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利伟 通讯员 何力
1930年，当中国革命尚如乌云盖顶、萧瑟暗淡之时，毛泽东却信心百倍地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49年，经过共产党人近20年的奋斗，革命的烈火终于燃遍大江南北，形成燎原之势。永川县原嘉阜乡也在这个时候建立了栏杆滩支部。随着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同年8月建立了栏杆中心支部，辖4个支部、70名党员。嘉阜乡党组织建立以后，不仅带领群众进行抗丁、抗税、抗加租、抗加押等一系列斗争，还成功打入敌人内部展开分化瓦解工作，为嘉阜乡乃至永川县城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永川黄瓜山
永川来龙湖
应运而生的栏杆中心支部
抗日战争结束前后，国民党腐败专制，政治黑暗，经济凋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国民党青川县政府任事务员的杨洪富不堪忍受当局压榨，参加了一场小职员的反饥饿斗争。在此期间，杨洪富与地下党员曾伯英接触甚密，受其影响和启发，产生了革命的思想。1948年初，杨洪富决定不再为国民党卖力，毅然返回老家——永川县嘉阜乡赋闲。
正当杨洪富在家为前途迷茫的时候，族人、共产党员杨炎培经常和他一起纵论时事，畅谈理想。在对杨洪富的思想和经历深入了解后，杨炎培和刘明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期入党的还有族人杨忠烈。
在刘明和杨炎培直接领导下，杨洪富工作思路明晰，方法得当，能力得到充分地展现，先后发展了余炳臣、陈家发、丁炳银、梁云华、梁瑞卿等人加入党组织，建立了两个党小组。1949年上半年成立了栏杆支部，由杨洪富任书记。栏杆支部成立不久，又相继在滴水建立了第二支部，在来龙建立了第三支部，在泡马凼建立了第四支部。1949年8月，随着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上级党组织决定在几个支部的基础上，建立栏杆中心支部，书记杨洪富，委员杨洪贵、刘明。
嘉阜乡地处永川县城附近，国民党军警宪特星罗棋布，栏杆中心支部所处的环境异常艰险。为了保护组织，党员之间采取单线联系。除有重要事项，需中心支部书记杨洪富亲自到江津请示以外，一般都由通讯员梁云伞、梁瑞卿传递情报。尽管处处小心翼翼，但由于刘明经常在杨洪富家出入，还是引起了敌人的怀疑。一次县府科员韦德光（嘉阜乡人）突然问杨洪富邻居林治全：“听说杨炳发（杨洪富父亲）家里住有共产党员。你知道吗？”林治全回答说：“哪有什么共产党？经常去他家的是他江津的亲戚。”这个消息很快传到杨洪富耳里，于是他们立即将有关书籍、文件转移，减少人员往来，降低活动频率。由于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栏杆中心支部消除了敌人的怀疑，侥幸逃过此劫。
巧夺抗丁、抗税胜利
1949年上半年，国民党反动当局为了挽救其失败命运，在各乡保掀起征派兵丁和税赋的高潮。栏杆中心支部决定以此为契机，发起抗丁、抗税斗争。栏杆支部的党员建议保长彭治中“筹款请人当兵”，将壮丁款加在其他捐税款内一并摊派给民众。没想到头脑简单的彭治中居然中计，激起民愤。
正当民怨沸腾之时，杨洪富通过国民党优抚委员会办事员王炳南搞到一份嘉阜乡领取优抚黄谷的名单，发现嘉阜乡、保人员互相勾结伪造抗日阵亡将士名单，冒领优抚黄谷。这无异于火上浇油，民众纷纷拒交款项，强烈要求惩处主事者。彭治中骑虎难下，便狐假虎威抬出嘉阜乡乡长余光明的弟弟余光远来平息事态。在保民大会上，趾高气扬的余光远开口就说民众抗税、抗粮，受刁民煽动，要追究责任。准备充分的栏杆支部成员毫无惧色，针锋相对，要求公布帐目，处理彭治中等人。余光远见镇不住民众，便凶相毕露，气急败坏地骂到：你们这帮穷光蛋在这里闹不算本事，有种就到街上去闹。”群情激愤的民众与余光远等人当场吵开了锅，束手无策的余光远只得灰溜溜地回到县城。
会后，党组织成员分析余光远叫大家上街肯定有诈，但为了戳穿余光远、彭治中等人的阴谋，他们决定向群众讲明真相，动员更多的积极分子和群众，赶场天在县城大南门纪念碑茶馆汇合。
赶场那天，大家按计划都往县城赶。但没料到，还没等大家到齐，余氏兄弟就纠集黄鱼帮的数十名地痞流氓大打出手，将地下党员梁尚荣打伤后逃之夭夭。民众到齐后，大家义愤填膺地赶到余光远处兴师问罪，做贼心虚的余光远却闭门不出。栏杆支部趁机向围观群众讲明事情真相，揭露嘉阜乡、保人员互相勾结伪造抗日阵亡将士名单，冒领优抚黄谷的罪恶行径。事态进一步扩大，国民党省党部、省优抚部相继下来调查。余光远等人花了很多钱财疏通关系后，才逃脱罪责。在栏杆中心支部的坚强领导下，在人民强大声讨声中，反动政权征粮征兵的阴谋彻底破产，抗丁、抗粮斗争取得胜利。
1949年10月，嘉阜乡乡长余光明，要求各保派壮丁15名，成立“反共保民军”，并自任营长，妄图阻止我军解放。而此时，栏杆中心支部已渗透到各保甲，部分伪保甲政权已被我地下党员或积极分子所取代掌控，各保的壮丁更在我党控制和掌握之中。成立“反共保民军”计划一再搁浅，气急败坏的余光明，扬言要抓保甲长，栏杆中心支部发动党员竭力做保甲人员和积极分子的工作，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号召有武器的保甲集中起来，准备与余光明武装对抗。在党组织的组织下，七保保长罗治荣，带着他的亲弟弟罗树成等6人和八保黄攸遂、陈朝荣、文崇贵（均系地下党员）等20余人驻扎在一起，四、五两保也聚集了精干壮丁20余名，在地下党员刘致君带领下以防不测，大势已去的余光明见状，不敢轻举妄动，只得用欺骗诱惑的办法在兴隆乡八角寺勉强成立“反共保民军”。但人枪寥寥无几，有名无实，在人民解放军和栏杆中心支部的强大攻势下，不久就自行瓦解，其武装抗拒解放的阴谋，彻底破产。
撕碎“二·五减租”的面具
1949年，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的政治、军事、经济都陷于困境，蒋家王朝面临灭顶之灾。国民党为了软化农民群众的斗争意志，粉饰其假民主的幌子，颁布实施所谓“二·五减租”。这次减租实际上是搞的明减实不减的假减租。当时地主、富农表面上也承认减租，但他们在减租的同时却又找寻诸多借口要加租、加押，这一减一加的结果，农民并没有得到益处。如果佃农不同意加租、加押，地主、富农就逼着他们搬迁，并将田土租给别的农民耕种。不少的农民为了能佃到田土耕种和不搬家，只得任凭地主、富农摆布。为了揭露国民党“二·五减租”的欺骗性和防止地主、富农换佃加租，栏杆中心支部向农民宣传共产党的分田废债政策，号召农民起来反对换佃，并说服农民之间不要互相夺佃。不少农民对地主、富农的加租、加押采取软拖硬抗，贫下中农采取向地主、富农借贷钱粮维持生计的方式，表示抗议。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解放前夕，国民党的美梦破灭，地主、富农加租、加押的阴谋在劳苦大众的抗议和抵制下，一直未能得逞。
瓦解敌人武装力量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后势如破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西南挺进。国民党的统治岌岌可危。蒋介石集团不甘心于失败的命运，到处拼凑兵力，妄图挽回败局。他们利用各地乡、保政权及封建帮会等，欺骗群众，成立各种组织为他们效力。一时间，国民党特务操持的“集谊社”等组织颇成气候。这些反动组织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不少群众上当受骗。曾在国民党部队任过营长的嘉阜乡人潘汝镛，受国民党罗广文委派，四处招兵买马，很快组建了一个营的兵力，并自封为营长。为了揭露敌人的阴谋，教育群众，栏杆中心支部决定派出梁瑞卿等人打入该营，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这支队伍刚在松溉领到枪械，永川就宣告解放。梁瑞卿等人趁机向受蒙骗的群众宣讲革命道理，促使一部分人员弃枪回乡，一部分人员向解放军缴械起义，积极提供线索，为解放军搜缴散落到民间的武器立下汗马功劳。
永川县原有两个自卫中队，解放前夕，又新成立一个自卫中队，由陈中坚担任中队长。茶店乡地下党员张杰仁得到消息后，立即报告杨洪富。杨洪富根据上级党组织要求，顺利打入该组织。准确地把握敌人的组织结构和动向，为解放军入城接管自卫中队打下了坚实基础。
开展支前剿匪工作
永川解放初期，粮食成为重要的战略物资。为了防止粮食落入敌特之手，嘉阜乡党支部迅速行动，查封地主粮仓，并组织群众将粮食运送给解放军。永川潜伏敌特勾结地方反动封建势力和国民党溃散官兵，组织土匪进行武装暴乱，妄图推翻我新生人民政权时，栏杆中心支部的地下党员服从党的安排，积极投入到征粮、剿匪斗争中去。已参加永川县公安工作的杨洪富，潜伏到西山化装侦察，成功抓获敌人报务员沈昌高，为消灭付秀元匪帮作出贡献。
留在农村的党员，都参加村农会、民兵治保等组织，围绕党的征粮、剿匪等中心任务，作了大量工作。马银乡土匪大队长宋光华纠集匪众上千人，常在东南、嘉阜、陈食一带抢劫群众财物，奸淫妇女，拦击解放军，对我地下党员家庭进行打砸抢，并扬言“消灭土八路”。嘉阜党组织的地下党员黄攸遂、陈朝荣了解到宋匪霸占了农民陈明发的妹妹，又胁迫陈明发参加其匪部，陈明发对宋光华的行为敢怒不敢言。陈朝荣、黄攸遂做通了陈明发的工作，决定除掉匪首宋光华。1950年3月29日，陈明发突然来陈朝荣家报称，“宋光华与他妹妹在一起，赶快调人去捉拿。”陈朝荣立即报告书记武继学、高佩之，请求区干队支援，派村民兵8人化装成割草模样，暗中监视宋匪的住处。指示陈明发与其妹陪宋匪喝酒，将其枪里的子弹用哑弹换了，将其余的子弹藏起来。陈明发之妻故意去该股匪副大队长向麻子报信说：“解放军由茶店、高山领，区干队和民兵由嘉阜分三路来围攻他们，要他们赶快躲避。”中了调虎离山计的宋光华成了光杆司令，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一举擒获。参与行动的嘉阜乡民兵，获奖步枪子弹一箱。此后该乡民兵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采取白天干活，晚上集中，夜间巡逻的方式与土匪周旋。由于思想工作深入，全乡很少有人去当土匪，成为全县的治安模范乡。在嘉阜乡黎君臣、谢银安等党员的努力下，成功争取黄瓜山上的廖伯超匪部10多人缴械自新。
（作者单位：中共永川区委党史研究室。图片来源：网络）
| 相关专题 |
| · 期刊选粹 |
