新领域。研究者应当站在时代高度不断审视和评价历史，不断提出新的课题。社会建设命题新出不久，备受瞩目，《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这一新作选择现实关切性课题，可以说顺应了这种史学发展趋势。
即时跟进研究历史，需要正确处理思想理论创新发展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理论创新十分自觉，对其先导作用高度重视。即时跟进研究历史，首先映入研究者视野的也是思想理论创新史的课题。但是，这种理论发展史研究有其自身特点。较为久远的思想史研究，人们能够比较容易从容地条分缕析思想的来源。但是，对于当代理论创新史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研究，需要格外关注理论发展的现实和实践前提。通常意义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运用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语言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二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三是将中国的独创性经验上升为理论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主要不是书斋中研读理论的成果，而是对实践问题的回答。习近平同志在总结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时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可以说，现实和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先导，问题意识是理论创新的前提。社会建设问题的提出就是这样的。苑芳江的新著，准确把握了这种逻辑，以问题为先导来分析社会建设理论的产生，从根本上把握了问题的由来，把握了现实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途径。
即时跟进研究历史，需要正确对待“海量”资料问题。即时跟进研究历史，面对的是“大数据时代”的“海量信息”。这些材料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公开发表的资料，主要是文字和影像资料；二是尚未公开发表的材料，包括大量尚未解密的文件及其过程稿；三是当事人的口述史和回忆录，这些材料可以了解政策形成中的细节。后两种材料，对一般作者来说，目前还很难加以全面应用：尚未发表的材料不能完全公布；当事人的口述材料，牵扯方方面面因素，很难做到客观。因此，使用第一种材料是比较可行的选择。但随着网络等新兴媒体快速发展，通过公开渠道披露的信息速度极快、数量极大。如何尽可能多地掌握第一手资料，如何鉴别筛选公开信息，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该书较好地处理了史料选择问题，书中所用资料，囊括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公布的有关重要文献，同时大量使用有关部门发布的材料，参考专业研究者大量研究成果，充分支撑了课题研究。
即时跟进研究历史，需要正确对待论述“怎么说”和“怎么做”的统一问题。即时跟进研究历史，人们往往关注的是中央提出的重大决策，容易对“怎么说”写得比较多，对“怎么做”写得不够充分。但是，党的历史是“怎么说”和“怎么做”的统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记述了思想理论的发展过程和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如通过召开会议、发布文件、发表讲话，提出思想理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作出决策部署，一般称之为“怎么说”。但是历史书写的对象，更多的内容还是“怎么做”，要写清楚如何贯彻决策部署、推动实践探索的历史过程。即时跟进研究历史，只有把这两方面都写充分，才能更好地体现党的历史发展的完整性、生动性。《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首先把“怎么说”写清楚了，详细描述了社会建设理论的发展过程。同时又把“怎么做”写清楚了，运用笔墨记述丰富多彩的社会建设实践，运用典型事例展现社会建设的成效。这是值得称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