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共四大宣传工作方针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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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共四大的宣传工作方针是在对四大以前宣传工作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的基础上，适应革命形势发展作出的调整。会上颁布了《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宣传工作目标、总结批评、调整方法，体现出鲜明的特点。宣传效果在之后的五卅运动和宣传论战中得到了较好的检验。

关键词：中共四大；宣传方针；转变

《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1]是中共四大的重要议决案之一，它对国共合作期间党的宣传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议决案》集中体现了四大宣传方针的调整转变，是研究中共早期宣传工作的重要一环，也是研究大革命时期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切入点。《议决案》有诸多宣传创见，彭述之在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中曾说过：“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案是这次大会第一次的尝试，然而在这个决议案（中）已指出很多重要意思，对于各方面都予以具体的规划。”[2]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共四大的研究成果多侧重于无产阶级领导权、民族革命的决议案、农运、青运等问题，对四大宣传工作方针的研究较少，有必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一、中共四大宣传工作方针转变的背景

（一）国共合作初期，中共担任起国民党宣传工作

“这（时）我党加入民党工作已一年了，因此得到许多经验，所以到第四次大会时，又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先必须妥订出新的策略，就是说这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更密切起来，在组织和思想均应使其革命化。”[3]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革命形势的发展对中共的宣传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普通民众中的宣传一直是国民党的短板，如何帮助国民党做好宣传工作，巩固革命统一战线是摆在中共面前的大事。

“改组以前，国民党的活动范围基本局限在狭小的上层社会，缺乏下层的群众工作。”[4]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在各地积极帮助国民党创建和发展组织，加强国民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宣传国民革命理论，“在北方作了民党改组的意义和民党改组后新政纲对于革命的意义的宣传，使北方知识分子及一般民众改变以前对民党厌恶的观念，并且接近民党和倾向民党的态度，使民党的组织由南方推广到北方，全国都有新的革命组织，使全国民众意识都集中到民党的组织之下。”[5]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几乎都是由共产党人承担；国民会议运动期间，中共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宣传动员，领导民众游行示威，配合孙中山北上。

（二）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及广州商团事件的教训

随着国共合作的深入，国民党内部分化加剧，国民党右派屡次攻击诋毁共产党。1924年6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污蔑中共在国民党中设团，搞党中之党；8月，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通过《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关于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决议案。会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发布《关于容纳共产分子之训令》表示了对共产党对国民党“主义”与团结的担忧。此外，广州商团事件中广州国民政府特别是国民党右派分子在与帝国主义、地方军阀、买办阶级斗争所表现出的妥协退让，让革命陷入危险的境地。“这次广州商团事件，可谓极帝国主义、买办阶级、雇佣军阀以及国民党右派分子，伙同宰割革命政府之奇观……而勾结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雇佣军阀之间的是国民党右派分子。”[6]

国民党右派的一系列进攻及在商团事件中的表现让共产党人认识到，对于国民党右派的妥协反动倾向必须进行坚决斗争。“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动派。”[7]

（三）中共四大前宣传工作所暴露出来的问题

1.国共合作初期，中共在自身宣传建设上的放松

国共合作初期，共产党人工作重心集中在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发展组织，一度放松了对自身的组织宣传建设。“这项工作几乎占去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精力，从而有段时间忽视了共产党本身的组织工作，放松了工运和农运工作。”[8]部分共产党人错误地认为“我们既然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便应集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不必同时进行我们党的工作……以为我们既然加入多阶级的国民党作国民运动，便只好采取劳资协调的政策，不便鼓动阶级争斗”[9]，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指出了这一工作中存在的偏重组织、忽视宣传的偏向[10]。

2.宣传工作落实不到位

中共早期的宣传活动由于人力不足、资金缺乏、宣传方法不到位等因素，原定的宣传计划和效果往往不能落实，即使实施了也大打折扣。比如宣传刊物的出版上，“宣传因人力不足，《新青年》季刊应出三期，只出二期；《前锋》月刊应出十期，只出三期；《社会科学讲义》应出五期，只出三期；《向导》尚能按〔期〕出版。铁委之《工人周刊》亦未能按期出版……关（于）工人农民兵士宣传的小册，因同志担任起草者均未送来，故至今未能印出”[11]。在学生团体组织上，则出现组织涣散、名存实亡的现象，“学校中有学生会、自治会等之组织者，约有三分之二数，其余极散漫，毫无系统。学生联合会，在长沙为同志从中主持，尚比较有统率学生之能力外，其余各种，则仅存其名义而已”。[12]

3.宣传过程中策略不当、顾此失彼

在广东农民运动中曾出现，“我们在农民运动中，常因策略的不适当，致使中农常立于大地主一方面，但我们应在此种结合中特别要保障贫农与雇农的特殊利益。”[13]长沙的学生运动也有因宣传方法不当影响宣传效果的例子，“以前因为我们同志态度太强硬，每每引起同学的反感；所以我们同志不但不能得到群众，反而与群众隔离了。自从去年处处失败以后，同志们态度和缓了些……”[14]。

宣传过程中还出现过于追求拉近群众关系而忽视了宣传要旨的现象。1924年湖南《湘区学生报告书中（摘）》写到：“我们在群众中的态度确实进了步，我们的损失的确就是主义的宣传太少了。以前拿着主义当歌唱，固然使人讨厌，失掉了群众；但是现在又太把主义秘密了，连秘密的宣传都几乎忘了。还有一点，就是虽然与群众接近，但是缺少教育群众的意义，只一味和群众和去了。”[15]

二、宣传工作方针转变的特点

中共四大《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于宣传工作的总结概括，明确宣传指导理论和目标。根据共产国际宣传工作议决案，尽可能避免党中“左的右的乖离倾向”[16]。今后党的宣传工作的主要目标在于“努力宣传民族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之关联和无产阶级在其中的真实力量及其特性——世界性与阶级性，以端正党的理论方向。”[17]第二，批评过去宣传工作的缺陷。主要有三点：党中政治教育做得极少；职工运动过于偏重机关式的组织工作，未深入群众致使基础不牢固；在群众中的政治宣传不能深入。[18]第三，未来宣传工作转变调整的办法。针对以往宣传工作出现的问题所进行针对性的重新调整的十二条方法等。

中共四大对宣传工作非常重视，在中共四大中央局的五位组成成员，有三人与宣传工作有关：其中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和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四大宣传工作方针适应革命形势发展而调整，具体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重视宣传刊物，主导革命话语权

为何如此重视舆论刊物的宣传工作？这既是适应革命形势发展、宣传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声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反击国民党右派的需要，也是对之前中共自身宣传出版工作落实不到位的改进。《议决案》关于宣传工作调整的十二条办法，有五条（第二至六条）与宣传刊物直接有关：二、《向导》是本党政策之指导机关，今后内容关于政策的解释当力求详细，文字当力求浅显。三、在我们党的力量上说，先时尚不能发行许多期刊物，故集中我们力量办《新青年》月刊，使其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地，运用到理论和实际方面，作成有系统的多方面问题的解释，以扩大我们宣传范围，实为我们目前急要之图。四、《中国工人》应成为我们党在职工运动中简单明了地解释理论策略、描写各地工农状况的唯一机关，并须兼顾各地方的普遍要求。五、《党报》是我们现时秘密组织用以教育党员的最重要机关。今后多登载党内关于政策和各种运动非公开的讨论文件。六、中央编译委员会应努力于党内外小册子之编译，尤其是关于列宁主义、国际政策、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工人常识的材料之编辑。[19]

宣传刊物有时会显得很平常，但潜在功效很大，其中不少革命口号像“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等通过长期的刊物宣传就会在人们心中形成较深的印象，往往能引起民众的共鸣，扩大中共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中共早期力量弱小，既无政权，也没有正规军队，所以文争上最有希望建树。这些宣传方针的调整体现了中共深耕舆论阵地，力求通俗化、便于群众理解的努力，有利于中共主导革命话语权，领导国民大革命。

（二）宣传多样化，注重与组织建设结合起来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在宣传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越来越重视深入群众，开展不同形式的宣传活动，比如组织补习学校、农民同乐会、工友俱乐部、音乐会、体育会、研究会、讨论会、学会等。同时，中共还借助这些宣传活动方式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发展壮大党的基层组织。以1924年下半年到1925年初的上海沪西工友俱乐部为例，在党的领导下宣传活动既有平时的游艺会、识字补习、工友讲演，也有深入的罢工、反帝宣传，组织工人阶级进行斗争活动。“一九二四年冬天里，共产党人李立三、刘华两位同志来了，他们接近我们，在曹家渡槟榔路成立了工人俱乐部，日本内外棉五、七厂，东亚制蔴厂，日华三、四厂的许多工人，都来这里玩。唱戏呀，下棋呀，打台球呀，……十分热闹。在这里，在党的领导下，工会会员一天天增多，顾正红就是其中的一个，每天晚上上文化课，星期三上政治课。”[20]顾正红后来成为五卅运动的先锋战士。

“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工作方针，是运用宣传工作来开展组织工作”[21]，由于中共宣传工作深入工友生活，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在俱乐部迅速发展起来。“到二月罢工以前，在十九个厂建立了工厂小组，组员发展到近千人……有些积极分子在俱乐部的教育帮助下迅速地发展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员。小沙渡的同兴、内外棉三、五、十五厂等都建立了党的组织。”[22]这就为后来党在五卅运动中领导上海工人运动奠定了良好的组织群众基础。

中共四大前后的宣传工作不仅仅限于宣传动员，不再只是口号与主义的鼓动，而是更深入地开展组织工作、与现实政治斗争的目标结合起来。

（三）宣传工作走向群众、贴近民众生活

如果说中共一大共产党初创时，中共的宣传对象主要集中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当中，中共二大精力主要集中于工人运动，中共三大重点在于国共合作，到了四大则普遍深入到职工、农民、青年、妇女等不同群体当中。渐渐由较为单一有重点的宣传受众走向全面的广泛群体，“虽然这时只有一千党员，但是在党的政策走到行动的时期了，所以第四次大会是形成群众党的开始的基础，因此在党的历史上有很大意义。”[23]

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应该有不同宣传方针和手段，符合青年、妇女、农民、职工的特征和实际需求。中共党员正是按照这一方针从笔杆子走入职工车间、工人俱乐部、农民协会、夜校、学生会，倾听民众的声音和需求，开展各项宣传工作。针对当时工人文化水平较低，识字读文困难、不善于听纯理论的特点，《议决案》提出了举办工人补习学校，经常的或临时的讲演会办法，宣传浅显简明的理论知识[24]；针对农民运动曾出现的一刀切、过激的教训，《对农民问题之议决案》提出：“口号须切合与当时当地农民所可行的需要，并须于行动之前，应有充分的宣传与预备，不宜轻率由农会议决实行减租运动；在农民的政治斗争中结合中农、佃农、贫农、雇农以反对大地主。”[25]在妇女运动中，对不同阶层妇女采取不同的宣传方法：对立足半封建半资产阶级观念上的贵族妇女，“一方应指正其错误，一方应予以解放的同情和赞助”；对买办阶级化的教会妇女,“应为促醒其觉悟计，予以严重而又诚恳批评”；对小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特别是女学生，“更应切实指导这种工作使之日趋于革命化”；对于劳动妇女，他们虽幼稚但具备原始的阶级斗争能力，“应有系统地有组织地加入指导”。[26]

三、宣传工作方针转变后的效果

（一）实践检验

五卅运动是对中共四大宣传方针的一次全面实践和检验，中共围绕五卅惨案这一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力的事件，综合运用多种宣传手段和策略领导民众开展宣传活动。

“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发表多个通告和宣言，号召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屠杀。中共还动员各地党员积极组织群众进行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等活动，指导上海工人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积极参与运动抗争，成为运动的主力军。五卅运动中的宣传方式极其丰富:有座谈、演讲、话剧、歌谣、鼓词、哭泣、报纸、杂志、专书、小册子、通电、宣言、启事、广告、壁报、招贴、标语、传单、信函、血书、绝命词、追悼会、照片等。

比如贴标语，“上海的街头巷口，普通的小商人，十三四岁的儿童，争着写贴着‘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标语，争着唱五卅流血的时调山歌。”[27]还有在报纸上将主义广而告之，中共在五卅运动期间创办的《热血日报》就用醒目的大字在报纸中央的板块多期宣传“六不主义”反帝，警醒国人：“不卖肉菜给外国人，不当外国人的西崽，不当外国人的奶妈，不在洋行办事，不用外国钞票，不吃外国香肠”。[28]更有流传广泛、口头传唱的平民歌、五卅小调等，激发了民众的反帝爱国斗志。五卅小调是这样传唱的，“五色国旗当中飘，五月三十起风潮，打死了许多同胞，嗳呀!嗳呀！同胞们大家醒呀!日本纱厂先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可怜他是穷小工，嗳呀!嗳呀！为我们一命送终！帝国主义真强暴，嗳呀!嗳呀！我们同胞要记牢。五卅惨案未结束，汉口沙面又杀人，嗳呀!嗳呀！帝固主义要打倒，不平等条约要取消，齐心一致斗争嗬！嗳呀!嗳呀！同胞们呀向前冲！”[29]

当时共产国际曾这样评价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中国解放运动中明显而又有影响的因素。”[30]“五卅运动后民众运动的发展，一直波及于穷乡僻壤，山西太原等处都有工会的成立，江浙则甚至于小小村镇如双林、义乌等处，都起来响应。”[31]足见中国共产党宣传领导的效果和威力。

（二）宣传论战

四大宣传议决案后，中共在理论宣传领域主要展开对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批判反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下面仅以对戴季陶主义宣传论战为例。

中共在宣传领域的强势主导使国民党内愈发感觉理论信仰层面的危机，戴季陶主义便应运而生。面对戴季陶主义妄图切割“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联系，在国民党内建立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以阶级调和的仁爱学说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反共学说，中共进行了强有力的宣传批判和反击。

陈独秀直接戳穿了戴季陶主义的阶级调和的仁爱学说的欺骗性。“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产阶级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这简直是欺骗工农群众的鬼话！厂主以仁爱之心待工人，地主以仁爱之心待佃农，这是百年难遇的传奇材料，一个实际争斗的政党，如何采用这样幻想的策略？”[32]瞿秋白也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直指戴季陶主义是愚弄农工阶级的政策。“用所谓民生哲学的仁慈主义来解释，便使中国民众联合战线的国民革命，变成了少数知识阶级‘伐罪救民’的贵族‘革命’……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者’，却专以反对阶级斗争为宗旨，而以‘民族文化’‘国家利益’做假面具；这样撇开大多数农工民众利益而说什么‘国家利益’，实际上便是资产阶级蒙蔽愚弄农工阶级的政策。”[33]

此外，中共还在宣传策略“变消极的不谈三民主义”为“积极的解释三民主义，使其与共产主义接轨，争取朝着农工无产阶级的方向宣传。这样既能表明中共是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坚定之革命者，扩大同盟力量，孤立国民党右派，揭露其分裂革命统一战线，诋毁中共的险恶用心；同时也能宣传中共的革命理论，获得了论战的主动权，打击右派的反共宣传。以至于戴季陶也承认，“这本小册子在当时竟不能收圆满的效果，不能引起同志们的回心转意，造成真实的三民主义的信仰”[34]。

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瞬息万变，这是一个剧烈震荡变化的时代，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宣传工作的理论方法往往滞后于革命形势的实际发展速度，适时调整很有必要，这对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尤为重要。这就需要共产党人在实际宣传工作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做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调整。四大宣传策略的转变也是党为适应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作出的调整。宣传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能够拉近党和群众的距离，产生亲近感。共产党人若能够切实站到民众的立场上以十分接地气的方式去进行宣传，贴合民众的生活需求，自然能赢得民众的信任和喜爱，这是转变的效果所在，也带来了很强烈的历史启示。

[1]为行文方便，后文《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简称《议决案》。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74页。

[3][5][23]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62-63、59、64页。

[4]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0页。

[7][32]任建树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5、506页。

[8][10]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63、263页。

[9][13][16][17][18][19][24][25][26][33]《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76、296、305、305、305-306、306-307、307、296、302、382-383页。

[1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

[12][14][15]湖南革命文化史料征编领导小组、湖南省文化厅史志办公室编：《湖南革命文化历史文献汇编》（第一辑），1992年版，第99、112、112页。

[20][29]王正生讲，唐振苏记：《回忆五卅》，上海人民出版社编：《五卅运动片段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4页。

[21]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运史料1960年第1期》，工人出版社1960年版，第36页。

[22]任建树，张铨：《五卅运动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27][31]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一卷，第118、118页。

[28]《热血日报1925年6月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页。

[3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1918—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6-107页

[34]转引自王宗华：《中国大革命史1924—1927上册》，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3页。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北京 10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