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艳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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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共对实现抗战领导基本条件的理解，实质上是把握住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脉搏、抗战取得胜利的关键和基础，并通过具体应用到政治口号的与时俱进、群众性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抗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等方面，真正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从而有利地保障了党的抗战领导地位和作用的实现。
关键词：四条件说；中国历史发展脉搏；抗战取胜的关键；抗战取胜的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赋予了中共在全面抗战时期（以下简称抗战时期）领导抗战的历史必然性；党代表的无产阶级所具有的优势和特点，为其领导抗战提供了可能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党的抗战领导地位和作用发挥就具有了现实性。要实现领导抗战，需要靠力量去争取。力量积蓄、力量作用发挥以实现对抗战的领导，一定的条件起着不可或缺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而毛泽东和刘少奇为实现党对抗战的领导，曾分别提出了“四条件说”[1]和“五条件说”[2]。并且，刘少奇还认为，较“五条件”而言，毛泽东提出的“四条件”是“更基本”的原则性要求。因此，笔者把党实现抗战领导的基本条件界定为毛泽东提出的“四条件说”；并且认为，“四条件说”在抗战时期切实把握住了中国历史发展脉搏、抗战取得胜利的关键和基础，才真正发挥出了桥梁和纽带作用，进而使党的抗战领导地位和作用得以实现。
一、把握中国历史发展脉搏：政治口号的与时俱进
“四条件说”第一条：党要“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对它的具体应用，主要体现在党的政治口号的与时俱进方面。
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提出了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口号：“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3]。中共认为，为实现基本口号，必须完成两大历史任务：抗战和民主，“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中国今天的民族革命任务，主要地是反对侵入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民主革命任务，又是为了争取战争胜利所必须完成的，两个革命任务已经联系在一起了。那种把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革命阶段的观点，是不正确的”[4]。由此，产生了比较具体的口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5]。围绕抗战防御、相持和反攻阶段的重大历史事件或许多历史事件综合作用生成的复杂历史环境，产生了当下要完成的任务，为完成任务而提出的更为具体的口号，不仅使比较具体的口号得以体现，而且使基本口号贯穿整个抗战过程。
在抗战防御阶段，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南京、武汉相继失守；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公布《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为了实现中国从片面抗战向全面抗战的过渡。中共提出：“充实的坚固的统一战线”，即以“各党各派各界各军”[6]、“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7]充实之，并希望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8]坚固之。为了能建立并有效实施共同纲领，组成充实坚固的抗战统一战线，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需要有“实行的工具”[9]。即需要改造政府为真正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国防政府”[10]。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针对日本“以华制华”政策的实施，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敌，国民党制造的三次反共高潮。中共提出了切实执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11]。随着战势的发展，为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民主的呼声日趋高涨。中共不仅在国统区提出国民党应“厉行宪政”[12]、“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13]，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坚决实行“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14]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15]“民主政权”[16]。而且期望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所涉及的政治制度，作为抗战胜利后，新中国政权相应政治制度的模型，推广到全国而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宪政”[17]。
抗战反攻阶段和抗战即将胜利之际，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做垂死挣扎、美国对中国主权的觊觎、国民党政府独裁的一如既往、中国人民在战争中的巨大牺牲和对和平的渴望、中共的声望和力量的与日俱增对国民党造成的国家政权威胁等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党提出：中国有“内战危险”[18]，中共不仅愿与国民党在“抗日、团结和民主的总方针上”[19]谈判民主的、现在的、临时的“联合政府”和将来抗战胜利后的“正式的联合政府”[20]；而且提出“正式的联合政府”，就是抗战胜利后建立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21]，它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诞生，不仅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22]的实现，而且意味着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的胜利。
二、抓住抗战取胜关键：群众性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
“四条件说”第二条和第四条：“第二，是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对它们的具体应用，集中体现在群众性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方面。党的建设，是一个由现实到理想无限接近的过程。这不仅意味着党建的现在状态是一个欠理想的状态，而且意味着党建的现在状态是解决问题、追求理想的状态。因此，抗战时期，群众性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就成为了表现对这两个基本条件具体应用的独特方式。
抗战时期，集中体现中共党建思想和实践的是党的中央刊物《共产党人》。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指出，该刊物创办的目的，是为“建设一个全国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服务的[23]。
（一）积极发展党员
1.党员队伍重量也重质
第一，党员发展迅猛，但要更重质。在中共看来，抗战时期党员数量迅猛增长，但党员质量却出现了问题。其中表现之一：“党内实际上是有一些普通抗日分子，或党的暂时同路人”[24]，表现之二：“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奸细，也乘机混入了党”[25]。他们均不能坚定地跟随党实现最终目标，后者还会对党的组织及革命活动起着严重损害的消极作用。因此，党要劝前者退党，坚决清除后者出党。
第二，党员发展注重阶级成份。中共认为，在党的阶级基础即工人阶级中发展党员对于巩固党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在党内工人阶级的比重应大于农民阶级的比重。而对于本人是“阶级异己分子”的，“一概不能入党”。王稼祥“为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和坚强而斗争”：“关于阶级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商人、资本家、宗教服务者（他们自己是这些成份与这样出身的分子是不相同的）”[26]；德生“关于审查党员成份的问题”：异己分子“他们有的本身就是地主、富农或大商人”[27]。从党对“阶级异己分子”所指对象的举例可以看出它至少包含了：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富农等阶级或阶层。
第三，积极吸收“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努力培养工农自己的知识分子”[28]。中共认为，面对现实党内存在的，对知识分子的“恐惧与排斥”[29]现象，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分析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并在此理论基础上结合知识分子发生的现实转变，阐明知识分子对发展和巩固党的力量的重要性。知识分子是由不同阶级成分构成的“特殊社会层”，它本身并不是“一种特殊的阶级”[30]，要断定其阶级属性，需要看他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而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特别是抗战时期，中日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而形成的特殊国情，已经“相当普遍地革命化，而且都相当普遍地赞同和同情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31]。中共能否审时度势积极吸收其入党，关涉党能否“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与发展统一战线”[32]以保障中国革命、建设的成功，以及“工农自己的知识分子”的培养等问题。
2.干部队伍战斗力强
中共把党的干部看成是党的发展与巩固以及党的各项工作切实落实的关键。杨清“论巩固陕西的党”：“‘干部决定一切’，这是斯大林同志的名言。一切工作要做好，必须依靠在干部上面。巩固党的问题，自然也不能例外”[33]。在抗战时期，中共认为针对干部队伍，需要注意：新老干部融合、干部选拔标准、干部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第一，新老干部融合问题。经过长期革命考验的老干部是“党的骨干和党的财富”[34]，抗战时期成长起来的新干部也是“党的宝贵资本”[35]。但是，由于新老干部具有的时代、个体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彼此间的不协调，进而影响了干部队伍整体功能的发挥。针对此，党要求新老干部要建立“和谐的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的关系”[36]。
第二，干部选拔标准问题。针对党内干部选拔中存在只重视才而忽视德的现象，中共提出：干部选拔要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德主要指干部的政治素养。中共认为，短期、革命顺势情况下，缺乏德的“干才”对党的危害性是不易显见的。但是，长期而言、革命逆势情况下，其危害就是巨大的。因此，干部的“政治上的坚定性、觉悟性和他的成份如何，品质如何”[37]是需要首先进行系统、审慎考察的。
第三，干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1.党组织对干部的培养，不仅是巩固党组织的需要，而且也是提高干部素质的需要。（1）注重对于各级各类干部，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方式方法。这可以从党针对干部，使用的不同称谓得以体现。对于干部的级别和类型划分，针对不同的标准出现了不同的称谓，比如：新老干部[38]，在职干部[39]，工人干部，妇女干部[40]，甲、乙、丙类干部[41]，八路军干部[42]等。（2）干部培养的“自力更生”原则。面对特殊历史时期干部供给远远小于需求的状况，不能一味依靠上级解决干部缺乏的问题，要注重本地干部的培养和下级干部的提拔。2.审查干部是有利于纯洁干部品质和人尽其才的必要措施。中共认为，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纵横交织的复杂情况下，存在着民族敌人、阶级敌人（如：国民党特务、地主反动势力、党的叛徒等）千方百计破坏党的组织和活动，党的干部品质需要纯洁，党的干部使用存在是否人尽其才等问题，需要进行干部审查工作。“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干部的品质是否纯洁，和干部的工作是否分配恰当，这对于保障党的路线之执行，具有决定的意义。特别在今天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日本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以及地方上的反动势力和党的叛徒们，都在用各种方法设法打入我们党内和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中以破坏我党和军队的时候，对于干部的审查……更成为巩固我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43]。3.干部保健是革命力量发展壮大的坚强保障。王首道的《加强干部保健工作》提出：“保护我们的干部，也就是保护我们的党，保护革命的力量。干部保健工作，是为着……使……干部能够支持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担负起繁难复杂的革命工作。因此，我们党的领导机关……要把保健工作当作整个干部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44]。
（二）巩固壮大党组织
党的组织要巩固和发展，不仅要靠其组成细胞——党员和干部，而且要靠党组织在解决自身存在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共产党认为，党组织在活动过程中，需要注意和解决：组织原则、活动方式、宣传工作、群众工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1.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要明确有党、党的外围组织、群众之分。共产党认为，抗战时期党的组织原则不能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的制定而发生动摇，以至于出现不符合党员标准的人入党，而对党组织及其活动造成破坏。党是群众性的、领导全国人民前进的政党。但并不是意味着党组织的规模要扩大到尽可能广泛的群众。党组织相较党的外围组织和群众而言，应该是少而精的。这样的党，才能从组织上保证其领导地位的实现和作用的发挥，王稼祥的《为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和坚强而斗争》认为：“依照马列主义组织原则所建立起来的党，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保持其纯粹无产阶级性……那怕这个党虽然在一定时期中在数量上（与全国人口的比较上）并不很大，然而能够引导四万万人口的人民，能够达到民族解放与将来的社会解放的最后胜利”[45]。
2.坚持党的公开和秘密工作方式正确结合
为避免党组织活动方式上的两种倾向，要坚持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方式的正确结合。中共认为自身作为先进事物的代表者和引领者，体现其主张的有利活动方式是公开工作。但是，由阶级决定的敌人力量的存在和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在采用公开工作的同时，还要采取秘密工作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工作方式。刘少奇“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我们的党，是代表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政党……我们……努力要求社会的进步……我们拥护、阐明与主张一切的真理，不需要在群众面前隐瞒真理，欺骗群众……我们总是要将我们的真实主张最广泛的公开到群众中去……于我们有利的是采取公开的方式去进行活动”[46]。针对党内由于对两种工作方式只重其一而产生的“合法主义”[47]和“非法主义”[48]，需要党在把握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辩证关系及秘密工作规律的基础上，坚持党的两种工作方式的正确结合。
3.坚持宣传鼓动工作
中共认为宣传鼓动工作，不仅是我党历来重视的工作、抗战特殊时期犹须加强的方面，而且认为它是促成党实现意识形态领域体现和发挥党的抗战领导地位的主要方面。“我们的党，历来就很重视党底宣传和鼓动工作，历来就把它看成是党底重要工作部门之一”[49]，“尤其在党处在党的目前环境与目前任务这下”[50]“……我们更应该提醒全党的同志们，来重视这个工作”[51]。它的目标和任务是“在宣传党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党的纲领与主张，党的战略与策略，在思想意识上动员全民族与全国人民为革命在一定阶段内的彻底胜利而奋斗。这种宣传与鼓动，同时包含有对共同思想进行联合，对敌对思想进行斗争的两个方面”[52]。
在抗战时期，党的宣传鼓动工作要着力解决其落后于革命形势和党组织发展需要、“重组织轻宣传”等问题。“中央宣传部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严格的说来，党的宣传工作落后于革命的发展与党组织的发展是很远的”[53]；陶希晋的《论党在目前环境与任务下的宣传部门工作问题》认为：“重组织轻宣传”“亦就是说，对宣传工作重要性应有的认识与基本观念仍没有很好的估计和树立……表现在于……配备宣传干部，一般认为是次要的，宣传机关，因此很少健全的……表现在宣传工作与各方面配合尚差……表现在于有些宣传工作者本身即轻视自己的任务”[54]。
4.坚持把群众切身利益放在首位
坚持把群众切身利益放在首位开展党支部的群众工作；群众工作的成效是党的巩固程度的标准之一。中共认为，毫无疑问地，巩固党要从党内部党员、干部及党的组织着手，但是涉及到巩固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时，党的群众工作开展情况就会成为党的巩固程度的标准之一[55]。
党支部是群众工作的领导核心，通过她才能使党有强大的依靠力量，党的支部“是党的群众中的核心”[56]。群众是党的母亲[57]，党要通过党支部才能“以千百万群众为依靠”，从而“胜利地领导革命”[58]。为了有效开展群众工作，党及党支部要“更多的关心群众的切身问题”[59]即要关注“群众的要求、群众的情绪、群众的生活”[60]等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内容。
三、夯实抗战取胜基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四条件说”第三条“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对它的具体应用，突出体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方面，党要巩固统一战线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抗战时期，党的基本政治目标是实现抗战的胜利、国内民主的实现和抗战胜利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建立。它们的实现，需要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内部，共产党的同盟者有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部分大资产阶级等阶级或阶层。虽然，统一战线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中国国运危在旦夕的情况下建立的。但是,其内部客观存在的阶级矛盾不可避免地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了一起。要巩固、发展统一战线，保障党的政治目标的顺利实现，要求党在处理与同盟者及同盟者之间的关系时，最根本的是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独立自主是“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他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独立的思想”[61]。要防止和纠正统一战线中的“左”右倾错误。当然，针对不同的同盟者，党应防止和纠正的“左”右倾错误具体表现是不同的，但它们却是由于不理解或不善于运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要有效防止和纠正统一战线中的“左”右倾错误，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明确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在具体行动中要坚持以“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一致性”为尺度，即一方面，民族矛盾是共产党在抗战时期言行的根本出发点；另一方面，党与其他党派，特别是与国民党的阶级矛盾在抗战时期要以合作不破裂为条件[62]。理解并成功运用抗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才能真正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从而有力保障中共抗战领导作用的切实发挥和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1][5][6][7][8][9][10]《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263、262、365、366、367、370、347页。
[2][22]《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8-79、174页。
[3][4][11][12][13][14][15][16][17][23][6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4、636-637、616、722、775、760、750、741、731、602、538-539页。
[18][19][20][2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1、1069、1069、1055页。
[24][27]《共产党人》1940年5月第6期，第31页。
[25][26][34][36][38][45][46][49][51][55]《共产党人》1939年10月20日创刊号，第11、23、25、12、53、21、31、57、57、48页。
[28][29][30][31][32][35][37][39][40]《共产党人》1939年12月25日第三期，第7、4、8、9、2、23、26、46、23页。
[33][56][57][58]《共产党人》1939年11月25日第二期，第46、28、14、28页。
[41]《共产党人》1940年4月25日第五期，第59页。
[42]《共产党人》1941年4月第十七期，第12页。
[43]《共产党人》1940年8月20日第九期，第2页。
[44][52]《共产党人》1941年8月第十九期，第47、23页。
[47]刘少奇认为：合法主义是指认为党处在这种被压迫的时期，不应该进行非法斗争与非法活动，而只应该进行合法斗争与合法活动。《共产党人》1939年10月20日创刊号，第40页。
[48]刘少奇认为：非法主义与合法主义相反，是合法主义的另一极端。他们认为地下党的一切工作，无论什么条件下，均须秘密的去进行，一切党员的活动，只应该是非法活动，认为在这种时期一切的合法斗争都是不可能的。《共产党人》1939年10月20日创刊号，第41页。
[50][54]《共产党人》1940年6月第七期，第23、25-26页。
[53]《共产党人》1940年11月20日第十二期，第4页。
[59][60]《共产党人》1940年7月20日第八期，第22、23页。
[61]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4页。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