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德曼德国驻华大使。
11月25日南京沦陷前从南京转移到汉口。从1937年10月22日开始，他忙于在中日间充当调停人。调停的过程，使陶德曼形成了对于日本的强烈愤慨。好在日本是德国的友邦，他不用太担心德国留宁人士的生命安全。
就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而言，他本可以迎合希特勒的意旨，用职权要求罗森等人与日本方面合作，但他不断地将罗森、沙尔芬贝格等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详细记述发往德国外交部，同时自己也作出不利于日本的总结和判断。当然，作为大使，他的重点是分析中日冲突对远东国际关系的深远影响及德国的应对之策。
罗森德国驻华大使馆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
日军进城前夕，他去南京江面英国军舰上避难，中间在日本军舰的护送下去了上海，1938年1月9日回到南京。
罗森与沙尔芬贝格、许尔特尔等在英国舰船上时，亲眼目睹日军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和严重后果，他对日军的厌恶立即发展到不加掩饰的地步。而且由于他坚持要到南京各处观察大屠杀的惨景，日本方面对其十分忌讳。日本驻南京总领事福田德康曾很纳闷地问沙尔芬贝格：“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日本有敌对情绪这点我知道，但为什么连德国人也这样呢？”从德国外交部档案中可以看到，日本领事馆和军方数次安排内容丰富的宴会，其中包括佐酒的美艳艺伎，企图赢得罗森的好感和“合作”，但罗森仍不放弃，直到被召回撤职。
沙尔芬贝格德国驻华大使馆南京办事处行政主管。
他很后悔与罗森避难于英国军舰上，回南京后，他对日本方面企图用“公关技巧”掩盖暴行的做法深恶痛绝。1938年2月8日，日本领事馆再次招待南京的外交人士，“演完4个节目后休息。幕间休息的走廊里摆满了小吃，长餐桌上有蛋糕、甜食、糕饼、水果等等，弯弯曲曲地像是俄罗斯皇帝的专用食品。所有食品放得整整齐齐。艺伎又来上茶，特别是点烟时那迷人的姿势，引得众多摄影师挤过来拍照摄影，以便过后通过电影或报纸向不明情况的世人表明南京的日本人和外国人相处得多么和谐。”沙尔芬贝格评论道：“这完全是一枚勋章的反面。露出了马脚！”沙尔芬贝格的厌恶源于他对日军残暴本性的发现，他向陶德曼报告说：“几天前就从施罗德博士住房附近的一个池塘里捞出了120多具尸体，这些尸体的双手都被用铁丝捆绑着。拉贝先生亲眼看到过这事。附带说一句：我自己多次看到日本士兵还用饭盒从这个水塘里取水喝。但愿他们吃得香！”
拉贝西门子洋行经理，国际安全区主席。
整个南京大屠杀期间，他一直在南京。由于担任过如此重要的职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国肃清纳粹法庭复议庭认定拉贝为“非纳粹分子”。1908年，拉贝到中国，中间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他在中国生活30年。拉贝是一个对中国人民的苦难充满同情的人，1938年3月他被西门子公司召回，其时，他刚刚救助了数以万计的在日军铁蹄下辗转求生的中国人。在他将反映日军暴行的报告寄给希特勒后，盖世太保强迫他保持沉默，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拉贝视角的震撼性。
施佩林德国上海保险公司员工，国际安全区总稽查。
整个南京大屠杀期间，他一直在南京。1937年12月12日，他曾自告奋勇要在中日间斡旋停火，以便中国军队后撤，日军和平进入。1938年1月10日，滞留在南京的国民党军野战救护处的蒋公穀去访问他，施佩林拿出中国地图，严肃地说：“现在敌人占领的，在贵国全面积中，不过百分之几，你们唯一的出路，只有抵抗，否则恐怕要做奴隶！”施佩林的直率，透露着对中国的同情与期望，同时，又带着一股德意志式的冷酷与肃穆。
克勒格尔德国礼和洋行工程师，国际安全区官员。
整个南京大屠杀期间，他一直在南京。克勒格尔第一次接触日军是在1937年12月12日深夜，在已经变为伤兵医院的国民政府外交部，日军军官在短暂的视察后表现出了“非常善意”的态度，给克勒格尔的印象是：日军很守纪律。“遗憾的是这种印象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到14日，“情况急剧恶化了”，日军的暴行在某种意义上使克勒格尔想起了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