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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升华达到了全新的高度——

对“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

刘庭华 李东朗

2015年04月13日08:34   来源:北京日报

原标题:对“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

  《八一宣言》的部分内容。

  1938年抗日根据地的抗日墙报,写有“扩大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标语。

  《申报》发表的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宣称:为维护领土主权及各种条约,惟有实行天赋自卫权以应之。

  一名少女在群众队伍中听上海妇女救国会宣传抗日。摘自版画家温涛刻作的《她的觉醒》。林阳 王鹏/供图

  开栏的话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发扬“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空前地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伟大旗帜下,捐弃前嫌,一致对外,共赴国难,奋勇抵抗,最终打败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现象,这是中华民族新觉醒的里程碑。在抗日战争中形成的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本刊即日起开设“抗战精神赞——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专栏。敬请关注。

  爱国主义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思想基础,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凝聚力

  主持人: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在艰苦卓绝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升华达到了全新的高度。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在共赴国难、奋勇抗敌中形成的伟大抗战精神,对抗战胜利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刘庭华(军事科学院原军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枢纽,在这场关系到民族存亡的生死决战中,中华民族发扬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空前地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伟大旗帜下,一致对外,共赴国难,奋勇抵抗,最终打败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开辟出了一条新道路。

  毛泽东在全面抗战之初曾指出:以国共合作为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抗战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预言十分正确。可以说,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爱国主义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思想基础,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凝聚力,而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则对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了核心主导作用。

  李东朗(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抗日战争是拯救民族危亡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一场与强大敌人的殊死决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欺负中国落后和不统一。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和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维护和发展这个统一战线,从而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的发动、坚持和胜利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是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典范,它的成功实践彰显了统一战线作为“法宝”的巨大能量。

  主持人: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和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此外,还有哪些派别在倡导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为此又做出了哪些努力?

  刘庭华:中国的民主党派,抗战前大都既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一党独裁专政,又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一直从事第三条道路的斗争。但是,在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的形势下,它们纷纷改变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或放弃反蒋,或放弃反共,都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并积极从事推动全民族的团结抗日活动。

  中华革命党把自己的组织改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放弃反蒋斗争,主张联蒋抗日,号召“一切革命的党派,在目前民族生死的最后关头中,应该放弃其宗派的偏见,在反帝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两大原则下,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可以说,这代表了所有民主党派的共同愿望。七七事变后,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呼吁全民族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宣言中说:“抗日的利益包括一切人民的利益,除汉奸外,全国上下,不分党派,无间朝野,为民族利益计,为自身及子孙计,都应牺牲其特殊利益、财产生命,团结一致,共同向战胜暴日的一个目标前进”。当国共两党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第二次合作时,各民主党派更是表示坚决支持和拥护,并积极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

  国民党各政治、军事集团及地方实力派为争权夺利一直明争暗斗,闹独立,搞分裂,上演了一幕幕军阀混战的丑剧。但是,随着日军侵占东北,侵入华北,各政治、军事集团和地方实力派逐渐认识到只有全民族团结御侮,中国才能免遭灭亡,因而要求结束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声愈来愈高。

  不少军事集团公开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有的甚至主张联共抗日。以陈济棠、李宗仁为首的西南实力派集团发动“两广事变”,要求北上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力促团结抗战。这都有力地促使了蒋介石国民党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下定团结抗战的决心。到全国抗战爆发时,国民党各政治、军事集团及地方实力派全部都取归顺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态度,表示服从国民政府,团结一致抗日,同仇敌忾,英勇杀敌。

  由合作破裂到再次合作,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双方都做出了重大的让步和贡献

  主持人:自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到第二次合作开始,历时十年。由破裂到再次合作,其艰难性可想而知。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双方都做出了哪些让步和贡献?

  刘庭华: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伟大的政治胸怀和宽宏精神,在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上,由“反蒋抗日”变为“逼蒋抗日”,最后调整为“联蒋抗日”。

  李东朗: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坚决抗日的主张,号召全国民众“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实行帝国主义压迫的战争”;指示全党加紧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真正地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1932年4月15日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决心“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据此,在东北极其险恶的环境中,组织掀起大规模的抗日战争(东北抗联)。虽然在关内由于一直遭受国民党大军的“围剿”,抗日主张无法实施,但拯救民族危机之志始终不渝。

  刘庭华:1933年1月,毛泽东、朱德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向国民党军队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建议。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主张“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益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2月,中国共产党又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在全国各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从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成为势不可当的潮流。

  李东朗:1936年3月的晋西会议,再次确定“党的任务是,准备开展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目前的关键,是建立统一战线——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1936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东征回师陕北的通电中,对国民党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其后,建议国共第二次合作:“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

  刘庭华: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声明在政策上作出更大调整,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之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抗战宣言,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又向国民党送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重申共产党的四项保证。

  李东朗:这四点保证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重大的“带原则性的让步”。它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坚毅精神和顾全民族利益大局的博大胸襟,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的重大贡献。

  而国民党方面,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宣言在“最后关头”“自必决然牺牲”(抗日)。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表示“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即是其容忍的“最低限度”。在对日本退让酿成大祸后,国民党被迫逐步改变对日政策。

  刘庭华:国民党作为中国当时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党,在九一八事变后一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丢失了东北三省和华北不少国土,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谴责。但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加大了准备抗战的力度,改组国民政府,调整内外政策,加紧抵抗日本侵略的军事准备,并开始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谈判。七七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进一步坚定了抗战的决心。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强调“如是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称: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自卫权以应之。15日,蒋介石下达全国抗战的总动员令,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还开放了党禁,承认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其他政党的合法性,释放了政治犯,接受并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承认了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实现全民族抗战的前提,而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的战略配合是抗战胜利的基石

  主持人:国共两党根据自身情况,开辟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两个战场是如何互相配合共同御敌的?有哪些比较经典的合作抗敌?

  刘庭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实现全民族抗战的前提,而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的形成,则是打败日本侵略军的重要保证。

  “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统一战线内的这种分工,既符合全国抗战军事战略上的需要,又符合国共两党和两军的自身情况。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控制全国资源,拥有200余万人的正规军,且装备水平远远高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理所当然地担负正面战场的正规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数量少,装备差,但政治素质高,善于做群众工作,长于游击战和运动战,独立作战和生存能力强,适于担负开辟敌后战场、坚持敌后抗战的战略任务。两个战场缺一不可,在统一战线旗帜下,发挥各自的优长,采取不同的作战形式和手段,以抗击日本侵略军。两个战场的相互配合,构成了有利的战略布局。

  主持人:前期抗战的主战场是正面战场,这期间,敌后战场积极配合正面战场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庭华:敌后战场形成之后,主要在战略上积极地配合和支援正面战场。这种配合、支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作战行动上的配合、支援与策应。当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与日军进行徐州、武汉会战时,八路军以主力一部挺进冀鲁平原,牵制日军第2军,威胁其后方,分散其兵力。同时,以晋冀豫、晋察冀边区部队破坏平汉、津浦的铁路交通,以支援正面战场。特别是1940年6、7月间,当日军加紧政治诱降,并攻占宜昌,造成溯江而上威胁重庆之势时,八路军于8月在华北敌后战场,发动了有105个团20万人参加的“百团大战”,时间长达5个多月,歼灭日军4万多人,瘫痪了日军的主要交通线,把日军的主要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极大地支援了正面战场。

  二是战略、战役指导上的协商与建议。全国抗战开始后,当国民党当局准备研究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和部署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了《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并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为代表,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积极建议全国抗战应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外线速决运动战的作战指导原则。当国民党军与日军进行忻口、太原会战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向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建议:要加强娘子关和龙泉关的防守,指出这是保卫太原和山西腹地的关键所在;战役部署上应将主力置于敌两翼,一部扼守正面阵地。然而,这些建议并未被接受,导致日军突破娘子关,威胁太原侧后,造成全线溃败、太原失守的危局。与此相反,在正面战场第五战区进行徐州会战时,周恩来、叶剑英等的建议,得到李宗仁的赞同,从而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此外,周恩来、叶剑英等还在国民党南岳军事会议上,介绍敌后战场抗战、特别是游击战的经验,并协助国民党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培训游击战的指挥员。

  主持人:在局部战争和后期抗战中,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战的重要战场。这期间,正面战场对敌后战场的配合有哪些?

  刘庭华:在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对敌后战场的配合、支援也是比较好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党在1937年和1938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历时一年零四个月,正面战场先后进行了太原、淞沪、徐州和武汉四次大规模战略防御性战役,共毙伤俘日军25万余人,牵制日军70余万。国民党军为此付出了伤亡104万余人的重大代价。因而,正面战场为彻底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它在客观上则起到了掩护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等在敌后实施战略展开的配合作用。

  在敌后战场形成之初反击日军围攻的作战中,国民党军或直接配属八路军参加反围攻作战,或间接配合,都曾起到了积极作用。1938年2、3月间,八路军第120师在反击日军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围攻的作战中,得到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的积极配合,从而粉碎了日军的围攻,并收复了7座县城。4月,八路军总部指挥第129师、第115师第344旅和山西新军一部,在配属的国民党军2个军另3个师的积极配合下,粉碎了日军3万余人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并收复县城17座。对配属作战的国民党军,毛泽东曾明确指示八路军总部和各师指挥员:“应采取爱护协助的态度,不使他们担负最危险的任务……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

  尽管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在其最高当局消极抗战的错误政策引导下,“敌人来了招架一下,敌人退了袖手旁观”,但它仍然牵制日军兵力30%至40%,这对敌后战场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战略配合作用。

  不难想象,如果只有一个战场,那么日军就可以毫无顾忌地集中全力于一线作战,并且可以充分利用其占领区的人力、物力等资源,不断增强其战争力量,使其“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战略图谋得逞。虽然两个战场的配合并未尽如人意,但两个战场都功不可没。两个战场抗战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战胜强大的敌人,要独立、富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团结一致,同舟共济。

  在共同御敌过程中,国共双方也有斗争和摩擦,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没有破裂

  主持人:在抗战过程中,国共两党斗争过、摩擦过,有时甚至矛盾十分尖锐,如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但统一战线却始终没有破裂,其原因主要是什么?

  刘庭华:在抗战中,参加到统一战线中来的各阶级、政党、派别、军事集团,虽然也为各自的利益斗争过、摩擦过,有时甚至矛盾十分尖锐,但统一战线却始终没有破裂,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起了核心主导作用。共产党不仅倡导和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了全民族的抗战,而且还有力地维护了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李东朗: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主张。一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抗日战争发动、发展、坚持和取得胜利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而国共合作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干,因此明确提出对国民党“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两个基本理念,并强调“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积极推进和努力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是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保持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独立性,坚持党对抗日武装和敌后根据地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与其联合抗日,并不懈努力,而对其反共、损害抗日的方面进行斗争。

  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秉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粉碎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派人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区抗战的协议。皖南事变给中国共产党造成重大损失和极大伤痛,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宣传上进行猛烈反击,但在军事上取守势,把反击限制在不破裂国共合作和影响中国抗日战争大局的范围,并且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仍配合了国民党的豫南会战。与此同时,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口号,号召和动员国内外力量和各种因素制约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倒退行为。从而对国民党顽固派形成有效制约,阻止了时局逆转。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应对对于有着长期遭受国民党屠杀和镇压历史、记忆深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殊为难得。正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性而有节制的应对,维系了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

  抗战胜利的历史昭示我们,团结对中华民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爱国、团结永远是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主持人:抗战胜利的历史对我们有哪些启示?

  刘庭华:抗日战争的炮火硝烟已经熄灭70年了,所有中华儿女都十分怀念和珍惜抗战中全民族同仇敌忾、英勇杀敌的高昂民族斗志和民族凝聚力,十分怀念和珍惜抗战中全民族团结一致、舍身救国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爱国须忠君”和近代“爱国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均有本质的区别。抗战胜利的历史昭示我们,团结对中华民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爱国、团结永远是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仍然要继续高举爱国、团结的旗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为实现祖国的统一与富强,民族的复兴和昌盛而不懈奋斗。

  主持人: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有作为的民族,都以自己的独特精神著称于世。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这种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升华,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全新的高度。我们牢记这段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们应当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从抗战精神中汲取营养,将伟大的抗战精神转化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强大动力,奉献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追求之中。

  (主持人:张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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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民族和海外侨胞大力支援祖国抗战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全国各少数民族立即行动起来,迅速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斗争中。回族同胞组织“中华回族救国会”,号召广大回族同胞“团结起来,保持爱国荣誉”。“新疆民众反日联合会”召开动员大会,表示:“我们只有一个敌人——日本,我们要一致抗战,为救国而战!”号召全疆积极开展各项支援抗战活动。四川松潘各藏族土司则联名具呈国民政府当局,表示愿意率兵马奔赴前线杀敌,现在“积极扩充骑兵,加紧训练,听候调遣”。

  此外,中南、西南两地区的苗、壮、土家、黎、瑶、布依、傣、彝等各少数民族也都建立了各类抗日组织,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新疆各族民众从1937年9月至1943年先后捐献白银428万两,可买154架飞机。至于各族民众为抗战献出的粮秣、衣物及无偿民工等,更是无法计算。

  广大海外华侨纷纷组织建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以各种方式,从物力、财力和人力上竭力支援祖国抗战。著名华侨陈嘉庚慷慨解囊,除认购救国公债10万元外,每月捐国币2000元,直至抗战胜利。美国纽约的华侨也成立了救济总委员会,每月参加捐款活动的华侨达3万人次,不到6个月就收到捐款100万美元。海外华侨的巨额捐献是祖国抗战所需财力的重要来源之一。爱国华侨在出钱、出力的同时,更有许多侨胞直接回国参军参战。(陆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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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朱书缘、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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