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思维与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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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现代中国社会特定的历史政治空间，是承载中共党史活动的“容器”和平台，是深入理解党的全部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党史物质空间隐含着丰富的党史信息，其建构、消失、发挥作用和形态变化，体现着特定的党史逻辑。党在地理空间上的变化展现为“党组织活动区域的流转与扩展”和“区域社会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变迁与发展”，而实现地理空间上的变化，必须克服地理距离、信息距离和运输条件等障碍。城市与农村之间进行的空间战略选择与布局，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党史活动原有的展开路径与模式，衍生出了全新的党史发展轨迹。

关键词：空间思维；党史研究；物质空间；地理空间；空间战略

空间思维是指能够突破点、线、面的制约，从立体角度去全方位思考问题的方式。政党作为现代化的社会政治组织，既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空间，也在不断拓展或“生产”符合自身逻辑的社会历史空间。空间因素天然地嵌入到了政党历史的每一个角落的事实，强烈地要求我们在政党历史的研究之中，必须具有空间思维。科学认识空间因素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中的逻辑地位，进而把空间因素纳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视野之中，对于我们深化中共党史研究，进一步探寻中国共产党发生发展的历史规律具有重要意义。运用空间思维去理解中共党史，进而开展党史研究，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展开：一是党史物质空间的兴废继替，二是党在地理空间上的流转变迁，三是党的空间战略的选择调整。

一、党史物质空间的兴废继替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物质空间隐含着丰富的党史信息，其之所以建构、消失、发挥作用和形态变化，都蕴含着党组织生成和发展的特定历史逻辑。离开了物质空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只能是脱离了现实的抽象的空洞的历史；也正是因为有了多姿多彩、源源不断的物质空间的兴废继替，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才呈现为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

一是通过党史物质空间的建构去理解党的历史。特定党史活动内容要求党的物质空间按照其存在逻辑展开建构。党史物质空间的建构大体上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通过对自然空间的改造，使原有自然物质空间呈现为开展党史活动所需的空间形态。譬如，韦拔群1925年夏天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束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广西东兰县创办的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今列宁岩），位于东兰县武篆镇东南4公里的拉甲山半山腰一个叫“北帝岩”的天然石洞内，是一处天然大课堂。[1]这种将自然空间（岩洞）改造为开展党史活动所需场所（教室、图书室、宿舍等）的做法，在没有合法斗争环境的早期党史上不胜枚举，既是革命先辈开创党的事业过程中筚路蓝缕的真实写照，更是党的事业从星星之火走向燎原之势的“孕育空间”。

第二种是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群众对自然空间进行改造，使原有物质空间呈现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全新物质空间。这一情况通常表现为党组织带领人民群众为改造自然、战胜灾害、改善民生而形成的空间存在形态。譬如，武汉长江大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为治理“三害”积劳成疾，现今大片风沙盐碱地已绿林成荫、粮棉两丰；河南林县人民经过十多年奋战，在太行山上筑起“人工天河”红旗渠，形成了一个涵盖山坡、丘陵、梯田和盆地的完整灌溉网络，彻底改变了该县十年九旱的自然面貌；[2]而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的三峡工程，不仅以“高峡出平湖”的伟绩改善了长江航运，更改变了库区整个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与前一种党史物质空间的建构多出现在革命战争年代不同，这种由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群众对不合理的自然空间进行改造，使之形成符合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的空间建构，多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年代，生动地体现了党史物质空间“执政为民、服务群众、发展生产、改善民生”的建构逻辑。

二是通过党史物质空间的消失去理解党的历史。很多物质空间以其消失而见著于党史，党史上物质空间的消灭同样需要引起党史研究者的注意。党史物质空间的消灭至少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在特定历史阶段作为党史活动的产物而得到建构的党史物质空间，一段时间后因不再符合当时阶段党的建构逻辑而被消灭，如“大跃进”运动中风靡一时的公共食堂，在几乎发挥了它的全部负面作用之后，很快就被解散了；盛极一时的人民公社，以天下第一社——嵖岈山人民公社为例，虽然延续了20多年才退出历史舞台，但“真正‘风光’的岁月最多两年时间”。[3]二是作为革命活动或政治运动对象的物质空间在党史活动中被消灭，如在“文革”初期开展的“破四旧”运动中大量建筑古迹被摧毁，寺庙佛像、故居墓庐、园林牌坊，几无幸免，山东曲阜的孔庙甚至遭受毁灭性打击。

三是通过党史物质空间的作用发挥去理解党的历史。党史物质空间一旦建构成型，又会在客观上“对于其间将所要开展的活动”，“具有或多或少的指向性或规范性”。党史物质空间在建构过程中注入了规划者的特定目的和逻辑，“人们一旦进入或使用这个空间”，无论是党员领导干部、共青团员、党的积极分子，还是普通群众（即便如埃德加·斯诺等来自西方的新闻记者），也“不得不跟这个规划逻辑进行某种有意或无意的对话”。[4]这种对话往往在文化意义或社会意义上给进入者以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某种影响或暗示。如上文提到的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韦拔群等广西农运的早期领导人“按照广州农讲所的面貌来设置课程，进行教学”，[5]洞口拱门贴的对联是“要革命的站拢来，不要革命的走开去”，讲台两侧的对联为“地主豪绅把劳动群众当盘中餐，劳动群众把地主豪绅当枪口（胡著中“口”字遗失）靶”，讲台屏风上悬挂马克思、列宁和孙中山画像，[6]无论是置身其中学习革命理论的人，还是我们今天的参观学习者，都直观深刻地感受着革命符号的冲击与洗礼。诸如此类的党史物质空间设置模式遍布全国各地，如红军大学、列宁小学、读书生活出版社、列宁团校等等，它们以自己独特的存在形态，展示着中国共产党光辉灿烂的历史。

四是通过党史物质空间的形态变化去理解党的历史。同一党史物质空间在不同历史时期，围绕不同的利益选择，往往会具有不同的建构逻辑；而不同的建构逻辑往往又是不同利益资源博弈实践的结果。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利益体系支离破碎，多种利益关系相互交织、博弈、错综复杂，屡见不鲜的“城头变幻大王旗”在展示革命斗争环境“混乱”和“多变”的同时，也暗示了其“复杂”与“残酷”的另一面。在不同时期处于不同的利益链条之下的同一党史物质空间，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体现着不同的建构逻辑。如民国十六年（1927年）3月北伐军进入上海后，国民党在龙华设立上海警备司令部（后改为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成为囚禁和杀害共产党员的政治监狱；抗战期间，龙华监狱的监禁建筑多毁于日军炮火；上世纪80年代，在邓小平、胡耀邦的关心下，上海烈士陵园先是将龙华二十四烈士殉难处辟为纪念地，90年代又正式筹建为龙华烈士陵园，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种截然相反的物质空间形态，呈现出的是党史物质空间在残酷的革命斗争年代，围绕不同的利益实践展开的多条迥异的建构逻辑。

二、党在地理空间上的流转变迁

近代中国“变”的共相之下一个显著特点是多岐性，“幅员广阔造成了明显的区域性发展差异，同时还存在着社会变动与思想（或心态）等具体面相的发展变化速度不同步的现象”，以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近代中国以京师和通商口岸及其影响辐射区为一方，以广大的内地为另一方大致已形成从价值观念到生存竞争方式都差异日显的两个甚至多个不同的‘世界’”。[7]中国共产党主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最全面、最深刻的历史变革，从繁华的国际大都会到偏远的山区小村落，无不深受这一变革的影响，并以其实际行动处于这一变革过程之中。从地理空间变化的角度关注这一变革，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任务和使命之一。党史地理空间的变化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体现，在民主革命时期多表现为中国共产党活动区域的流转与扩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多表现为区域社会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变革与发展。

一是通过党组织活动区域的流转与扩展去直观地理解党的历史。作为一个社会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同样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的历史过程，在地理区域上也呈现为一个逐步扩展的进程，由最初的上海、北京等地扩展到湘、鄂、鲁、粤等省，再逐步扩展到其他省份。当然，这一地理空间上的扩展绝不是直线前进的，而是经历了大量的曲折与反复。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史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变化所隐含的基本逻辑就是：面对强大的反动势力，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与发展都须依靠人民军队的武装护卫，二者甚至高度合一，因而党组织活动的地理空间往往随着军事活动范围的流转和扩展而有所变化。当武装斗争开展得顺利时，党组织活动的地理空间往往能够随之由点到面迅速扩展；当武装斗争遭受挫折甚至失败时，党组织活动的地理空间也只能随之流动转移，原有地理空间的党史活动只能要么转入地下，要么遭到破坏。如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有力地拓展了中央苏区党和人民军队活动的地理空间，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又直接导致党的中央机关被迫实施战略大转移，而留下来党组织只能被迫转入地下去“打游击”，一部分能够坚持下来，另一部分则被“破获”。

二是通过党和政府领导的区域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去理解党的历史。区域社会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变迁与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党史地理空间变化的直观体现。近代中国社会最艰巨的任务莫过于中国社会由封建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8]然而，党和政府领导区域社会的变迁与发展的进程并非完全同步，客观上形成了变革发展程度上的区域差异。如上世纪50年代东北地区工业发展迅速，靠近苏联、便于取得苏联援助是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后东南沿海成为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很重要一个原因就在于政策允许其对外开放的时间要早于内地。再如，要彻底扭转北京等大城市“越来越大”的大城市病，实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协调发展，既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也要彻底改变党和政府长期实行的按照城市等级分配社会资源的传统做法。

同时，党史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变化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要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来实现。“《水浒传》中有位‘神行太保’，走起路来脱地有术。《西游记》里也有许多妖怪神仙，一旦腾身而起，一去就是几百里。这些故事之所以值得大书特书，重点都在‘腾’与‘脱’。相形之下，常态之下人们的活动，多半跳脱不了空间架构秩序所形成的制约。”[9]党史活动要实现地理空间的流转同样面临着形形色色的“障碍”，概括而言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地理距离障碍。长征时期红四团只能边打边走，在一夜之间步行240里才能“飞夺泸定桥”，马家军骑兵（骑马）由于机动性好而给西路军带来灭顶之灾，敌后武工队在电视银屏中已经骑上了自行车，而今人民军队的“骑兵”全部使用了机械化交通工具。再比如刘少奇1921年乘轮船和火车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路上走走停停花了三个月，1949年乘轮船和飞机再次秘密赴莫只用了几天时间。另外飞机的安全性也曾让党内高层们在选择出行方式时非常头疼，而日本新干线列车的“快”，对邓小平下决心推动改革开放的意义不言而喻。

其次是信息距离障碍。红军建立初期只能依靠通讯员上传下达，在第一次反“围剿”中消灭张辉瓒师后（1930年12月底）缴获的一部电台和10名机组人员，才组建了人民军队第一支电台报务组。1935年《八一宣言》先在莫斯科发表，又于10月1日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第10期上全文刊载，寄回国内后，到年底才影响到“北平、上海、天津、南京、太原等主要城市”，成为“一二·九”运动实际上的行动指南；到1936年春，“一些边远地区如海南岛等地也看到了这个宣言”；[10]而莫斯科恢复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络要到1936年7月。[11]1970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第二年全国电视网才初步形成，[12]至于手机、网络、卫星电话在党史活动中的逐步普及，不过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

最后是运输条件障碍。川藏、青藏、新藏三条公路建成通车极大地缓解了西藏对印度战略物资的依赖，从而成为西藏平叛后中央对藏、对印决策的关键因素；[13]高速公路、铁路网的扩展和延伸极大地加快了区域间经济、社会的融合与发展。第一条长距离输油管线（大庆至秦皇岛）建成和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完成技术改造，都发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14]而汶川大地震后，由于地面道路破坏严重，重型机械设备很难到达救灾现场，频繁用于调运重型机械设备而立下赫赫战功的米-26（世界上载重量最大的直升机）当时国内只有两架，一架系哈飞集团2007年自俄罗斯租赁，另一架系震后从俄罗斯临时租用。

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善，曾经阻碍党史活动在地理空间上发生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逐步消失，一方面极大地便利了地理空间上的流转与扩展，给党组织开展活动以很大促进，另一方面也给以后的党史研究增添了更多“麻烦”——党史研究者需要更加专注地去对待这些不易引起历史研究者注意的“障碍”。

三、党的空间战略选择

党的空间战略关系党的事业全局。根据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地调整空间战略，是党夺取政权、掌握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基本经验之一。在城市与农村之间进行的空间战略选择与布局，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必须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在城市空间与农村空间中进行的每一次战略调整，无论是从“以城市为中心”到“以农村为中心”，还是“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也无论是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知青大批回城”，还是改革事业从农村推进到城市，都对党的历史产生过深刻而全面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党史活动原有的展开路径与模式，衍生出了全新的党史发展轨迹。

一是通过对党在城市空间和农村空间的战略选择去理解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城市空间是现代工业文明和现代无产阶级集聚的中心，不仅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大城市，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都发生于大城市，中国共产党人在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这一重大革命战略选择上并未能直接触及真理。在多次进攻大城市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农村，才逐步认识到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只能在农村保存和壮大革命力量，以农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党的工作中心向农村空间的转移，在战略上为中国共产党开辟了广阔的农村革命空间，由此在广阔的中国农村逐步衍生出“根据地—苏区—边区—解放区”等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革命空间，并且多块根据地、苏区、边区和解放区之间相互配合、不断扩展，在实践上逐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

二是通过对党在城市空间和农村空间的战略选择去理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共党史。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正确地指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标志着城市空间在民主革命即将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阶段的战略地位得到了及时认可，这也为以农民为主体、长期以农村为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迅速解放城市”、“较为完整地接收城市”以及“迅速开展以城市和工业为重心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认识基础。当以城市和工业为重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遇到困境（如就业问题、粮食问题）时，农村空间又开始成为“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随着“文化大革命”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大批知识青年又开始“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5]然而，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没有彻底改变农村空间的落后面貌，反而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们“一窝蜂”返回城市，针对返城知青的就业安置还催生了“股份制”[16]，他们兴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17]和民营企业的雏形——“个体户”因此获得了基本的合法生存空间。

三是通过对党在城市空间和农村空间的战略选择去理解社会主义改革时期的中共党史。“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社会主义改革又是在农村地区率先打开了突破口。农村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也为乡镇企业的崛起扫清了障碍，既打开了农村空间进步发展的闸门，更为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在城市的迅速推进奠定了基础。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最鲜明地体现在深圳从一个小渔村迅速崛起为“世界之窗”，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鲜活物证”。此外，城市地区的改革发展也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空间的原有形态，高楼大厦越来越多似乎总也不够住，道路车辆越来越好却还是拥堵，对党领导的城市建设及时化解“大城市病”和在密布的现代化写字楼中开展党的建设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城市空间也开始“反哺”农村空间，为党领导的新农村建设事业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在现今城镇化战略大举推进的历史新阶段，如何进一步探寻城市空间和农村空间各自的战略特点和彼此的战略关联，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能够在剧烈变动的城市空间和农村空间得到继续拓展，是全党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

当然，“我们谈史学研究中的空间思维，目的并不在于狭义的提倡城市研究”。[18]中共党史研究中空间思维的运用，也可以有更广阔的应用平台和更丰富的研究技巧，如何使空间思维为中共党史研究加分，仍然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目标。

[1]胡国胜：《红色符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3页。

[2][12][1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976、974、973-974页。

[3]王来青：《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兴衰与变迁》，《党史文汇》2009年第2期。

[4][9][18]叶文心：《空间思维与民国史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5]黎国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西右江的农民运动》，《广西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6]胡国胜：《红色符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3页。

[7]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8]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10]郭德宏：《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99页。

[11]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13]戴超武：《印度对西藏地方的贸易管制和禁运与中国的反应和政策（1950—1962）》，《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7期。

[15]郑谦：《“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五题》，《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9期。

[16]厉以宁：《被耽误的股份制》，《经济观察报》2008年第366期，

[17]邓泽民：《知识青年由上山下乡到留城安置的转变》，《江淮文史》2008年第4期。

（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北京 10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